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屈辱开始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见《呐喊》）然而鲁迅所说，只是世人欺贫爱富的世态炎凉。他不会知道在20世纪的中国人，一旦有人被摈弃在人民的行列之外，那遭际与况味。

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后，也就难逃这样的遭际。22年后，他在接待记者访问时，忆述当时的情况：

住在上海里弄里，居民知道我是《文汇报》的总主笔，见到我也好像肃然起敬。解放后办报纸，明明想为人民做点宣传工作，结果一顶帽子一戴，朋友见了面也赶快走开，不躲不行啊！他给你打个招呼，他单位里有人给他打个报告就很麻烦。里弄里的人也不敢和你接近，户籍警隔一两个月也要来看看你，尽管摘了帽也还来。家庭里除了我的老爱人跟我照样友爱之外，其他的人，包括儿子，不同程度的对我另眼相看。我还算好的，没有一个儿子去登报声明说要和我脱离父子关系。这种精神上的凌辱，开始时一想起来就是一身冷汗。想想自己，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情，总还是爱国的吧，一下子打成反动派，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我还是跟着你走的，你忽然说我反对共产党，就怎么也想不通。后来也就算了，特别是文化革命起来后，连刘少奇也说是反党，也就无所谓了。

铸成先生这番话，说的完全是实情，他是爱国的，而且言传身教，教育他的子女。徐复仑先生曾和笔者这样谈道：

家父有三个儿子，大哥徐白仑，1930年出生，二哥徐福仑，1935年出生。他们两位都是1950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哥并于当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校。我是老三，1938年出生，也于1952年刚满14岁就加入了青年团。我们兄弟三人，要求进步，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主要是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与我们同住在愚园路749弄15号的严宝礼先生（《文汇报》总经理），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老大、老二这两个儿子，解放前夕就送到美国去读书了，子女中只有小儿子和二女儿有进步倾向也没有入团。严伯伯曾建议家父把大哥送到美国或香港去读大学，都未被接受。可见家父当时虽然对……办民间报纸已经信心不足，但对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仍然是深信不疑的。

复仑先生还说起，在铸老打成右派后，工资锐减，严、徐两家生活之差异就大相悬殊。后来“文革”期间，停发铸老工资，仅发生活费。那时严宝礼虽已去世，严妻没有工作，却因严家大儿子每月寄来美金，生活完全无虞。

这些自然是另话。我们还是叙述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后的情况。

徐铸成是1957年8月戴上右派帽子的。9月就发配到农村（上海县砖桥乡）劳动，同时进行“三查”，即查“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对农业劳动，徐铸成从未干过，一一从头学起。集中在这里的右派共有50余人，原都是文化、教育、艺术各界的名人。这有：沈志远、王造时、彭文应、许杰、徐中玉、程应镠、勾适生、毛啸岑、陆诒、杨荫浏、陈仁炳、李小峰等。

第二年（1958年），转到嘉定县外冈乡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这个所谓学院，其实是思想改造之处。共有9个班。8个班都是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另设一个班，那就是徐铸成和他50多位“同学”。还是半天学习（上午），半天体力劳动。过惯了“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孤立生活，这50多人，一旦放在一般群众里面真还有些不适应。不过既然安在这里，也就只能好好学习与努力劳动，争取早日摘帽。

徐铸成虽然从未劳动过，但毕竟只是体肤的折磨，干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就学会了锄草、种菜、挑水、担粪的劳动。也不再想别的了，终生与农民为伍，长为农民以没世矣。

这年（195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之年，三面红旗高高挂起，要跑步入共产主义。没有想到待罪之身的徐铸成，竟会奉命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赴江苏大跃进参观团，另一人是陈仁炳（右派改正时，陈在仅有几个不改正的右派之列）。上面说，这是接受三面红旗的现实教育，有利于加紧自我改造。

谁会想到这竟是一系列的谎言与欺骗。

首站是到苏州，看亩产两千斤的验收。其实是从甲田割下，插到乙田。乙田的产量是虚假的。农民泄漏了这消息。

在苏州，徐铸成还看到了以小高炉大炼钢铁。砍了山上的林木，搜尽老百姓家中的铁器（铁门、铁栅、铁锅之类），劳命伤财烧出一些铁渣渣，老百姓称为“狗粪铁”。

接着再去苏北，从镇江过江到扬州，在扬州参观两天，再沿运河到淮安、淮阴、泗阳等地。这时的口号喊得更响了，那目标更出乎人的想像。农田亩产已不是一千、两千斤，而竟是一万、两万了，这措施是把土地深翻一丈，再一层肥料一层土，这像打千层糕。这“伟大”计划无人敢怀疑。不过眼前的事实，徐铸成在泗阳看到，农民多半住在露出地面一半的土坑里，几乎每家门前，都躺着浮肿病患者，伸出那粗如麻袋的大腿，向导说，这是血吸虫病患者……

