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壹

贾谊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的声望很高，在《史记》中与屈原合为《屈原贾生列传》，位列乐毅、廉颇、蔺相如、田单、鲁仲连诸人之后，排在吕不韦、李斯、蒙恬、张耳、陈余诸人之前。

以上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强烈地影响了当时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在那个时代深深地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屈原和贾生在其中也是两个非常刺眼的存在。

他们有强烈的意志，却从未能够贯彻到外部的世界，他们有完整的观点乃至改变世界的方案，却从未有机会付诸实施。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失败者。终其一生，他们终不能将自己最重要的能力奉献于他们最渴望奉献的存在；终其一生，他们终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外化。但他们却列名于《史记》，在那里拥有属于自己的…方天地。《史记》载：“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谊(前200－前168年)，西汉雒阳(今河南洛阳)人。关于他生平的历史记载，是从他18岁那年开始的。史载，贾谊18岁就以善于背诵《诗经》、写一手漂亮文章在河南郡享有盛名。河南郡吴郡守听人说贾谊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就把他招到门下，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同时向他传授学问，可以说，“这啦姓吴的郡守，是贾谊求学、仕途的第一位老师。

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史称汉文帝。这位开启西汉盛世“文景之治”的皇帝，得知河南郡守吴老先生管理地方成就斐然、天下无双，于是召他进京，任命他为廷尉，掌管刑狱。

那时尚未流行科举，官员都是由地方官和在地方有影响力的士绅们联合选拔推荐。新廷尉既然赏识贾谊，便趁机跟张苍一道，联名向朝廷举荐贾谊。吴廷尉正是汉文帝赏识的人，张苍更了不得，刘恒之所以能够坐上皇帝宝座，跟张苍、陈平、周勃等人的拥戴之功有直接关系。这两个人联袂推荐，汉文帝岂有不答应之理?于是，文帝立即任命贾谊担任博士之职，这一年，贾谊22岁，在一起被任命为博士的数十个人中，他是最为年轻的一个。

贾谊一走马上任，便积极参政议政，意气奋发，很快就展现了他过人的见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皇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每次皇帝诏令文稿拟出来后，让博士们讨论，其他博士都说不出什么好的意见，而贾谊每次都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汉文帝很高兴，于是就对贾谊进行破格提拔，一年之内，贾谊就做到了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掌论议”，大致等于智囊，其权威性则视皇帝对他们到底有多少的信任。以贾谊的资历来说，一个尚无寸功于天下的人竟可以干到这个位置，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重用了。朝中官员在私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并不难想象。

那时候的贾谊，有志于政，热血沸腾，一门心思全是“人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之类“忠君济世”的价值观，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以报答汉文帝对他的信重。

然而，他的悲剧，也自此而始。

按照贾谊本人的热情和才能，他是可以、而且应该在朝廷中担任更高职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事实上，年龄只比贾谊大两岁的汉文帝刘恒也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准备重用他。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麻烦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旧臣武将。少年得意、勇猛精进的贾谊，跟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代表的旧臣武将集团既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也有性情趣味上的巨大差异，两者格格不入。因此，他们是不会允许贾谊进入朝廷权力核心阶层的。为了阻挡贾谊进入朝廷权力核心阶层，他们对贾谊极力进行攻击，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看起来简单的理由，其实大有文章。“洛阳之人”，是以地域划分，将贾谊划到“外人”圈子里；“年少初学”，是年龄划分，这可以理解为含有敲山震虎的意思，跟贾谊年龄相仿的汉文帝这个时候羽翼还不丰满，必须尊重这些有过拥戴之功的长辈；至于“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是符合一切守旧派、循规蹈矩之人的逻辑和口吻的，任何时候都会赢得多数人的支持。

可以想象，贾谊对于汉文帝，有点像一块新鲜出炉的山芋，他很想吃，但是又害怕烫手。权衡之后，汉文帝决定放弃。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77年，贾谊被打发到湖南长沙，做长沙王太傅。

