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是明代初叶的一件大事。

上个世纪，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写了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论述此案的影响时说：“(因胡惟庸事件)党狱析连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且因此和日本断绝国交关系，著之《祖训》。”

吴晗先生此文，考证了胡惟庸案之始末，甚为缜密，但以上分析容易给人一种误会，似乎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和他于开国之初大诛功臣一样，是雄猜好疑心理主使下的对功臣震主的疑忌，仍然属于典型的兔死狗烹。而究其实，胡惟庸之所以不得不死，其中当然有明太祖为自己身后布局的考虑，不想让后代面对强悍的大臣，但更重要的则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这时候已愈趋紧张，标志着朱元璋权力欲的空前高涨。

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他的发迹还要感谢被朱元璋早早杀掉的杨宪。

朱元璋用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用吏才。所谓吏才，就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精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一个雄主，用这样的人，首先是颇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君王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杨宪就是一个很好的吏才。对几乎所有同僚都看不上眼、认为谁做丞相都不够格的刘基，尽管在朱元璋面前说杨宪“无相器”，却也要承认他“有相才”。“无相器”云云，估计是指杨宪这人肚量差了一点，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朱元璋杀掉了。

朱元璋杀了杨宪，他的用人路线没有变，丞相仍然还是要用吏才。这一回，轮到了胡惟庸。《明史》上说：“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也是有办事的才干的。那么其人品如何?查阅明代相关资料，不论正史还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胡惟庸好话的极少，用现在的话说，此人小有才，但无德。胡惟庸的“无德”表现在哪些地方?首先是“忮刻”，器量小而且阴险，谁得罪了他，他就要明里暗里给谁好看。这一条，即使用现代的观念衡量，也是让人害怕的。其次，就是如上述《明史》所说，独断专行。对这一条，我们是不是也要和修《明史》的清人一样，去大张挞伐呢?

恐怕不能。原因很简单，胡惟庸是丞相啊。丞相是什么?用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话说：“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从秦时起，丞相堪称最高行政长官。且不说什么“不奏径行”，历史上丞相对皇帝的旨意，拒不执行的也并不在少数。到了宋代，相权虽然低落了许多，原有的一些权力遭到了分割，但宰相仍然是对皇帝直接负责的最高事务官，皇帝照例都会给他们特别的地位和尊崇。现在，胡惟庸在一个国家的中枢机构——中书省里担任最高事务官，面对如山的公文和纷繁的政事，难道没有一点儿处置之权，还要他事事“早请示晚汇报”才正确?“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这应该是丞相的分内之事，胡惟庸并没有做错，否则就是失职。至于“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而历史往往又是不能容失败者辩驳的，只好姑妄听之。

在胡惟庸事败之前，就已看出他是小人、奸臣民必定没有好结果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攻击胡惟庸的刘基。《明史》记载，刘基在胡惟庸当丞川之前，就预言他只会把车拉翻，所以胡惟庸当上丞相的消息一传到，他就“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而有些史料更指陈刘基就是死于胡惟庸的投毒。当代学者杨讷在《刘基事迹考述》一书中已经考证清楚，“投毒”一说纯系子虚乌有，他更认定，刘基的神奇预言也是出于刘氏后人的伪造，因为在刘基“大戚”的时候，胡惟庸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祸害苍生的大罪大恶，否则朱元璋又岂能容忍?第二个是大将军徐达。史载，徐将军“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后面还有离奇的事，“惟庸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意思是胡惟庸因为徐达背后说自己坏话，乃引诱徐达府上守门的人暗害之，结果却反被此人告发。说它离奇，是因为一个丞相要暗杀政敌，居然派不出自己手下一个合适的人!

许多史籍似乎都力图向世人证明，胡惟庸很早就开始做坏事，很早就已暴露出了乱臣贼子的真面目，然而，这里却有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刘基和徐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文武两根柱子，这样的人都在朱元璋面前倒胡，为什么全无效应呢?这绝不会是朱元璋昏庸，更不会是他大度，朱元璋不是这样的君王。只有一个可能，对胡惟庸，刘基早有预言也好，徐达“深疾其奸”也罢，都只是修史者的一种附会，以便让后世读者形成“胡氏奸佞”的牢不可破的印象。胡惟庸既然确属奸佞，朱元璋杀之岂不是顺理成章?