相比那些囚于牢狱，或在农场劳教辗转于沟壑的右派，徐铸成该是天大的幸运了。1959年9月（获右后整二年），他从社会主义学院结业，从嘉定回到上海。

摘帽还是“右派”

徐铸成回到上海后，怎样安排呢，调回《文汇报》已没有可能，作了彻底的告别。把他放在出版局审读处，分工审读历史和教育方面的书刊。

他的命运已不由自己掌握，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只有接受。好在出版局从领导到同事都没有以别样的眼光看待他。

代局长罗竹风，刚从德国莱比锡参加图书博览会回来。在全局会议上作报告，先讲在莱比锡的所见所闻，又讲到途经苏联，在苏联只有三天的短暂逗留。说到此，罗竹风说道：“我在苏联的时间太短，所知道的当然不及在座的徐铸成同志。”

“同志”这两字已久违两年，又和徐铸成联在一起，此情此景难以言宣，先是疑，后听是真，心中涌起一股热流。罗竹风虽置身于党，却仍是文人，惺惺惜惺惺，所以并不以异类看待徐铸成。三年后（1962年），罗竹风就因为写了一篇反映编辑甘苦的杂文《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发在《文汇报》上，竟引来祸端，遭文痞姚文元的“棍子”。一到“文革”，更是被恶斗，并且撤职。这是后话。

可说是上行下效，局长罗竹风是这样对待徐铸成，审读处的同事们，处长许铭，副处长张景选及同事夏画、王知伊等，全都尊重徐铸成，左一徐老，右一铸公，使他精神备感宽慰，他有“乐不思蜀”之想。

就在他“乐不思蜀”时，可说是意外。10月的一天，出版局党委开会，宣读中央文件，宣布第一批“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徐铸成在其中，当场被称为同志。

给右派分子摘帽，也许是为了某种需要。事实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同是右派的汪曾祺，就这样说过。他说：“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

徐铸成的切身经历也是这样。

他在戴帽时，降职降薪，待遇相差悬殊。家中每月开支，左支右绌，常出售旧衣物以补贴。摘帽后，他满以为可以有所调整。一天，市委统战部找他“交心”，他说：“摘帽后别无所求，但望薪水略加恢复，因为实际生活有困难。”结果待遇如故，政治上的歧视也未变，路遇原来的旧相识，相见时仍视同陌路。有人说“脱帽”而“帽痕”仍在。当时上海有位马列主义专家，曾告诫摘帽右派：帽子要除根，只有老实学孙行者。孙行者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决心修炼成佛，等到到了西天，帽痕自然除去，唐僧的紧箍咒也就不起作用。好在徐铸成仍韬光养晦，谨言慎行没有额外之想，倒还相安无事。

徐铸成的好友，原民盟上海主委沈志远，就未免过分天真。“帽子”刚下，统战部找他“交心”，要他汇报真实的思想。他就直率地说：“我有两点想不通。一是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像，使中苏关系多了个疙瘩；二是目前农业生产还容许保留自由地，为什么分配上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祸从口出，这两点都是对内对外的要害问题，岂能容你妄加评议，那个“一言堂”———柯庆施，就假借别的罪名，对沈志远狠批了半年之久。沈志远不堪凌辱，在“文革”前一年，服药自尽。

这里补叙一点，徐铸成要求调整待遇，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虽没有成功，却由石西民特批，允许他给香港报刊投稿，以稿费收入弥补不足。显然这样的决定，当时冒着风险，石西民毅然为之，难能可贵，显示石西民的卓异不凡。

石西民还有可圈可点之处。

1960年，徐铸成一身两任，半天在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任副主任，半天仍在出版局工作。翌年（1961），石西民亲抓《辞海》的重新修订工作。重修《辞海》是毛泽东交给出版家舒新城的任务，为此，中华书局特设《辞海》编辑所，所址设于外白渡桥堍的浦江饭店。征调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学者，分组讨论词目的确定和释文的撰写。出版局罗竹风局长调去负责综合编辑。石西民又指定徐铸成参加近现代史组工作。他和陶菊隐分别担任北洋军阀时代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词条编写。石西民敢于用人由此可见。

