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觉照

中国人有以帝王是非为是非的思维习惯，因了皇帝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遂使司马昭三字成为野心家的代名词，并将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遭受世世代代的口唾鞭挞。可是，这样一句标签脸谱式判词真能概括“司马昭之心”吗?

政权中的警惕之心

司马昭祖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据《晋书》追溯历史，他是五帝之一的高阳后代。在尊亲合一的制度下，自高阳之子重黎以降，历经唐尧、虞舜，直至夏、商、周几代，其当世祖都任职夏官，主管军政和军赋，周代改夏官为司马。周宣王时，司马程伯休父因平定徐方之功，遂被赐姓司马。

司马昭虽出身豪族，但却没有沾染纨绔子弟浮华奢侈的恶习，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积极进取的新兴力量。

在继任乃兄司马师的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多个要职后，司马昭已成为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皇帝曹髦虽拥有皇权，但仅是一面政治旗帜；司马昭拥有军权，自然拥有了行政权、财政权和官吏任免权。

在专制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有军权保证的皇权，才可以为所欲为。而失去了控制军权，必然会发生异化，倚天剑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皇权的屠龙刀。

曹魏政权从第二任皇帝开始，就进入到这一不可逆转的轮回怪圈。魏明帝曹睿上台之后，大兴土木，直闹得农桑失时，民怨沸腾。齐王曹芳更是荒淫无道，竟让青年女子脱光衣服在宫中游戏，他与亲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群宿群奸；还像个地痞流氓，喜欢以弹弓打人，用烙铁烙劝谏的大臣……

继任者曹髦并不坏，喜欢读书，循规蹈矩，更有勤政的表现。然而从司马昭的角度观察，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宫廷不可预见的变数，会让军权掌控者夙夜难安，这有先例可以追寻。曹操有一次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不无情绪地说道：“如果您认为我能当皇帝，也值得辅佐，那您得客气一点儿；如果您认为我不能，就请您把我废掉。”曹操闻言大惊失色，一再地叩头并请求出宫。按照汉代的宫廷制度，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公)带兵进京朝觐皇帝，得由持刀武士挟着两臂。曹操出宫时，也有这样的“待遇”，联系到与皇帝的谈话，他吓得汗流浃背，面如死灰，自此后再也不敢请求朝觐。而之后的司马昭之父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剪除大将军曹爽、东吴孙峻发动宫廷政变屠杀诸葛恪并灭族等血淋淋的事实，都发生在司马昭掌权前后，他能不警惕吗?

诸葛诞(与诸葛亮是堂兄弟)在曹魏政权时期曾任过吏部郎，因平叛有功，被封为高平侯、征东大将军，成了独当东南藩屏的封疆大吏。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东吴兴兵夺取徐埸，魏吴之战已不可避免。以诸葛诞所部军力，完全有能力防御侵犯，然而他却向朝廷请求增10万大军防守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并请求临淮河修筑新城。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想乘机发展个人势力。考虑到他是资深望重的旧臣，司马昭决定软处理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变，遂征调他回洛阳任司空一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对被剥夺兵权十分惶恐，怕回京后成为俎上鱼肉。于是为了争取主动，他索性公开扯旗反叛，先发制人地攻陷扬州，刺杀牵制其手脚的刺史乐琳，收编淮南、淮北数县屯田官兵十余万和乐琳降兵四五万，囤积的粮食也足够一年之用，并派吴纲与东吴取得联系，遣送其子诸葛靓入吴为人质，以换取东吴的支持。东吴对这意想不到的有利形势欢喜若狂，立即派大将全怿、全端和降将唐咨等率大军北上，此前已经降吴的文钦也前往支援。

自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军事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以北，如若诸葛诞投降，东吴军事势力将扩张到淮河流域，魏国将没有稳定可言，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会使战争更加频繁。司马昭不能坐视叛乱的发生和东吴的强大，一场叛乱与平叛的战争已箭在弦上。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未巩固，为避免远征东南时变生肘腋遭内外夹攻，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他请求傀儡皇帝曹髦与皇太后“御驾亲征”，把皇权监督在军权之下。

