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洋

摘要：军功文书主要包括军功登录时的初始记录和正式勋簿。南北朝的中正官参与军功文书的管理，是当时考课文书管理的一大特色。相对南朝而言，北朝军功文书的管理更完善，措施更得当，军队、尚书吏部和门下省均参与了管理过程，形成互相监督、层层纠弹的机制。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考课文书文书管理

武官考课的主要标準是军功。这些军功记录于相关文书上，由专门部门保管，以作为事后考课该武官的档案材料。考课结果对武官的升降赏罚有重大影响。朝廷为打击军功考核过程中的作弊行为，力图建立高效有力的监控机制，考课与监察的紧密结合，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1魏晋、南朝的考课文书管理

军功作弊主要发生于两个领域。其一，战斗结束后，进行军功初步登录，不法者虚报战功、隐瞒损失。其二，军功初步登最后，将帅向朝廷汇报过程中，不法者趁机篡改军功文书。正是因为出现虚报军功、篡改军簿的现象，所以相应的监察核实制度是必需的。

为防范军功作假，两汉规定了军功登录造册制度。《汉书》卷50《冯唐传》注引如淳曰：“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伍符亦什伍之符，要节度也。”战斗结束后，军队有关部门要将士兵斩首级数、掠获数量等表示军功的项目记录在簿，“书其斩首之功于一尺之板”，然后“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也就是送交县郡，后由县郡按军功赐爵、赐田宅及相应的赏赐，军队向地方郡县送交“尺籍”的任务，必须由军队主管官吏亲自执行，两汉还建立了严格的检验制度，斩首捕虏的上报必须有专人验收确认后才会有效，对初步军功登录虚报不实者，要依法惩处。同时对将领互争军功亦给予严惩，如《汉书》卷6《武帝纪》：“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左将军荀彘坐争功弃市，”可见汉代对军功文书的监察办法已相当完善。

与汉代相承，魏晋南朝也存在大量的虚报军功的现象。《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载曹魏后期，文钦为扬州刺史、前将军，“好增虏获，以徼宠赏”。文钦为将，经常虚报俘虏数量，以邀功请赏。晋武帝时，石鉴多次虚报战功。《晋书》卷44《石鉴传》：“时秦、凉为虏所败，遣(石)鉴都督陇右诸军事，坐论功虚伪免官。后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坐讨吴贼虚张首级。”对此晋武帝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石鉴为将，先因虚报战功、以败为胜被免官，后因虚报斩首数量而受罚。石鉴之例，虽不明载军功文书，但因事后朝廷进行核实，相应的军功文书必不可少。

为核实军功虚实，魏晋南朝之朝廷除临时委派大臣亲临前线巡察问访外，还进一步完善军功文书种类，以期建立相应文书管理制度，魏晋南朝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军功文书，其称呼有“破贼文书”、“军书”、“军簿”和“勋簿”等。

破贼文书。《三国志》卷11《国渊传》：“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国)渊上首级，如其实数。”所谓“破贼文书”，当是记载军功的文书，斩首、掠获数量均要登记在文书上，战斗后要向朝廷汇报收获，按照以往惯例，将帅往往将斩获数目虚报，以鼓舞士气，稳定人心，同时也宣扬自己的军功，国渊据实上报文书，反倒成为特例。国渊事迹被南朝效仿，如刘宋时期，刘怀珍讨平亡命之乱，“宋文帝召问破贼事状。怀珍让功不肯当，亲人怪问焉，怀珍曰：，昔国子尼(即国渊)耻陈河间之级，吾岂能论邦域之捷哉。”

军书。军书涵义大体有二：其一，指军中檄文、褒赏文书、有关军队的命令等。如《梁书》卷14《江淹传》载齐高帝起兵创业，“是时军书表记，皆使(江)淹具草”；《梁书》卷30《徐搞传》载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徐)摘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搮出”；《陈书》卷16《赵知礼传》载陈霸先征讨时，赵知礼“为文赡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陈书》卷26《徐陵传》载徐陵“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其二，指斩俘敌人数量、物资缴获数量等军功记录。如《梁书》卷12《韦数传》载粱武帝时，韦数以辅国将军都督王师北伐，取得重大胜利，“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赏。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梁武帝天监年间，王师北伐，“(徐)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4)可见，“军书”就是有关军事征伐、战功统计之类的文书，是军队保留的军功原始记录。

军簿。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十月诏曰：“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在边远没有设置中正之处，根据军簿来选授官员。

