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义

改革开放30年沧桑巨变，中国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我国对外开放、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其中，作为培养专业外语、外交、外贸、外事等高素质涉外人才的外语高等教育，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扮演着异常突出的角色，全国专业外语院校、不少综合性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外语系）等作为实施外语高等教育教学的主体性办学机构，为推动“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语言架设桥梁，文化沟通世界”，外语这个对外交流、国际合作与谈判、涉外服务所必须的强有力的工具性学科，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社会认可和支持空间。

回首30年变迁，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引起关注：到底是什么样的外语教育制度促成了今天的外语教育效果？外语高等教育制度是有关外语教育教学、专业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等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性力量和政策性规定，引导、支持、推动着教育发展的方向、目标、效率、效果。诺思(North)开创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解释30年外语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视角。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本文对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外语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进行历史考察，从外语专业招生制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和模式、外语专业毕业生制度等制度变迁过程反思对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正反馈功能和作用。

一、外语专业招生制度变迁及对人才“入口”的有效选拔作用

好的生源基础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高高校持续性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对外语高等教育而言，用好的制度把好生源“入口关”，注重生源科学选拔、注重生源质量和公开透明是关键举措。

高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考试，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加强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组成部分。从1977年恢复高考，在当代中国实施了30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制度性弊端和一定的负效应，其改革正悄然地渐进式地向前推进：首先推出了“3＋X”高考模式，其意义、价值和制度性优势毋庸置疑。其后又在部分地区实施了春秋两季招生考试方案，进一步打破了全国统一进行的、“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2007年，教育部又正式批准复旦大学等在上海市本科招生中开展了“深化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高校综合考生平时的学业水平和面试考核成绩，实行自主招生。所有这些改革举措，都在朝着打破全国统一高考模式，实现多形式、多元化的考试制度和方法的改革目标迈进。外语高等教育多年来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是基本途径，长期积淀的专业优势、炙手可热的就业前景、国际化人才需求的巨大空间都给外语专业带来了良好的竞争环境，30年来外语专业高考竞争一直很激烈，外语人才生源基础保持良好势头。

除了高考统一选拔机制之外，高等教育还有一些特殊招生制度，如保送生、外语小语种、自主选拔录取、艺术特长生等招生类型。在此，仅举保送生招生和小语种提前招生这两类与外语高等教育直接相关、招生数量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特殊招生来简要说明：

保送生招生制度是外语高等教育招生的重要措施，起于1984年。据教育部文件，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其规定的保送条件，经所在中学推荐、招生高校进行认真审查并组织文化测试及相关的考核、同意，就可免于参加高考，直接进入高校学习。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均可招收保送生。借此机会，全国外语高等教育系统积极贯彻教育部精神，深化适合外语专业特色和人才选拔规律的保送生招生制度，对在高中阶段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等进行保送筛选，同时根据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对生源的特殊要求，招收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推荐的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加强身份审定，严格考试程序，注重生源质量，确保外语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外语小语种招生制度是充分尊重外语高等教育特点的有效选拔机制：小语种招生又称“非通用语”、“非英语专业”招生。教育部为了满足国家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批准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19所高校实行招生试点，可通过自行组织命题、单独考试录取非通用语专业考生。这是针对非通用语种专业的特殊性而采用的招生制度，其招生对象、考试内容及录取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和基础，对小语种专业有浓厚兴趣，立志在小语种专业领域有所发展。这类招生充分考虑了外语高等教育的独特性，经实践表明，这样的招生制度对选拔适合非通用语种学习的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筛选功能和强化功能，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推广性。

二、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和模式变革及对人才素质的整体提升功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几经变迁，不断经受实践检验，其针对性、可行性、科学性、长效性和可推广性都在进一步完善成熟。我们可以从学分制、外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国内外学生联合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制度变革等方面进行简要探析。