可以说，当皇权与军权相分离时，必然会构成无法渊解的对峙。在今天来看，皇权与军权的激烈碰撞无是非可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才兼备者居之，才能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我们没必要为失去皇位者打抱不平，而处于权力中心的司马昭则必须时时警惕，这一非常之心也就构成了“司马昭之心”复杂的第一要素。

平叛中的仁爱之心

甘露二年七月，司马昭在充分准备后，率领青、徐、荆、豫及关中军队26万(号称50万)，迅速推进到寿春并四面合围。当谋臣将领均主张急攻孤城、速战速决时，司马昭却说：“寿春城防坚固，兵力众多，急攻会带来巨大伤亡。若东吴从后边掩杀，我必将腹背受敌，这很危险。今三叛(诸葛诞、文饮、唐咨)聚集城内，已有了全歼的可能，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可坐取胜利。”在司马昭的安排下，魏军没有立即攻城，而是高垒深沟，依仗充足的人力物力，摆开了持久战架势，尽量将伤亡降低到最小程度。

围城是等待叛军的因急生变，军事重点则是打援，这是军事上的反客为主，主动权轻而易举地掌握于司马昭手中。诸葛诞被围之后日坐愁城，唯一的希望，是等待东吴援军。

然而东吴援军还没有等到，寿春城却因缺粮发生了内乱。先是文钦欲杀主张突围的将领蒋班、焦彝，导致二人率部出降；适逢其时，东吴将领全端之侄全仪带着母亲到寿春避祸，司马昭采纳钟会之计，伪作书信，使其兄弟五人畏惧于东吴的惩罚而率众出降，寿春城为之震动；文钦与诸葛诞本就不和，及至穷蹙时又相互倾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因意见不同，诸葛诞不顾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很不理智地杀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为报父仇，立即率兵进攻诸葛诞，失败后出城投降了曹魏。

同马昭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开始攻城。当四面架云梯鼓噪着登城时，城内竟没有回击者!原来，诸葛诞见军心已散，大势已去，只好率亲兵突围，结果为胡奋所斩；唐咨、王祚及万余吴军也放上武器自缚投降，寿舂平叛战至此结束。因畏威怀德，全怿、全端等东吴将领，在战后也率部投降魏国。

在如何处理东吴战俘时，司马昭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提出：“东吴降兵不会服从于魏国，更不会甘心为我们打仗，干脆全部坑杀了。”司马昭说：“不用那样，即便投降后再乘机逃回，正好让吴人看到我们的宽大为怀。”于是，将降兵统统带至三河就地安置。对追随诸葛诞叛变的各地将士、官员、文人等，只诛其首恶，其余一概赦免，不予追究。扬州平叛的善后处理，显示了司马昭在战争中的仁爱之心。

灭蜀中的仁智之心

平定诸葛诞叛乱之役，我们可窥见司马昭算无遗计的智者之心，而在灭蜀之战中，其智者之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成了战略转变。

司马懿父子主政后，恢复了曹操、曹丕的守势战略，专注于东南战线。

公元259年，在扑灭诸葛诞叛乱六年之后，统

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司马昭欲主动出击消灭吴、蜀。关于先取哪里，其内部又生争执，谋臣、将领们受惰性思维的支配，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东吴。司马昭力排众议，仔细分析道：“粗略地估算，如果先取东吴，必须打造战船，疏通水道，大致需要千余万人工；更何况，南方潮湿，军队南下必然会因水土不服发生瘟疫。如果先取西蜀，三年之后，乘巴蜀地理之利顺江而下，水陆前进，那将是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两个古代赫赫战例的重演……”