勋簿。《南齐书》卷34《虞玩之传》载虞玩之上奏齐高帝曰：“自孝建已来，人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宋末落纽，此巧尤多。”虞玩之上表被朝廷采纳。虞玩之认为，东晋陶侃所上军功勋簿多有作弊，而刘宋诈注勋簿者尤甚，恳请检察户籍，以确保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数量。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十二月诏曰：“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陈武帝诏令吏部根据文武官考簿进行铨选，其中的“武簿”即指勋簿。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破贼文书”、“军书”并非等同于“勋簿”。“破贼文书”和“军书”均为军功的原始记录，尚未送至朝廷相关部门审核：而“勋簿”是根据军功原始记录而制定的军功簿，等待向朝廷汇报。《南齐书》卷46《萧惠基传》：“(宋明帝)泰始初……惠基西使千余部曲并欲论功，惠基毁除勋簿，竞无所用。”萧惠基为避免争功邀赏，毁坏勋簿，结果就无法依照勋簿进行奖赏了。这说明这种勋簿是统兵将领所制作的军功登记簿，并不发给立功的将士，所以勋簿被毁，行赏无从依靠。

2北朝的考课文书管理

军功文书作弊的现象同样出现于北朝。盗窃军功者多从勋簿下手，所用方法主要有篡改勋簿，虚报军功、虚增军阶、冒充官号。《魏书》卷11《后废帝纪》载中兴元年诏曰：“王度创开，彝伦方始，所班官秩，不改旧章。而无识之徒，因兹侥幸，谬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难推抑。自非严为条制，无以防其伪窃。诸有虚增官号，为人发纠，罪从军法。若人格检核无名者，退为平民，终身禁

锢。”也有篡改籍贯者，如《魏书》卷9《肃宗纪》载熙平二年(517年)春正月，诏曰：“偷窃军阶，亦悉沙汰。籍贯不实，普使纠案，听自归首，逋违加罪。”诏中尉元匡考定权衡。立功士兵虚报籍贯，估计北魏时期部分地区的士兵有着特殊的待遇。

针对勋簿作弊现象，大臣提出要加强监察和管理。《魏书》卷19《任城王元澄传》载孝明帝时，“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元匡请求将四种文书相互对照，以查验窃阶盗官者。四种文书，即内考簿、外考簿、吏部除书及中兵勋案，存放于不同部门，是有关军功的档案材料。内外考簿就是有关中央官和地方官的考簿，中兵勋案是统兵将领上奏给朝廷的军功文书。吏部除书是吏部根据文官考簿和武官勋簿授予宫职的文书。阎步克先生推测内考簿、外考簿对应着官阶，吏部勋簿和中兵勋簿对应着军阶。元匡所奏虽不被采纳，伹四种文书对校的监察办法被其后的卢同上奏朝廷并被采用。

北魏孝明帝时，人多窃冒军功。卢同多次上书孝明帝，内容主要涉及勋簿和勋券的制作和管理。

其一，旧有勋簿的纠察和审核。对于旧勋簿的纠察和管理，卢同提出互较勾检法。对旧勋簿进行检察纠正。《魏书》卷76《卢同传》：“肃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窃冒军功。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覆，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卢同上书曰：“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奏按，并复乖舛。臣聊尔拣练，已得三百余人，明知隐而未露者，动有千数……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勾奏按。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按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

卢同因审阅“吏部勋书”而检核出盗窃军阶者，可知吏部存有军功簿。从卢同所奏可知：其一，旧勋簿存于吏部与中兵，“奏按”存于中兵；其二，由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对勾奏按，则二职有监察职责。其勾检方法是，拿吏部、中兵所藏勋簿与中兵所藏“奏按”三者相对照，若姓名与军阶无误者，再另造“黄素勋簿”，上书写军阶数，加盖七兵尚书朱印。新的黄素勋簿制成之后，仍要一式两份，一份与原有“奏按”同时保存于中兵局，一份送至吏部保存。三份文书保存于两处，互相对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涂改勋簿的发生。

其二，新勋簿的内容要完善，卢同进一步提出以后勋簿的制作方法：“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民，具列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名贯，别录历阶。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尉，太尉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关付吏部。”

卢同认为，旧勋簿制作简单，容易造假，新的勋簿制作要先列其姓名、籍贯、官职等级，军队加盖印章，将之封存，上送至上一级军队部门；统降、都督加盖印章，然后上送行台：行台再将勋书送至太尉，由太尉审核并送至七兵尚书“重究括”，最后上奏皇帝。皇帝批准“奏按”后，据之以制作新的黄素勋簿，并一式两份，存于吏部和中兵，当时平级之间文书往来称为“关”，“行台关太尉”说明行台与太尉也不属于同一系统，“行台不能直接奏申中央尚书，说明行台作为中央尚书分支机构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卢同提出的勋书奏申次序办法，可知是层层汇报，并加印章，构成完整的军功汇报、勋簿制作和保存的系统。同卷接着载卢同上书云：“顷来非但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而已，或一阶再取，或易名受级，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无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阶之后，簿不注记，缘此之故，易生侥幸。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抄目，印记一如尚书，郎中自掌，递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卢同谈到北魏末期(“顷来”)勋书作伪的情况，其原因是吏部无勋簿，无法与中兵所存勋簿相互核对，因而造成了盗窃军功的盛行。卢同建议以后吏部根据勋簿对将士授阶后，要注写日期，并由吏部尚书加盖印章，然后吏部郎中重抄一份，尚书亦加印记。勋簿和“抄目”均由尚书郎曹保管，“递代相付”，以免盗窃军功者得逞。上引卢同上书，孝明帝“诏从之”，可知卢同所提建议得以实施。