有人说，当时的《辞海》，“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海”，各类知识分子在这个海里俯仰浮沉，听凭命运安排。据当时同在《辞海》的老报人冯英子回忆：“徐先生和我，初时都有点半靠边的状态，后来挂了一个编审的名义。”冯先生所说是一个情况，而徐铸成认为在《辞海》至少有两个优点是别处不会有的：一是伙食特别好。那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顶峰，猪肉已是稀有物，老百姓凭票供应每月戋戋数两。而在浦江饭店仍是每桌四菜一汤，大盘的鸡鸭鱼肉。二是市委特许，凡在《辞海》工作的，可以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徐铸成说：“这无疑是一大解放。”

如果说，徐铸成在屈辱的年月里，还有高兴事的话，那就是1962年的次子徐福仑结婚，1963年他的著作《新金陵春梦》在香港出版与长孙女时雯的出生，他有了第三代。

徐福仑是徐铸成的次子。据他的幼子徐复仑说：“二哥徐福仑是我们三兄弟中最优秀的，也是受父亲株连最深的。”徐福仑1935年出生，1950年上高中三年级时，参加军事干校，是我国第一批防化兵。参加过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的战斗，立过三等功。1954年授中尉军衔。在第二炮兵司令部任参谋。1957年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受父亲牵累（株连），从部队下放到福建，参加三明钢铁厂的基建。后主动要求去西藏，参加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平叛剿匪战斗，再次荣立三等功。就是这样一位有文化、有战功的优秀军官，入党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再那时已年近三十，个人婚姻问题也没有解决。一直到1962年才和西安的马瑞兰结婚。闻讯之后，徐铸成自然极为高兴。

前已述及，徐铸成因经济困窘，在石西民特批下，向香港报刊投稿。文章大多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经香港友人搜集、整理交出版社出单行本，取书名为《新金陵春梦》。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

“文革”大劫难

从1957年到1965年，整整八年过去。也许因为徐铸成原有的声望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统战政策的照顾，比起一般右派来，相对地说，这痛苦与磨难，显然要少得多。

这是从事后知道的。

196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一份《中央统战部关于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对党外人士‘松一松的策略方针”。“松一松”就是不要总是把弦拉得那么紧。当年，有关统战部门记录了此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城乡‘四清运动、备战，特别是文化战线上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学术思想批判，以及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等许多方面汇在一起，对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高级知识分子感到形势逼人，不跟不行，但又感到跟不上，思想紧张，压力很大。……高级知识分子们彷徨更甚，苦闷更甚，不能适应形势，认为比五八年的教改，来得‘更狠。整个状态是紧张、彷徨！”

这是一份在当年没有引起太多涟漪的中央批转有关方面的报告。其中对极左思潮所表现的忧虑是那么微弱，更主要的是“松一松”的方针，还没有贯彻落实，而知识分子更大的劫难就来临了！

“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所点燃。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震撼中国学术界。本如惊弓之鸟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委实太天真了，他们以学术研讨为名义，举行各类座谈会进行讨论。只知学术良心的一群学人，大多数对姚文元的牵强附会、阉割历史、断章取义的做法颇为反感。“歌颂海瑞为什么不好，连清官都不能歌颂，难道要歌颂明代多如牛毛的贪官。”这是大多数学人的共同声音。

在上海，《文汇报》出面，邀请若干学人座谈讨论历史上有无清官，又是故伎重演———撒网钓鱼。果然，时隔不久，《文汇报》就公开点出周予同、周谷城、贺绿汀、李平心、李俊民、罗竹风、周信芳等八人的名字，称他们为“学术权威”。各机关的讨论中，凡认为清官是历史客观存在，清官总比贪官好者，一概被指为立场反动。而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指为拥有真理的一方。

党内也有头脑清醒的，他们认为在学术讨论中，这种“左”的偏向应该加以适当限制。这就是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提纲甫一提出，毛泽东立即反对，就学术批判问题，他在3月20日发表了讲话：“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很显然，讲话里把知识分子看作阶级敌人。虽然吴晗已在两个多月前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海瑞罢官》中“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而翦伯赞在自杀时写的绝命书，犹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些并不起作用，吴、翦仍被毛泽东严厉指责，并称两人是“学阀”。（在杭州谈话）

