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的一个冬天，长安城内一片繁忙。宫内，文武大臣们一反往常的从容淡定，相互之间眼神交错，一股莫名的惊慌难以抑制。此时，一道紧急军情由遥远的边关直达朝廷：安禄山、史思明举兵反叛了!

此时的大唐天子唐玄宗，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他接到军情飞报后，随即将奏报弃之一边，对大臣们说，这不过是那些“恶禄山者诈言”而已，不必当真。

然而，一个又一个的军情飞报飞到了玄宗手边：叛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大举南下；“海内久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叛军攻下洛阳了……这一来不由唐玄宗不信了。反讯确实，玄宗哪里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洛阳失陷后，大将封常清、高仙芝收拾残部退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军心动摇，而在长安城里坐立不安的玄宗得知封、高二将久守不出，内心里一股不知何日才能退敌的忧虑，竟然使得这位“雄主”的举措乖张起来：一道圣旨迅速下达，圣旨中以封、高二将畏敌怯战之罪，命令宦官在军中斩杀封、高二将。

斩杀二将之后，唐玄宗心头似乎稍稍平静，他的耳边想起了一首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歌中的哥舒就是当年在与吐蕃作战中屡立战功的哥舒翰。然而，哥舒翰却已中风，病休在家也已多年。

接到奉命统兵出征平乱旨意的哥舒翰，不知是被这纸皇帝莫明其妙的任命所惊起，还是被皇帝的信任所感奋，竟然以一介中风之躯挺身而起，前往潼关。

到了潼关，重病之中的哥舒翰中风之症似乎不治而愈。当年的雄风似乎也被战争的硝烟唤回。此时，不断有消息传来，河北河南的颜真卿、李光弼、郭子仪、许远等多路兵马连连击败叛军，安禄山大为恐慌，准备放弃洛阳逃回范阳。面对这样一个有利局面，哥舒翰选择的战略布署还是坚守潼关。只要潼关不失，叛军的末日已经不远。

但是，玄宗这一边看到杀了两员大将之后，换来的仍然是坚守潼关，心中自然十分生气。然而，此时若是再杀掉哥舒翰，恐再无人统兵了，于是他再三命令哥舒翰出战。无奈，哥舒翰“抚膺锄哭久之，乃引师出关”，随即被叛军杀得大败，十余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哥舒翰之死是一种悲剧，倒不如说他的不幸是大唐太平天子玄宗身后的一个悲情影像。哥舒翰一死，潼关天险的大门就这样被玄宗亲手打开了。安禄山得以大兵长驱直入，紧接着就占据了长安。

从起兵到攻下首都，安禄山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宣告了被后世史学家讴歌不已的“开元盛世”的终结。到天宝十五载六月，留给唐玄宗选择的就只有仓皇奔蜀这一条路了。刚走出长安不过百十里，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兵变，玄宗心爱的贵妃及以“椒房之亲”得任宰相的杨国忠先后被杀。同年，太子李亨不待玄宗之命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一代“雄主”唐玄宗也不得不宣布退位为太上皇。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称“英武有才略”。不仅当时的文人骚客的笔下对其称颂有加，乃至后世也一直把他作为一代英主而载入史册。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把安史之乱看作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言下之意就是把这一责任加诸一场军事政变，充其量就是追究责任时在安禄山和唐玄宗身上各打五十大板。当然，我们如果非要找一个点的话，755年的冬天当然算得上是一个。然而，倘若就这么简单的话，何以去解释人们眼中的“开元盛世”如此短命?