其三，对军功登录过程中相关文书的纠察和管理。上述卢同建议主要涉及旧勋簿的纠察和新勋簿的制订问题，而不涉及军功登录过程中的作弊行为。针对此问题，卢同再次上书孝明帝，建议制定“勋券”：“臣伏思黄素勋簿，政可粗止奸伪，然在军虚诈，猶未可尽。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按，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已上，即令给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已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陈，某官某勋，印记为验，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记至京，即送门下，别函守录。”

勋券与勋簿不同，勋券是军功的初始记录和凭证，勋簿是根据勋券审批后制定的：勋券可以交付个人，而勋簿必须交付国家相关部门，即吏部与中兵。在登录军功时，实行逐级上报制度，行台、军司、监军和都督均负有监督审核的责任，勋券上的内容有立功者的姓名、所在部队名号、作战地点和具体的军功。勋券制订后要居中拆分，“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立功者手持一半勋券，作为立功的凭证，勋券一分为二，行台和立功者各执其一，二者合并构成完整的勋券，并均标柱印记，这略同于战国时期的上计簿剖分为二、君主地方官各执其一相互对照的做法。卢同建议将勋券送至门下省审核，这是因为，与南朝门下省相比，北朝的门下省地位较高，权限极大，常常参决尚书奏事，并有一定的封驳权。

其四，依据勋簿进行赏罚的原则。卢同还提出根据勋簿进行赏罚时要注意的几个原则：“又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随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

卢同提到据勋簿行赏的几个原则：实名制、及时制度、公示制度。军功行赏要及时，免得日久生奸，明确地规定因军功受赏的最后期限；封赏后，要张榜公告，让天下皆知此人已经受赏。

其五，勋簿的制作要及时。卢

同上书：“又勋簿之法，征还之日即应申送。顷来行台、督将，至京始造，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奸伪之原，实自由此。于今以后，军还之日便通勋簿，不听隔月。”

卢同上书以前的北魏，勋簿在军队返回京城后才制作，一年半载甚至两年后才上送勋书。从军队立功，到根据勋书受赏，间隔时久，易生奸伪，所以，卢同建议勋簿的制作要及时，军队凯旋之日，就要根据勋券制作勋书，及时上奏。卢同再次上书，结果是“诏复依行”。

卢同建议虽得到北魏孝明帝诏准并付诸实施，但盗窃军功现象不可能杜绝。《魏书》卷10《孝庄纪》载永安二年(529)秋七月，“诏以前朝勋书多窃冒，宜一切焚弃之，若立效灼然为时所知者，别加科赏。蕃客及边酋翻城降，有勋未叙者，不在焚断之限。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马渚立义，加汎五级：河北执事之官，二级；河南立义及迎驾之官，并中途扈从，亦二级。”可知孝明帝时期，勋书作假者甚多。孝庄帝在权臣的要挟下，一方面对前朝勋书多焚弃，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亲信和拥戴有功者普遍授阶，以收买人心，这样的做法只能使勋簿的管理更加混乱。

3中正參与考课文书管理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南北朝中正组织不仅负责品第官员，还参与了武官军簿的管理，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监察作用，

南朝萧齐中正参与了武官军簿的管理。《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载建元元年(479)十月诏曰：“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正即给。才堪余任者，访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或戍扦边役，末由旋反，听于同军各立五保，所隶有司，时为言列。”荒远之地因无中正设置，更无中正品簿可以核实，因此准许吏部根据军簿授官，亦可从反面说明，州郡置有中正者，需由中正负责提供中正品簿或类似材料，

北魏州中正负责考订军簿，可起到监察作用。前引《魏书·卢同传》载卢同上奏魏明帝时云，“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武官考课的重要标准是军功，军功记录在军簿上，以备事后受赏。由于战争频繁，军功文书得不到及时保存，勋簿得不到及时制订，武官得不到及时受赏，出现了诸如窃冒军功等一系列问题。张旭华先生据“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推测北魏州中正还负有考察军功、订正勋簿和防止窃名假冒军功等责任。军簿是武官考课的重要凭证，而中正负责考察军功、考订勋簿。可见北魏州中正参与了武官考课的过程，对军功考课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察作用。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为防止军功考课中的作弊行为，建立了相应的考课文书制度，军功文书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军功的初始记录，如“破贼文书”、“军书”、“勋券”等：二是根据军功的初始记录而制定的正式文书。如“勋簿”等。军功文书的制定和管理是军功考课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因此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尤为重视对勋簿的管理。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官参与武官勋簿的管理，是当时军功文书管理的一大特色。相对南朝而言，北朝军功文书的管理制度更完善。措施更得当，军队、尚书吏部和门下省均参与了管理过程，形成了互相监督、层层纠弹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