其实，朱元璋对胡惟庸不仅一度相当宠信，而且连别人攻击胡惟庸的话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要说到在胡氏事败之前，出场的第三个批评者——一个叫韩宜可的监察御史。在朱元璋和胡惟庸从容谈笑的时候，韩御史取出怀中奏章。劾胡惟庸等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结果惹得朱元璋大怒，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而历史真的很有意思，等到朱元璋要拿胡惟庸开刀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斥责臣下为什么不能洞烛其奸了。从这样反差强烈的好戏中，我们是不是能触摸到一些历史的真相?

破绽百出的谋反案

正史上记载的胡惟庸谋反事实甚为怪异。

按《明史》所说，胡惟庸预谋不轨并勾结同党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胡惟庸因儿子在一起意外事故中丧命而杀人，事泄，胡惟庸准备花几个银子结案，朱元璋不许，要他偿命，胡惟庸大惧。恰值此时，另两个侯爷也因被皇帝斥责心怀恐惧和不满，乃招以同谋。胡惟庸又令某都督取卫士和亡命之徒为心腹，告诉他说“吾有所用耳”；随后他又遣某官员下海招倭，遣元朝故臣代他向残元势力示好，准备和这两股势力里应外合同时向朱元璋发难……

对这些记载，吴晗先生已经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经过精细考证，提出了疑问，有心从学术上探知究竟的，读吴先生此文必有收获。不过，若读者不耐烦那种抽丝剥茧的考证，又想尽快从文字迷雾中走出，这里倒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可以判断真伪。这个方法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就是结合当时的现实和人物处境，立足于常情和常理，进行基本的逻辑推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不偏离常情常理太远，又不把官居丞相的胡惟庸的智商估计太低，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胡惟庸即使真想取朱元璋而代之，并为此一直精心谋划，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绝不会傻到如此张扬!谁都知道，谋反是专制君王最不能容忍的灭族大罪，有史以来的任何一起成

功的谋反，都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酝酿的。而要保证这种绝密性，就只有让知晓者和参与者降到最低限度。历史上哪有像胡惟庸这样，在干一件提着脑袋的勾当时，却仿佛唯恐他人不知，今天和这个同谋，明天又和那个商量的?在朱元璋面对胡惟庸磨刀霍霍的时候，胡的“同党”一个一个地跑出来，指控胡惟庸谋反，要么是受到了胁迫，要么是企图洗刷自己。这样的人越多，表面上，针对胡惟庸的指控似乎越有力，但在智识稍稍正常的人这里，倒正好泄露了天机。深文周纳的审案者之所以能从流品不一的众多对象那儿很快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必在有意无意间有所暗示，如“交待了就没事”、“皇帝会赦罪录功”云云。而事实是，不论是被动牵连的，还是最早主动揭发的，都未能侥幸生还。

后世修史的人们好像也知道自己笔下的破绽，为了坐实胡惟庸的谋反罪，又造出了一个更为荒诞的“云奇告变”事件。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云奇是当时的一个太监，所服务的地点与胡宅相近，预知其谋。“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矫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在这里，胡惟庸谋反的情节更加戏剧化了：他借口自己宅中有灵异之事，邀朱元璋观赏，而在宅中复壁间藏有甲士，图谋弑君。就在朱元璋欣然就道的时候，太监云奇不惜惊驾拦道，宁死也不退缩，皇帝醒悟，登城墙一看，果然看见了胡宅中藏在复壁间的甲士。

看了这段故事，原来对朱元璋不满的人肯定会为胡惟庸惋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什么不把武士藏好一点，居然让人在城墙上就可以看到呢?相信读者一念及此，马上就会油然而生一个疑惑：胡宅不应该连屋顶也没有吧，如果有屋顶，登城而望的人除非有透视的特技，否则又怎能看到屋顶下、复壁间藏匿的武士?这个故事的荒谬由此已经彰显!不仅如此，吴晗先生对这个问题还有追问：云奇身为内使，所服务地点与胡第相近，既知胡氏逆谋，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到追在眉睫时方才闯道报警?按以上诸书所记，胡请太祖正是他被杀头的日子，“这样当天请客，当天被杀，中间并未经过审讯下狱的阶段，在时间上是否发生问题?”