历史果真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其武功。

唐玄宗的武功，说起来其实主要来自于他即位之初，先是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拥立其父李旦即位，自己得立为太子；唐玄宗即位后不久，又以宫廷政变的形式杀了大权独揽的姑姑太平公主，此时他只有27岁，改元开元，表示要大干一场。

然而，到唐玄宗止，唐朝虽号称一统天下，究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完全统一。“唐兴，蛮夷更蛊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南诏是也。”(《新唐书·四夷传》)又说：“突厥，回纥(即回鹘)、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新唐书·地理志》)这就是说，面对这么些州府朝廷不能干涉，不唯如此，就连户籍、赋税都不归朝廷管。因此，当时他们也或臣或叛，经制不一。比如南诏造反时，其首领阁罗凤宣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破裂，列举了南诏不得不反的六大理由。吐蕃也是如此，《新唐书·吐蕃传》载：“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虎帅环视共计，率不得要领。”吐蕃不但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而且多次杀逼京城，而朝廷对此亦无计可施。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还指出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胡化”：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现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

这里虽然说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其实在安史之乱前，也不例外。唐玄宗重用胡将，其目的就是以胡制胡。安禄山和哥舒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玄宗倚重的得力大将。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除了京城的宏丽宅第外，各种财宝钱物从不间断。更有甚者，为了笼络安禄山，玄宗将当时全国最大的牧马场陇右牧场，送给安禄山。众所周知，马对军队的战斗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也为安禄山的叛乱打下了基础。

玄宗之重用蕃将，正是唐代军事力量衰弱的表现。以当年的石堡城一战为例。石堡城位于今甘肃省卓尼县，因地处要冲，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和吐蕃为此反复争夺了27年(729年－756年)之久，进行了几场激烈残酷的拉锯战。

天宝元年，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买胡马壮军势，掌握“天下劲兵重镇”，直到此时唐军才开始易守为攻。哥舒翰于747年十一月接任陇右节度使后，在青海胡畔筑城做防御工事，置神威军，但很快就被吐蕃攻破。

749年六月，玄宗命哥舒翰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部加上朔方、河东兵6，3万余人向石堡城发动进攻。然而，就在这场胜利之战中，唐军以士卒死伤数万人的代价才攻下这一军事要冲，仅擒获吐蕃400人。

也就是受这场战争的鼓舞，玄宗此后一改防守的策略，主张以进攻为主。安史之乱初，哥舒翰就是玄宗这一战略决策的牺牲品。

可以说，玄宗时的武功，基本上是胜少败多。诗人说的“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

就是一种真实写照。事实上，长安也是郭子仪联合回鹘军队收复的，显然单凭唐军是不可能收复长安的。

那么，我们再看其文治。

唐玄宗的文治向来有勇于纳谏、节俭自厉的美名。因而，不少人则将责任归究于他后期任用的宰相、宦官身上。事实又如何呢?

唐玄宗是历史上更换宰相比较频繁的皇帝。《唐会要》记载，自延和元年(712年)始，玄宗所用的宰相就有3 4位之多：刘幽求、陆象先、岑羲、萧至忠、郭元振、姚崇、宋璟、卢怀慎、张说、苏颞、源乾曜、张嘉贞、李元紘、杜暹、萧嵩、裴光庭、韩休、张九龄、李林甫、牛仙客、李适之、杨国忠等(唐设宰相不止一人，其中有同时为相者)。

那么，玄宗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更换宰相昵?是这些宰相做得不好，还是有别的原因?

其实，平心来论，玄宗朝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都还是不错的，问题出就出在玄宗身上。历史上的玄宗对直臣谏言并不如后人想象得那样虚怀若谷。相反，他需要的宰相只是听话的宰相，对姚崇、宋璟这类直言相谏之人，时间稍长就产生厌弃之心，导致他们不能久居相位。如姚崇因儿子犯罪被罢相后，虽仍任京官，入阁供奉，但也不过备咨询而已。张九龄于开元二十一年五月任宰相，任职也只有三年多，玄宗就对他厌倦了。当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将玄宗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后，大唐上下就开始弥漫起个人崇拜之风，并愈演愈烈。宰相张九龄为了规劝玄宗，在玄宗生日这天将历代王朝兴废的经验教训编成一个小册子，取名为《千秋金镜录》，呈献给唐玄宗。玄宗看后很不高兴，后来给张九龄加上一个“阿党”的罪名将其罢相。

由此可见，玄宗早年用相，本意并非要用直臣，后来就干脆以频繁更换宰相以达到他用那种阿谀奉承、事事顺从的宰相之目的。他需要的是源乾曜之类的“伴食宰相”，这样的宰相在位时间才可能长久。