嗅觉特灵的姚文元，紧跟着又抛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邓拓、廖沫沙又遭到灭顶之灾。

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发表，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重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组长）、江青（第一副组长）、张春桥（副组长）、姚文元（以下为组员）、戚本禹、王力、关锋等粉墨登场。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仅这一段话，就已决定了中国文人的悲惨命运。

5月25日，北京大学校园贴出了所谓“巴黎公社以来最革命的大字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实质是中国文化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早在两年前（1964）徐铸成就已调出上海出版局，去新成立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徐铸成说，文献编辑所实质是各出版社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当时筹备影印《申报》，指定徐铸成编索引，他自嘲是“废物利用”。

“文化大革命”初起，上海出版局领导就暗示徐铸成，要在运动中接受教育，积极参加运动。工作组进文献所后，并没有触动他。他也谨言慎行，平日研究四卷雄文，准时上下班。也许因为他已是过时的“死老虎”，革命群众把他放在一边，不去碰他。

1967年1月3日，《文汇报》里的“造反派”突然出来夺权，这是全上海夺权行动的始作俑者，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肯定，认为是最革命的行动，称为“一月革命”或“一月革命风暴”。从此《文汇报》沦为林彪、“四人帮”的舆论工具，长达十年之久。也由此起，上海各机关的“造反派”纷纷效法，起来夺权。

社会上，已经一片混乱。那些身穿绿军装、臂缠红袖章的学生们，号称“红卫兵”，一手举着红宝书，一手挥舞皮腰带，奔向社会，闯进千家万户。珍贵的文化典籍或撕毁或付之一炬，金银财物进了腰包，被称为“破四旧”。昨天还是“红卫兵”的老师，或遐迩闻名的文化人，今天遭殴打、遭凌辱，喝红墨水，在地上爬行……

一向受人尊敬的文人，哪堪受此凌辱，就选择了以死抗争之路。徐铸成所住的华山路枕流公寓里，文革一起就有三个人被迫自尽。一是公用局有名的电机工程师，是精于电机的专家。第二个是有名的篆刻家吴某，他是篆刻大师王福盦的高徒。还有一位是和徐铸成有交往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徐铸成目睹了他跳楼自尽。那天清晨，徐铸成匆匆去上班，看到叶以群在六楼的走廊里徘徊（他的家住在二楼），虽本相识，但这时都不敢相互问候。正要下楼，徐铸成忽想到有一要带之物放在家里，赶回家去拿。再次走出来时，邻居的一个小孩惊吓地告诉他，有人从楼梯间窗口跳下去了！他趴在窗口往下看，马路上一尸横陈，鲜血四溅，原来就是刚才相遇的叶以群。他想，叶以群一定遭受了重大的人格侮辱，才采取这样的决绝手段。

神州大地已没有一处避难所，近一年里，徐铸成只是短暂的苟安。祸从天降，1967年12月8日清晨，几个造反派闯进徐铸成家中，不由分说就把徐铸成从床上拉起，要他立刻跟着走。他刚穿好衣服，还光着脚就被两个人架着往门外走，徐夫人忙喊：“他还没有穿鞋呢。”一边到门外，帮他穿上鞋。

来者何方人马？是上海出版系统造反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后来知道是“版联”（全称上海造反司令部出版系统联络社）想夺“版司”的权，谎报上海革命委员会，说徐铸成是文献所造反派背后的军师（摇鹅毛扇者之一）。

他被押着上了一辆大卡车，一路寒风劲吹，冷得直发抖。到了“版司”，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无人问他，当天下午，他们又把徐铸成送到《文汇报》。《文汇报》造反派立即宣布，从今天起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不交代清楚，就不得释放。

他在事后知道，张春桥得知徐铸成已被关，就在报上发表谈话，说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并已报请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从此“清队”就在全国逐步推行。

关押徐铸成的地方，是一个窄而小的洗澡间。在浴缸上加一块木板就是床铺。窗是用报纸糊的，已被风吹破。一到夜间，寒风砭人肌骨，冷得他直哆嗦。造反派给他这样的境遇，使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人。那是“落水文人”周作人。也是在1967年，遭红卫兵小将鞭打后，关在一个洗澡间里，浴缸上铺块木板就是床铺。红卫兵不准他家中的女佣送饭，只能偷偷送些，那时周已是八十余的老人，经不起如此折磨，在1967年5月，就死在这洗澡间里。即使周作人是汉奸文人，可以以法处治，这样的对待也不人道，而徐铸成是爱国报人，痛苦挣扎于寒风中，可见这些人何等丧心病狂。