1.学分制的实施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构建合理的教学管理体系

1978年，教育部提出有条件的高校可实行学分制。1983年，学分制由重点院校扩大到非重点院校, 由综合大学、多科性院校扩大到单科性院校和其他各类院校。1985年，实行学分制的高校接近高校总数的1/5。1985年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减少必修课, 增加选修课, 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20世纪90 年代后, 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为直接诱因,不少大学已开始实行按学分收取学费。在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跨学科选课是学校的特点，学生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在学分制改革的大潮下，我国外语院校积极贯彻教育部精神，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开始实施学分制。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行“学分制+绩点制”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只要修满主、辅修专业或必修课和选修课所规定的学分，达到平均绩点，可同时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辅修专业合格证书；同时实行灵活学制，允许学生可在3年~6年修满学分取得毕业资格。西安外国语大学于2000 年实施学分制管理，于2001 年制定了“学分制管理试行草案”，开始时只是在公共必修课、选修课以及专业选修课进行试运行，随着改革的深入，学分制管理才逐渐延伸到外语专业课。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实施学分制的决定》要求学生在四年学制的前提下，接受教师的指导，根据培养计划的要求和自己的需要与能力，自行安排学习进程，可以在3年~6年内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后即可毕业。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根据多语种特点和学生零起点语言基础特点适时实行学年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按合理比例配置，学分管理科学，教学效果好。

2.外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制度构建外语教学效果评价方式

外语专业过级考试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初衷是检验学生各个阶段的外语学习成绩,提高外语教学质量。不同语种开始的年份各不相同。1992年原国家教委正式提出要在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和高年级阶段实行统测，属于标准参照性教学检查类考试；同时，德语、法语等外语专业也相应地开展了外语水平测试工作。由于专业过级考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过级率成绩的高低成了衡量一所学校教学水平的标准。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和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成绩,以及俄语和日语过级成绩成为用人单位聘用毕业生的评价尺度。

过级考试制度中，高校英语专业四级、八级测试历时最长。自1991年创建以来，已历经多次改革。为了使四级、八级考试努力做到标准化和科学化，1992年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英语测试领导小组下面设立稳定的测试项目组。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大纲从1992年底开始起草，至1993年由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审定通过,后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于1994年出版并向全国发行。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外语教学的需求,教育部外语教学委员会几乎年年都对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大纲进行修订，组织专家对TEM考试的内容效度、预测效度、共时效度等进行全面评估。

全国各高校外语专业的专业考试过级率各不相同，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知名外语学府的过级率较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把英语专业八级能否通过与能否获学位直接挂钩。

3.国内外学生联合培养制度搭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外高校之间的交流日益繁盛，中国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到国外大学学习深造的机会不断增多，中外学生互访交流也更为频繁，由此搭建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总体而言，国内外大学、专业外语院校在内的联合培养本科或硕士生制度可分两种情况：

一是面对统招进来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按照国内外相关大学签订的协议，这类学生在标准学制内赴国外大学学习，方式可以是“3+1”（国内3年+国外1年）或“7＋1”（国内7个学期＋国外1个学期），也可通过与国外大学实行交换生项目来实行。一些专业外语院校积极发挥语言优势和国际合作组织优势，积极加强这方面的中外联合培养，通过长期的制度建设和规范合作，使学生在完成规定课程、修满所需学分后，同时分别获得国内外两所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毕业文凭。目前，国内一些大学积极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很多小语种都有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一般大二、大三年级的学生都有机会赴对象国学习。

二是面对非统招进来的全日制学生，主要对象为高中生和本科毕业生。目前，国内很多大学都开办了这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此类联合培养项目的模式一般有“1+1”（学生在国内外各学习1年，联合培养硕士生），“2+2”（学生在国内外各学习两年，联合培养本科生）。按照制度规定，这类联合培养生在完成规定课程、修满所需学分后，将获得国外大学的学士、硕士学位和毕业文凭。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院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国际商学院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

4.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打造稀缺语种人才培养摇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外语尤其是非通用语专业人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高级化趋势，对非通用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即由单纯的外语技能型转向为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较强综合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经过几十年发展，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明确了非通用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学科建设方面强化优势、调整结构、明确重点、合理布局，根据国别、区域以及国际关系来科学规划非通用语种学科设置，重新组合各个语种专业，增设新的语种专业，促进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积极探索多种途径，为每一位非通用语种专业学生提供出国留学机会，同时搭建通识教育平台，提高非通用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以全国教授语种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学校现有43个语种，不少小语种在全国独一无二，几十年来始终站在外语人才培养的最前沿，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以最大限度、最高质量满足国家对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为己任，积极推进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就北京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种的教学改革做过3次批示。根据周济部长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本科生在大三时到对象国学习一段时间；要把小语种学生出国留学纳入到本科教学改革的进程中去”的精神，北京外国语大学不断深化非通用语种教学改革，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从学科、专业层面加强非通用语种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加大非通用语种专业学生的科研力度，积极开拓出国留学窗口，为学生出国留学提供多种途径。通过这些举措，北京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取得了可喜成绩，被教育部列入“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2007年12月又被教育部和财政部批准列入首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单位。