贰

从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突然沦落至此，贾谊的心里自然很不舒服，去长沙上任的路上，行至泪水时，他的心被触动了。及渡湘水，面对逝于百多年前的巨人，贾谊将他那巨大的失望吐露无余，作赋以吊屈原。

应该说，直到这时，贾谊所表现出来的境界比之屈原还有所区别。现在的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受谗贬谪的败臣，他所经历的失望，他所发出来的慨叹，除了文采之外，并不比之前的微子、信陵乃至高喊“锥在囊中”和“剑兮剑兮，不如归去”的两位仁兄高明多少。此时，他赋中所体现的更多的是牢骚：恸身多于恸国，怒气大于忧心。尚没有“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的自觉，也没有因心忧“肉食者鄙”而做出的针对性思考。

屈原之死，乃是赴国之忧，他不是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恸，否则他随时都可回头，他为原则而战，因原则而败，最后则为原则殉身，直到最后一刻，他所关怀的仍是楚国的命运，这也正是在传统文化概念中能够得到最高尊重的原因。

可是，就像千载之后，那位原本也仅只是大才子的苏东坡在贬谪黄州之后反而实现了精神上的腾飞一样，贾谊也由此开始了他成为不死者，成为永远存活在历史记忆当中的旅程。

关于贾谊在长沙任太傅期间的事情，《史记》中只有这样一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

在这三年当中，贾谊并没有浪费时间，而是依旧在学习、思考和不断提高着自己。这从他第二次入朝政论之变化就可窥见一斑，这次他的论见除侧重点外，深度与可用性也大有增益。

到长沙任职的第三年，有一天，一只鹏鸟(一种类似猫头鹰的鸟)飞进了贾谊的官邸，停留在一张椅子上。贾谊看到这只民间传说入宅将预示有不吉利事情发生的鸟，联想到自己可能不会长寿，心中非常伤感，于是就写了一篇《鹏鸟赋》。出乎贾谊意料，《鹏鸟赋》写出后过了一年多，即贾谊在长沙待的第四个年头，他竟然被调离了长沙，终于得以回朝。

贾谊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近乎不可能的重生呢?

第一，汉文帝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第一轮改造。比诸4年前，他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并拥有了帝王所应有的威信。现在，他的旨意已经可以较少擎肘地被贯彻到长安城中了，自己钟爱的臣子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重用。

第二，当初与贾谊作对的几人，其权力已经大不如前。周勃被免相前，皇帝对他说：“前日吾

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于是，绛侯周勃就此免相就国，史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就是说，一有上层官员来到绛地，他就担心是来杀他的，就把甲胄穿上，让手下拿着兵器才敢出去接见。

第三，汉文帝本来是代王，封在北边(今山西到河北一带)，当时眼瞅着吕太后磨刀霍霍地四下乱瞧，他一门心思只想怎么逃过这一劫，直到周勃他们杀掉三吕，议立代王，派人来接他时，他还有点儿怯场，和手下商量到底该不该去。

当时，郎中令张武说：“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汉文帝确实是动了装病的心，又占了吉卦，才下决心进京，到了京城外面又派宋昌先进京城探路。还算汉文帝真有天子之分，周勃他们交出了天子印绶，奉汉文帝当了皇帝。也就是说，汉文帝不是通过正常的皇权交接，确认其合法性后上任，而是由几名大臣发动政变，合计出来的。

所以，汉文帝对这批老臣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且深入骨髓的。汉文帝清退这批老臣是一种必然，培养和重用自己的班底也是一种必然，而贾谊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迎合了这种必然。

于是，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贾谊回朝，重入权力中心。

叁

关于这次回朝，李商隐有一首很美丽、很忧伤的诗，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剪影：“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听贾谊说完鬼神，汉文帝发出了“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样的感叹。