因此，后来杨国忠也对百官辩解：“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这应当是可信的。

不少人在总结唐的衰败教训时，也称玄宗早年是个英主，是到了晚年才转变的。大多奇怪他前后反差之大，判若两人，归结到人性的异化、人格的裂变。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人的转变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彻底。相反，什么样的禀性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习性。史载，玄宗是个音乐家、舞蹈家，他终生没有放弃这两大爱好。但是，他既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圣明之君，又不愿荒废这些乐趣。为此，开元十八年，玄宗“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接下来的两年，玄宗每年春天都下诏让百官休假，“任逐游赏”。开元二十五年，又令“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事，任追游宴乐”。天宝十载，规定“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盏时，覃及中外”。“自今以后，非唯旬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实际上，这些诏令规定，都不过是打着与民同乐的幌子为自己纵欲享受提供借口，大开方便之门。

唐玄宗并不是那种节俭自厉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先后去华清池洗温泉浴达42次之多。每次都自然少不了美女陪伴，只不过后来有了杨贵妃，唐玄宗在别的女人身上也就少下了不少功夫。就在安禄山起兵之时，唐玄宗还和杨贵妃驾幸临潼华清池，忘情于湖光山色，迷醉歌舞宴乐之中。

莫名其妙的是，眼光如欧阳修者也把安史之乱归诸“女祸”：“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后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新唐书》)清代那个叫赵翼的学者也随声附和，他还专在《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单列“唐女祸”一条。

正是出于对声色娱乐的追求，玄宗为了既腾出时间，又不惹人闲话，才将朝廷大事尽数托付给他信任的宰相、宦官。他自己却在宫中自称“阿瞒”，以曹操自比，显示自己的谋略和才艺。

对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玄宗直到死时，都没有说过一句悔悟的话。《新唐书》说他“窜身失国而不悔”，唐人曹娜《梅妃传》也说他“身废国辱，思之而不少悔”。

他果真无须忏悔吗?

大诗人杜甫曾有诗赞道：

忆昔开元全盘日，小邑尤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历史上所谓的开元盛世果真这么盛吗?其实除了《新唐书》振振有词地记载：“藏书之盏，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此其一也。

其二，到天宝初年，唐人口已增长到最高的5200多万人。

其三，《新唐书·食货志》载：“海内富实，京师斗米价钱十一，青、齐间斗米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行人。店有释驴，行者数千里不持尺兵。”

可是除此而外，所谓开元盛世乏善可陈。

相反，太子瑛及王子瑶、王子据三人无罪，却被玄宗一天之内尽杀之。

为声色，父夺子妻，纳儿妃杨玉环为贵妃；又赐其兄姐四人以高爵巨宅，得以鸡犬升天。

自武则天时期开始的国内土地兼并之风，在玄宗手里愈演愈烈，成为了“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严重社会问题。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手段之恶劣，数量之惊人，有登峰造极之势。《新唐书·芦从原传》记载，芦从原“占良田数百顷”，唐玄宗不以为怪，反誉他为“多田翁”。

土地兼并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悬殊：富者田连千顷，宅院无数，占尽天下资财；贫者四壁皆空，栖身无所。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杜甫这首《忆昔》纯粹是一首粉饰太平、替玄宗歌功颂德的拍马诗。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岂能是杜甫一首诗所能改写的了的?《新唐书》所载，恐亦不足为信。

其实，不仅杜甫如此，整个盛唐诗坛都流行着歌舞升平、粉饰太平之风。

所谓的开元盛世就是被当时的文坛诗坛所制造出来的。这也就是开元盛世之所以昙花一现的根缘所在。

汤一介先生说得好，自《礼记·礼运》勾画出一个大同世界的蓝图后，致太平的思想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理想。不仅帝王好以“太平”为年号，好自称“太平皇帝”，就连农民起义也大都以“太平”相号召，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太平道”为标榜；宋代的农民造反，也高举“杀尽不平享太平”的大旗；至于清末洪秀全则干脆自称“太平军”、“太平天国”。其实，真正的“太平盛世”从来就只是一张画饼，老百姓从来就没有尝过它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