关押期间，徐铸成一共被批斗四次。每次都是“坐喷气式”，背后两人架着他反背着的手，把头向下揿，稍一抬头，就被强力按下。

徐铸成被关押，下落不明，妻子急得茶饭不进。幸而报社的食堂同志念旧，悄悄传话：“他每天二两半饭，一只菜全部吃光。”妻子这才放心。

一天，深夜里，徐铸成被人叫醒，勒令他套上写了“大右派”三字的纸枷。十几个手持铁棍铁棒的造反派，把他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这时，路灯未息，月色犹明。徐铸成心想，将要被带向何处。车行中，渐次他已看清，是驶向华山路方向，大概是到他家里去。果然，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口。时在深夜，大门紧闭。敲了一阵门，门开了，十几个人架着徐铸成直登六楼，撞开了徐家大门。徐妻朱嘉稑倒还镇静，心想又是抄家来了，这已是第四次抄家了。《文汇报》造反派、文献所还有里弄的革命派，都来抄过一次，反正已没有什么东西好抄。徐铸成的母亲年迈多病，吓得失了神。造反派命令徐铸成带着枷，站在他母亲床前。“英雄”们翻箱倒柜，梳篦似地抄了一夜，天光大亮才停手。他们抄完，徐铸成才松了口气。前不久，里弄派人来抄家，也把徐铸成从报社提来。徐铸成的孙儿不足三岁，喜收藏毛泽东像，有时就在毛的像边，写上“毛主席万岁”的字样。那天就抄出一张。里弄革命派，硬说是大人教他涂抹的，有辱宝像的尊严，罚徐铸成夫妇在壁角跪了半小时以请罪。这次没有抄出什么，徐铸成暗地庆幸。临走时，“造反英雄”的头头写了两份清单，要他画押，他签了，没有想到两份全被带走。徐铸成也仍被带走，关在隔离室（小小洗澡间）。

关于这四次抄家，有一点值得插叙。那已是1983年，徐铸成已改正，当年被抄的东西陆续发还，损失惨重。徐铸成夫妇不胜伤感。徐复仑安慰老人说：“在如此浩劫中，两老没死没伤可算万幸。东西都是身外物并不足惜。”在清理残物时，一只塞旧棉胎的柳条箱垫底的油纸夹层中，徐复仑意外发现两张香港《文汇报》的股票（共2000股，每股港币10元，计港币2万元。股票上有董事长梅文鼎和总经理余鸿翔的签章，时间是1951年11月27日），还有三张英商文汇有限公司的股票（三张分别是6股、8股、12股，共26股。按股票说明，公司总股本为50000元，分成2000股，每股25元。这26股就是650元。占有13％的股份，认购时间是1938年4月和7月）。当初原是夫人朱嘉稑放的。时间久了，她也忘了。没有想到竟还完璧归赵。徐复仑说：“由此看来，当时父亲不仅是全身心投入《文汇报》的创办和发展，在经济上也是竭尽全力支持《文汇报》的。”

插叙已完，仍回本题。隔离审查中的徐铸成，除写交代外，每天上下午要清洗厕所一次，有一次，有一位靠边被审查者，自动来帮他清洗厕所，被革命群众发现，批斗了一次。原来审查对象是不应同情的，否则就是互相串联。

在隔离审查中，徐铸成迎来了1968年新年。到了春节，他被释放，共囚禁55天。

释放后，他仍然是牛鬼蛇神，每天要到文献所去接受批斗。文献所有一百多人，靠边审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张春桥给文献所的评语是：“庙小鬼神大，池浅王八多。”

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得不到人的待遇。文献所的牛鬼蛇神，白天都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垃圾间里。不准看别的书，只准学雄文四卷。每天还要劳动两次。徐铸成仍操旧业———清洗厕所。

有时还要到社外劳动。夏天到20公里外的农村，帮助夏收，一个多月后才被放回。去曹家渡帮修马路，去桥梁工厂拉钢筋。一边劳动，一边还得接受批斗。帮农村复收时就开了十次批斗会，每次都有一个主要的批斗对象，其余的都陪批。陪批的也要低头认罪。使徐铸成困惑不解的是，监督他们劳动有时还主持批斗会的，竟是一个效忠汪精卫当过“和平军”的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进行揭发批判。