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为统一中国选择了最为简捷的途径。

其次，疑人照用的智者之心。

中国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用人者常说，意在传达对被使用者十分信任的态度；被使用者常说，或出于良好的愿望，或发泄不被信任的牢骚。准确地说，使用人而不疑人必是弱智，头脑正常的用人者，都应知人之长而用其所长，又知其缺陷而提防缺陷的恶性发作，这才是英明的用人之道，司马昭正是这类人物的佼佼者。

先取西蜀的战略已决，司马昭欲任用钟会统率主力，西曹属邵悌劝阻道：“你怎么让钟会率10万之众去伐蜀汉?这个人是不能单独外派担负重任的!”司马昭说：“我难道不知此人?蜀汉不断地北侵，使天下民众难以安身，今灭蜀易如反掌，而众人都说不能讨伐。人心犹豫胆怯时，既缺乏智慧又缺乏勇气，智勇全失之人勉强派出，则只会变成敌方俘虏。钟会与我的主张相同，今派他去，灭蜀无疑。灭蜀之后，你顾虑的那类事，他一件都办不成。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再战，亡国之人不可能复谋自主，皆因胆都吓破的缘故。蜀汉灭亡后，刘氏遗民震惊恐慌，钟会已不能利用；中原将士胜后思归的心情迫切，不会与钟会同心谋逆。他若作恶，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

启用钟会担任主将，是司马昭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选择，这不只是因钟会伐蜀的表态踊跃，更因其军事才能。不夸张地说，三国后期的将才中，钟会是屈指可数的。他是东汉末年太傅钟繇的儿子，5岁时被中护军蒋济见了，就赞其“非常人也”。及长，“有才数技艺而博学”，司马师东征平定毋丘俭叛乱，钟会就参与了最高的军事指挥。司马昭弟承兄业后，钟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帷幄谋士，漂亮的寿春平叛之役，钟会的计谋最多，因此他特别受司马昭器重。

任命钟会的同时，又任命了反对伐蜀的邓艾，令其率偏师在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牵制姜维，这似乎与司马昭、邵悌的谈话内容相抵触。其实不然，一方面，邓艾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且与姜维长期作战，熟悉对方；另一方面，沓中北边正是邓艾的防区，无须做大的调整就可使用；第三方面牵制是守势作战，无须去冒险犯难长途奔袭。

果如司马昭所料，灭蜀之战易如反掌，无激烈可陈。刘禅采纳谯周建议，率百官开门投降，灭蜀之战宣告结束。灭蜀的胜利，不仅是曹魏政权的军事胜利，更是司马昭知人善任的胜利，是敢用疑人的智者之心的流播。

最后，表现在其政治斗争上的驾轻就熟。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至于诱导犯罪，然后捕杀者则是袅雄。从成都传来捷报时，司马昭不愿看到钟会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以上善若水的胸怀，极力制止其做灭族蠢事，其用心可谓仁厚。他一边调兵遣将，一边请旨封钟会为司徒，赠爵县侯，增采邑之地万户人口，还将其二子封为亭侯，采邑各千户。同时写信给钟会：“我担心邓艾不肯服罪，特派遣贾充率领万余轻骑人斜谷，屯乐城；我自领10万大军驻扎长安，咱们相见的日子不远了。”

这封措词亲切委婉、开诚布公的书信绝妙至极，堪称政治斗争中的书信经典。分明是断绝钟会掠取关中的后路，拉开准备决战的架势，以此警告钟会不要心怀二志轻举妄动，但是，却又不予以点破，给对方留下改弦更张的机会和重新见面、和舟共济的余地。由此，司马昭不仅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知人善任的才能，更突现出宽厚聪敏的仁智之心。

按说，贾充、司马昭两支军队已经扼住了钟会叛变的咽喉，钟会如果谋反，必然成为瓮中之鳖。他唯一的出路，是让叛变阴谋胎死腹中，保全大节班师返回。然而钟会不作此想，反而加速了叛变进程：“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事实正如司马昭预料的那样，钟会谋反后，不仅魏军反对，连蜀汉降官降将及士兵也不支持。兵变发生后不久，钟会及其亲兵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艰难中的残忍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马昭，如何成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