按吴晗先生的考证，朱元璋加在胡惟庸身上的“通倭”、“招虏”的罪名，事实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历史上，有权者才能掌握话语权。经过史臣、文人的反复修饰，反臣胡惟庸的罪行越积越多，积到后来，描摹得也就越像那么一回事儿。胡适先生研究中国小说，曾说有些典型角色是“箭垛式”人物，起初很可能十分模糊，而随着人们向其“射箭”次数的增多，其面貌和性格终于逐渐定型。胡惟庸谋反案也与此相仿，时代越往后，故事的轮廓便越扩大，内容也越充实。到了洪武后期，胡惟庸的结党谋反便几成铁案，装点得有条有理了。

胡惟庸案之实质

胡惟庸一案影响甚巨。

先说当时立竿见影般的效应。《明史》上说，“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只要是明太祖不太待见的，希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主管司法的官员都可以投君所好，套上一顶“胡惟庸同党”的帽子，便万事大吉。君王威权的恣肆之下，人命如泥沙!牵连被逮的功臣宿将一时俱尽，就不必说了。株连之酷，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被称为“元四家”之一的大画家王蒙，侥幸活到朱明盛世，可这回也在劫难逃，其罪名是曾经到胡惟庸私宅观画!面对狱吏，不知道画家是否曾以“胡惟庸当时是堂堂宰相”、“只是谈艺未涉政治”等作辩词，可是即便作了如是辩解，又能如何?总之，王蒙是死在了狱中。

再说绵延不绝及于后世的影响。朱元璋于杀胡惟庸次日便急不可耐地宣布“朕欲革去中书省”。朱元璋废掉丞相，分丞相之权于六部，直接铸就了明清两代的政治格局。过去丞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时候可以和君权稍稍抗衡；现在，权力分散，且六部大臣直接由皇帝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只有仰其鼻息都嫌不及的份儿，遑论制衡?君权至此攀爬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朱元璋为什么要一手炮制胡惟庸案?

如果仅仅是胡惟庸个人品行太差，且喜欢胡作非为，那么朱元璋仅仅端掉他一个人就够了。可现实并非如此。显然，明太祖对这一案件有着深远的谋划。

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专断，明太祖要办他是很容易的。然而，这样一条罪状，肯定只够杀胡氏一个人，充其量也只能连坐其家。

于是，我们看到，胡惟庸的罪行越加越多，勾结同党，谋反叛逆，“通倭”、“通虏”……这样，以“胡党”之名，诛杀功臣宿将的理由有了；以“丞相不法”之名，废相的理由也有了。

细考史籍，朱元璋想烹“功狗”不自胡惟庸始，在他即位的头几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了，至胡惟庸案发不过是到了高潮而已。朱元璋想废相也不自胡惟庸始，早在洪武三年，那时还是李善长当宰相，一个儒士上书，建议“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意思是应该放手给中书省和宰相足够的权力，才符合治道。朱元璋阅后对侍臣说：元朝丢了天下，正是因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不得隔越中书奏事”，元朝的大弊，我们现在怎么能效仿它呢?可以断定，朱元璋登基以后，因为权力欲的不断膨胀，又自认看准了元朝失天下的症结，早就处心积虑地想废掉宰相，只不过因为传统的威力，未蒙其会。，

现在，胡惟庸案来得正好。面对此案，小题大做，穷追不合，朱元璋终于可以借此实施他的多项筹之已熟的计划了。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有了胡惟庸案，朱元璋才想到去大杀功臣、废除宰相，而是他胸中早有成竹，而胡惟庸案正好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实施罢了。

翻阅史料，从字里行间细细揣摩，我禁不住有一种感觉，明太祖对胡惟庸本人未必真有什么大不了的恶感。对朱元璋来说，胡惟庸只是一颗棋子，一颗能够帮助他走活全盘的棋子。这个全盘无非是上述的两点：废相揽权，将功臣宿将一网打尽。而像吴晗先生所说，借罗织大案、籍没横财以充实国家财政的经济因素未必全无，不过应该只是“搂草打兔子”，属于意外的收获吧。胡惟庸既然有这么多妙用，那他就只剩下了死路一条，而且不能孤零零地死，还必须带着结党谋反等诸多恶名，能够使许多让朱元璋心烦的人同入巨网。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