5.“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孵化大批复合型人才

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雏形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当时，教育部大学专业目录上就有“专门用途英语（科技）”、“专门用途英语（外交）”、“专门用途英语（国际贸易）”等专业，其中理工科大学的英语专业都叫“专门用途英语（科技）”，简称“科技英语”专业，外交学院办的是“专门用途英语（外交）”，对外经贸办的是“专门用途英语（国际贸易）”。90年代大学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这些特殊名称的专业，只保留了“英语”和“英语教育”两个本科英语专业。但一些学校已纷纷应社会需求开设了相关“专业方向”，如当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就有5种专业方向之多。

到90年代中期，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这个议题被正式提出，在全国各高校呈“燎原”之势。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于1994年成立国际经济法学院，创办了复合型的法学专业本科（国际经济法方向+英语）。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等，大都设有法学院和国际商学院。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把复合专业结构分为3类：复合型，由外语+专业构成（如国际贸易、国际会计、国际新闻等）；方向型，由外语+专业方向型课程构成（如英语旅游管理、英语涉外秘书、英语涉外公关等）；双语型，由少数语种+英语构成。这些“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确实为我国对外开放培养和孵化了大批外语基础强，又有经济、法律、管理、外交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又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自成立以来，秉承严谨、务实的作风，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办学指导思想立足于建立具有国内最强外语背景的经济和管理学科，培养能在全球化经济中大显身手的国际管理人才。其复合型知识结构表现在：毕业生的外语达到相当于英语专业的水平，同时又接受系统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和专业学科的教育，毕业生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专业沟通和学术研究。这种“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到底如何复合？“外语”、“专业”各自边界多大为宜？二是外语这个基础、特色到底如何保持，如何在复合型专业办学实践中不走样？这些问题需要从实践中深化办学理念，打好外语基础，夯实专业背景。

30年外语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表明，以上这些外语教育制度设计和人才培养模式确实对办学效果起到了强化和正反馈功能，这些处于变迁、趋于更理性的教育制度和安排成为了外语人才培养的自增强的路径依赖。

三、外语类毕业生就业制度变革及对人才培养的导向和反馈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外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制度伴随我国整体就业制度的变革不断完善，在引导外语专业人才服务我国外交、外事、外贸等国家重点领域，引导毕业生在祖国对外开放事业中大展宏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从人才出口的角度对进一步完善外语人才培养体制、提高外语人才质量起着正反馈作用。

在国家宏观就业制度指导下，外语专业人才按照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总体需求，其就业制度逐渐趋于理性，就业环境逐渐放开，毕业生就业渠道畅通，更直接融入国际化、全球化的人才市场体系。从行业看，外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取向主要集中在公务员系统、外资外贸企业系统、教育系统、新闻系统等，后三者就业与其他专业毕业生没有本质性差别，而在公务员系统，尤其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公务员就业，在制度设计上更强调专业性、行业性和国家需求。比如，外交部在公务员招考过程中非常注重外语专业基础，更多体现专业性优势，体现服务国家大局和外交大局的职业精神，在招考制度和程序设计方面充分尊重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价值和生涯特点，尤其是对一些稀缺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国家更是以好的制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一些外资企业也积极和学校达成人才供需长期协议，通过“订单式”培养优先锁定优秀外语人才。这些具体做法和制度性安排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外语专业人才的就业需求和发展规划，也对人才培养过程提供了人才质量标准、人力资源市场等反馈性信息和改进策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伴随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国外语高等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可喜佳绩。其中，好的教育制度、适合外语学习和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成为推动外语高等教育事业科学理性发展的路径依赖，成为保证大批外交、外贸、外事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相信我国外语高等教育事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将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培养更多生力军和主力军。■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专项规划重点课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外语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