“九•一三”后的变化

1971年9月，五七干校弥漫着不正常的空气，召开一连串的会议，先是工、军宣队开会，接着是党、团员开会，最后一般革命群众也听了报告。田间劳动只有“牛鬼蛇神”在干着。会开过后，这些人都窃窃私议，说话很轻不知说些什么。徐铸成暗暗寻思，这恐不是好兆头，恐怕又有一场新的风暴要来了。

这时干校有了例假制度，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例假中，徐铸成回到上海。夫人朱嘉稑，已在5月初从保定回到上海。到家后，他照例先到里弄委员会去报到并递交“思想汇报”。晚上，睡觉前，朱嘉稑在他耳边轻声说：“林彪在外逃中已经死了，想必你在干校已知道了？”徐铸成忙摇手示意，要她不要乱讲。他说：“这不会吧，前几个月，干校还执行‘林副统帅一号令，各个连队进行拉练活动，弄得大家疲累不堪。”他又嘱咐她：千万不要乱说，传谣也会有罪的。朱嘉稑说：“这不会是谣言，里弄干部已传达过，只关照不要对外国人讲。林彪一伙人是外逃叛国投敌，在飞机上被打死的。”她言之凿凿，徐铸成却将信将疑。

徐铸成不敢轻信，在他住处的弄堂外，是上海音乐厅。第二天，他上街去察看情况。音乐厅门口的橱窗里还陈列着刊有林彪照片的那张《人民画报》，同时还陈列着林彪几个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活动照片。这更加深了他对这消息的怀疑。

第四天下午，他回干校前，又嘱咐妻子一番，要她保持缄默，免得遭祸。

回到干校，情况了无变异，这更证实他的怀疑是对的。何况他依然是干着沉重的劳役，没有半点轻松。

然而没有多久，变化开始了。那位干校的太上皇军宣队的韩政委忽然不见了，他的职务由一位姓王的工宣队团长和一位姓沈的工宣队政委共同代替。相隔几天，干校的学员也开始减少，没有“政历”问题的与问题不大的都调回原单位工作。干校原有学员两千多人，一下锐减到三四百人。本来是十六个连，缩编成三个连。新闻系统的编入第四连，出版系统为第三连，还有一个第一连，戴反革命帽子的，右派分子没有摘帽的，以及各式各样被认为坏分子的人，都编进这个连。所有繁重的劳动，都由第一连的人干。意想不到的是，徐铸成编进出版系统的第三连，而且可以和革命群众一起“天天读”（语录），一起“天天唱”（样板戏）。他自己想，这可能是自己名气虽大，究属死老虎，又是“没有党证的国民党员”，所以有这“恩典”。

在这些变化下，林彪的真相终究封锁不住了，由所属连长报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事件与“折戟沉沙”在温都尔汗的全过程，称为“九•一三事件”。听过报告后就分组讨论。徐铸成这组只有五六人，讨论相当敞开，一致认为林彪推行的极左路线祸国殃民。

然而仅隔几天，上面又发下文件，立即传达，说林彪路线不是“极左”，实质是“右”。林彪连伟大统帅都要谋害，岂非右到极点。右乎？左乎？一般人也实在弄不明白。上面规定由批“左”继续深入批右。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使参加讨论的人从此又少说为佳，那些“死老虎”更是鸦雀无声了。

不过，他眼前的境遇继续有变化。

新任的三连连长，顾念这个“老山东”（谐音，已在干校三个寒冬）已经年迈，可以不去田间劳动，专管工具间。具体工作是收发镰刀、铁塔、粪桶、水桶等，晚间交还时再洗刷干净。其间，一度调到老虎灶帮助烧开水，因他是深度近视眼，水蒸气一冲眼镜就模糊一片，有一次给各连灌水瓶，烫伤了手。连长仍调他回工具间，只是多了一个任务，每天去收发室取报，然后分发到各个小组。

这样一来，他就有了闲暇时间。那时人少房间多，辟了几个图书室。从各出版社取来多余的图书，其中不乏新书。如郭沫若媚时的大著《李白与杜甫》也有。利用闲暇，在几个月里，徐铸成居然读了前四史（《史记》及前、后汉书与《三国志》）以及《庄子》、《列子》等古籍，精神上有了寄托。