在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皇权与军权分置的事实已无法弥合，只能酝酿成暴力，并以暴力求得统一。曹髦对大权旁落忧心忡忡，诚如《晋书·文帝》记载：曹髦以为，司马氏父兄三世在中枢掌握实权，政令已不由己出，更担心将来被废黜蒙受羞辱。于是，他一方面再封司马昭为丞相，封爵晋公，加赐九锡(专制社会中，皇帝对大臣封官加爵到无以复加而又不得不笼络时候，就赐给车马、衣服、乐别、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锇、栀鬯等九种物品)；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做着夺回权力的准备。

自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掌握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中经司马师巩固拓展，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昭弟袭兄职，司马氏在军队和政权中的基础已相当稳固，即便皇宫也在其掌控之中。这时的皇帝曹髦，真正是外无兵将内无臣宰的光杆司令，他能做什么准备?无奈而又焦躁中，他召来自认为可靠但手无权柄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四人一起密谋，他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这段话，前一句是情绪话，后一句是牛皮话，合四人之力，不过是羊入虎口耳。

王经倒冷静，列举了春秋时代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擅权，轻率地发兵，结果成为亡国之君的历史，劝阻曹髦忍一时之愤，静待时机。然而，激愤中的曹髦听不进去，竞从怀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密诏掷到地上，大耍皇帝脾气说：“这个决定不能更改，即便是赴死，有何畏惧?何况未必就是死!”

秘密会议一开过，王业、王沈就向司马昭告密了。在不知彼亦不自知的状况下，曹髦率领皇宫俺仆数百人，鼓噪呐喊着向大将军府杀去。中护军贾充率兵迎击，战场在皇宫南门前摆开，曹髦持剑亲自冲锋。太子含人成济早已投靠司马昭，见部众慑于皇帝的威严欲后退时，转头问贾充：“形势已十分危急，您说咋办?”贾充纵容道：“原养你们，正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有什么可问的?”成济是个只知有上级，不知有法纪的二百五，一听贾充放了口，立即拿鸡毛当令箭，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将曹髦戳得前胸透后背，一场宫廷政变遂落下帷幕。

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皇帝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民心的依附，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不是想杀就可以杀的。然而，这一非常事件毕竟发生了，摆在司马昭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善后。从个人利益分析，天子亲自向自己杀来，君臣矛盾已成水火，生死决于瞬息之间，若无人刺杀气势汹汹的曹髦，自己则必死无疑。但是，同内臣民受忠君思想的熏陶十分久远，弑种是对民心的挑衅，又是十恶不赦的首罪，处理不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内乱，自己也会成为首恶而遭到全国讨伐。内乱已令人担忧，更加之尚有东吴、西蜀两个外敌，他们会乘机兴兵犯境，造成内乱外患的夹击。曹魏政权的动摇就是自身地位的动摇，绝不能令局势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化。应该说，此时司马昭的处境已十分艰难。

但司马昭毕竟是优秀的政治家，艰难中他作出了三个决定：第一，上表章将自己洗刷干净；第二，保护股肱贾充不予追究；第三，拿成济作牺牲品，用以平息激愤的民情，依汉律将其杀了，并夷灭三族。由成济顶罪是唯一合理的、牺牲最小的选择，专制政治本身就是阴谋政治，宫廷纷争尤为肮脏，因此当后世再来谴责司马昭时，不如谴责不断制造血腥事件的专制制度。

可是，令人叹息的是，由于曹髦的误导，也由于国人衡量是非的帝王标准，使得司马昭这位顺应历史和民心，在三国史上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却遭到世人千秋万代的鞭挞。这到底是司马昭的不幸，还是历史的悲哀?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