对一个一直以政治家自命并长期被压制冷落的人来说，在终于重新得到信任和器重之后，其才华却首先展现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这的确近乎于一种嘲笑，而且是非常冰冷和深刻的嘲笑。

这一次，汉文帝跟贾谊深夜亲密晤谈，并不代表贾谊仕途的障碍已经清除。贾谊在京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只是被派了个梁怀王太傅的职位，级别、职位性质不变，只是跟汉文帝的关系稍微近了一点。梁怀王是汉文帝所宠爱的小儿子，好学爱读书，文帝派贾谊做他的太傅，但不久梁怀王却坠马身亡。事情发生之后，贾谊一直内疚没能尽到保护、教导之职，整天以泪洗面，竟郁郁而终，时年只有33岁。

贾谊一生，时间短暂，所担任的职务也都是文史侍从一类。按照古人“三不朽”的理想，他的不休事业基本上就是“立言”。不同于一般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点是，贾谊不只因文采不朽，而是以其“王佐之才”兼文采而不朽。

对贾谊的王佐之才，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贾谊谈论上古和秦汉治乱的观点，表述得非常好，说明他是懂得治国道理的，即使是上古名相伊尹、管仲也比他强不了多少。假如他能够得到任用，功德教化的效果一定很可观。(《汉书·贾谊传赞》)

贾谊的才华与命运的乖舛，最能打动历代落魄文人心灵深处的就是：怀才不遇。就像贾谊通过悼念屈原，抒发对自身命运的感喟一样，历代文人在遭受挫折的时候，都把自己跟贾谊直接联系，作为前世今生的同一体，即所谓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屈原的诗歌创作，贾谊无法企及，但是，贾谊生于统一的汉王朝，他杰出的政治才华在几篇政论文章中清楚地展现出来了，加上他英年早逝，因此，后世文人对贾谊的哀悼毫不逊色于对屈原的哀悼。

事实上，对于贾谊的遭遇，有过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司马迁为代表，认为贾谊是怀才不遇，一种以班固为代表，认为贾谊虽然职位不高，但是他的许多建议都被朝廷采纳了，不能算是怀才不遇。比起一般文人士大夫，贾谊是幸运的，他毕竟接近过皇帝，而且一些建议最终还是被付诸实施了。但是，斯人斯命，以他那样的才华，拥有那样的命运实在不无遗憾，足以令人惋惜。“千古英雄未展才”，永远令人扼腕叹息。司马迁是理想主义者，他的标准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因此会对贾谊的命运深感不平；班固是现实主义者，他的参照系是社会现实中的人生命运，因此他清楚，一个人能够得到贾谊那样的结果，已属幸运。可见，两者的看法不同，源于他们衡量标准的差异。

苏轼向来豁达，但他对贾谊之所以未能实现政治抱负的分析，却显得有些世俗。苏轼在《贾谊论》一文中提出，贾谊之所以被文帝疏远，主要是因为他不善于结交周勃、灌婴等老臣，不能耐心等待时机，一旦被疏远，立即痛哭流涕，不能重新振作起来。或许，这也是苏轼的一种自我总结，一种自嘲，历来有才华者，总不免于这样的遗憾，这可以归咎于他们的急于求成，也可以用因循守旧势力过于强大加以解释。

贾谊因为兴趣基本放在政治上，加之享寿不永，一生著述58篇基本上都是史论、政论和奏疏文字，保存至今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纯文学类作品只有《吊屈原赋》、《鹏鸟赋》两篇。但是，从仅有的几篇文章看，他的文采是十分出众的。文学史家盛赞他的《过秦论》见解深刻，是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遣词造句之间流露诗人气质，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堪称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不光是文人士大夫，普通百姓也没有忘记这位才华不能尽展、壮志未酬的汉代书生，仅以湖南为例，历代曾经有过多处贾谊祠。这说明，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贾谊显然已经跻身于圣贤行列，受到广泛的景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文人士大夫能在民间得到像贾谊这样的待遇者，寥寥无几。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