真没有想到，给徐铸成的生活费，从20元变为100元。家用也就宽裕了许多。原来他抽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这时改抽2角2分一包的“劳动牌”香烟，偶然还买包“前门牌”来尝新了。

这时稍感缺憾的是，他妻子朱嘉稑，因北京的大儿子眼睛工伤，她去北京代长媳照看孙子。徐铸成每次放假回家，只是一人独坐陋室，颇感寂寞，有时他就去亲友家消磨长日。

转眼就到了1973年，秋天，又有一批人调回出版社。徐铸成也在其列。

他从此离开了曾在这里生活四年的“五七干校”。

噩梦终场前后

从五七干校调回上海，由于原来的文献所已撤销，徐铸成被安排到《辞海》编辑所，分配在该所资料室。他自嘲是“废物回收利用”。

其实废物不废，利用他的广博知识，要他从古籍中找语词，做成卡片，准备作修改《辞海》（未定稿）的参考。

这未必是坏事。他正好借这机会埋头读古书。即使在家里，大部分时间也在昏黄的灯光下，读《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以及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一边摘抄做卡片。

虽然林彪死了，“四人帮”却更加猖狂。1973与1975这三年又掀起一阵阵腥风恶浪。从“批林批孔”到“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批宋江”，后来又是“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后发展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总之是人无宁日、国无宁日。

批林批孔中，盛传伟大领袖有这样一首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诗中指为“不是好文章”的“十批”，就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沫若这就慌了，也就写诗明志，以诗一首“呈毛主席”。诗云：“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栋悲神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

有人说，这位郭老是受不了周围那空气的压迫，是“投降表”。一般的看法，他究竟和现代的冯道是有区别的。而五代时自称“长乐老”的冯道，“后世因其历事五姓，每加非议”。

在“乱云飞渡”中，徐铸成保持清醒的头脑。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由工宣队鼓动，贴出一批大字报。工宣队又拟定一个批判大纲，着令“辞海园”里的“废物”（指所谓“控制对象”）们，限期写出大字报。到期时，徐铸成没有交。他向工宣队请示：反击右倾翻案风，应该是左派的事，让我这大右派写大字报，岂不是给运动抹黑？工宣队认为他说得有理，让他免写。他说：“我用了一点狡狯，免于受良心的谴责。”

1973年的7月及其后一些日子，有几件事使徐铸成难忘。由于“落实政策”，他搬出了延安路873弄这灶披间，搬到重庆北路重北新村，有了两间住房。虽然没有回到枕流公寓去，他自慰说：“经过多年劳动改造以后，总算可以有一个安居的家，可与老伴朝夕聚首了。”夫人朱嘉稑，这时也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之后，又按十四级的待遇，恢复了他成为“右派”时的工资（反右前他是八级）。有一点要说清楚的是，他还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点改变。

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三年后，这就到了1976年。这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先是中国三位老一辈的革命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先后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中。

这是1976年10月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徐铸成并不午睡，总是在南京西路的“凯歌”茶室，花一角钱买一杯咖啡，以消磨午休的几小时。这天也是这样。那时都是自我服务，他买了票，在柜台上端回一杯咖啡，找个空位坐下，开始慢慢品尝带着苦味的咖啡。只见四座的人，都交头接耳似的在议论什么事。他分明听得有人低声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这些人也早该这样了！”

“这些人在说什么呢？”他在想，又不便问。邻座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用手指着对面墙上，他跟着看去，是两张白纸写的大标语。一张上面写着：“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另一张写着：“江、王、张、姚‘四人帮被捕了！”一下子有几个人走去看。看了默默地走开。接着来了几个警察，撕下标语，轰走围看的人。

徐铸成回到《辞海》编辑所，也有人在议论着。显然刚才“凯歌”茶室门前的一幕，并不仅是他一人知道。可笑的是，当天下午，《辞海》领导小组还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辟谣。接着，第二天上海百万人上街游行，并持续三天三夜，人们欢庆“四人帮”的彻底垮台。

历史记载着：1976年10月，一场噩梦结束。乌云散尽，大地复苏。

这年，徐铸成虚龄七十，“特宴客一席，欢宴至亲”，既“庆祝七十初度，并共庆十年动乱之收场”。

（选自《报人风骨：徐铸成传》/李伟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