郭潜力

因居南方，小时候看电影，每有大军南下要跨过长江时，江南人总有许多兴奋异常的场面——或奔走呼号或交头接耳，一句话：北边来人啦！这“北边”便令我产生了无限的神往。

记得六七十年代，南方人听说北京要来人了，印象里就是一身中山装，头顶罩着光环，举手投足间“北”的气韵沉雄。

大军往北，叫“北上”，大军朝南，叫“南下”。这一上一下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表述吗？况且，地球本是圆的，细想起来，我实在弄不清这“上上下下”是怎么划分的。

查查资料，“北”乃北辰、北斗、北极星之意，《论语·为政》上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心里似有所悟。地理并非纯粹是地理，原来还有一层文化乃至政治的内涵在里面。

中国古代以“面南”为尊位，帝王之位南向，称居帝位为“南面”。《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庄子·盗跖》里：“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至此，与“南”对应的“北”，在中国就有了理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似乎更像是一种“情结”，理性到感性的反复熔铸，积淀在汉民族的内心深處，挥之不去化解难开。

南方，“南蛮”之地。文人士大夫轻南方之音低迷无力，为“南风不竞”；贫富之差也是“南阮贫而北阮富”；先贤孟子也把与其学说不同之人讥为操偏僻难懂的南方方言——“南蛮舌”；千去千不还的古道别离之地是“南浦”；戴手铐的旅客是“南冠”。

“北”“南” 之差可谓径渭分明。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特殊的，就连中国百姓也以“北”为规矩。盖房必得坐北朝南，北屋永远是正房；宰相以下的群臣办公之地叫“南衙”，天子身边的宦官居停之所却是“北司”，皇家花园更是“北苑”。那位工于词赋的李后主，皇帝本来做得好好的，一旦“面北”也得称臣。至于元代统治者将北宋遗民列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之后，作为第四等的“贱民”，呼之为“南人”，使“南”字更多了一层轻蔑的意味。

政治与文化决定出来的价值取向，也有在经济的作用下倾斜的过程。秦汉西北奠基之后，由于交道不便，导致粮草在多事的战乱年代成了生存的最大命题。帝都就有了不断向富庶之地的东移南下的历史，就有了南京“朱楼迢递”、“三国英雄六朝奇伟”的荣耀。当然，明清王朝最后依旧把天庭设在了“面南”的北方，而革新的民国还是在南地树起了大旗。这就恰好印证了崇尚政治、文化和难入主流的经济反复磨合的艰难。

被轻视的地位，相对弱势的文化教条和杂居的文化背景，以及较为宽松的政治统治，培养了南人拓荒生存的品质，也使南蛮之地的臣民敢于跨出国门，下南洋闯澳洲、九死一生去美国寻乐园。“文化沙漠”的帽子更使他们能毫无牵挂的敞开胸怀，去迎接资本萌芽的第一缕曙光。他们似乎不在乎让历史告诉未来，只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渴望随时代潮汐翻江倒海掀动波澜。

时过境迁，今天南方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向人们昭示的，不仅仅是繁荣富庶政治开明，它更是20世纪末文明古国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宛如一个横空出世的幽灵，与发达的港澳台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一道，引出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华经济圈”的话题。

鳞次栉比的高楼，玻璃山的城市，流光溢彩的夜生活，以及笑靥如花的容颜，“南边”俨然成了繁荣昌盛的代名词，人们稍有不顺，很容易吼出：我要去南边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边”的确汇集了无数的事业挫折，人际不适，爱情失意的热血之士。市场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源于崛起的南边向北幅射的神速。在我看来，观念的变革与国际的接轨，远大于一城一池的繁荣。共享文明进步，才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

“南边”能在今天让国人朗朗上口趋之若鹜，既是“北边”雄才大略政策开明的历史转折之遇，也是发愤图强自我拯救的心路历程。

“南边”一说大雅登堂隆重入室后，经济的魅力第一次鲜活地展示在国人的面前。它似乎比深奥的政治固守的文化更容易走进寻常百姓，因而也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中国人口的大迁徙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自觉自愿地流向南方，支撑着“雄鸡”昂首挺胸地站立起来，高歌引吭精神抖擞。

一南一北，“上”与“下”的观念渐渐远去。“北政南商”的格局随着朝阳跃出海面，蒸腾直上璀璨无边。“南商”的多样与繁荣，离不开“北政”的开明与豁达；“北政”的凝重与致远，离不开“南商”的春风和细雨。两者如一对爱欲纠葛的情侣，在沉稳与轻盈的互补中蹒跚前行……

北边的故事，是古国沧桑历史的脊梁；南边的故事，是华夏春天的血脉喷张。传统仍需继承，文化理应更新，相容才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