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英

海瑞，一个传奇般的名字。在中国民众心中，海瑞曾经是“清官”的象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风尚的变迁，却正被日益妖魔化。

接连读到多篇今人关于海瑞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海瑞几乎无一不是一副可笑甚至可憎的形象：只会唱道德高调，却于民生实际无丝毫补益；海瑞骂皇帝是真，但一旦嘉靖帝驾崩，却“大恸，呕所出饮食”，这样的人对他所处的时代不会有什么推动作用；没有人情味，简直就是“酷吏”，幼女吃了男仆所给的东西，竟逼令其自杀，无异于清儒戴震所抨击的”以理杀人”……

对以上妖魔化海瑞的议论，我是颇感诧异的。先说最容易引发今人愤怒的所谓“逼女自杀”事件。这一事件首载于明末时人姚叔祥的《见只编》，后来清初人周亮工在《书影》中又加以引述，但除此之外，正史、野史都不见记录，完全是一个孤证，怎能遽然相信？而就是这样一个连传闻都不能说很广的“海瑞轶事”，却让海瑞背上了“全无心肝”的恶名，周作人就多次在文章中引用这一事例，并评价说：“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辈实即是酷吏。”今人因此而发的一些议论，显然又是根据周作人而来的。

再看另外一些指责。海瑞是否真的只会唱道德高调？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首先需要说明，海瑞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当然是与我们现在不同的，不过，区别古代一个人是否唱道德高调，似乎不能因为今昔之区别就下判断，而应该看其是否践行他口头所宣扬的道德观。如果以这种标准，海瑞自然唱了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高调，但同时也是实实在在付诸实践了的。其次，更重要的，海瑞不仅仅是传说中的清官，也是一个“能吏”，他是有事功的。《明史》记载，海瑞作地方官时，除了后人所盛赞的不畏豪强，在兴修水利、扶助弱小、精简开支等方面都有作为，张居正后来大力推行的“一条鞭法”，海瑞实际上已开其先河，“一条鞭法”之在财政上能收到成效，可以说是建立在海瑞等人实践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事功，他离任时，“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一个官员，做到这个地步，我们难道能说他只擅长唱唱道德高调却于民生无丝毫补益？

至于海瑞骂皇帝后又为皇帝之死大恸，这就更不足为海瑞病了。在海瑞们那里，皇帝和国家是两位一体的。如果我们责备海瑞为什么不能超越这种观念，坦率地说，就等于指责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今人谈论古人，必须回到历史现场，要对某个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基本的了解。妖魔化海瑞的人，正是因为没有回到历史现场的缘故。

（选自香港《文汇报》2008年3月1日）

编辑提点：人们贬低海瑞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海瑞逼女自杀只是孤证，但是放在明朝那个礼教扭曲到变态程度的大背景中，也不能说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但这种思路只适合文学艺术创作，并非历史的思辨眼光。今人对于古人，面对圣者往往求全责备，面对奸佞往往颇具人情，影视表现中的和珅与海瑞，就是例证。这种视角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通过美化奸恶让自己贼心不死，通过贬低好人让自己良心安定，何尝不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