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毅

40多年前，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我们那个掩藏在大山皱褶中的小山村，山高路陡，交通闭塞，沟通山外世界的，就一条蜿蜒于丛山峻岭中的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沿着这条荆棘丛生的小路，村里人才能到镇街、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但到山外去，那是大人们的事儿，对于年幼无知的我，走出山外只是一个憧憬，一种奢望。

仲夏的一天，太阳很毒，天蓝得就像刚漂洗过似的，一点儿瑕疵也没有。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响起一阵阵滚雷似的轰响，震得屋顶的灰尘一股股地直往下掉。打雷了？大伙都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转过头，一个劲地朝窗子外面看。可窗外依旧碧空如洗，阳光灿烂，根本就不像要下雨的样子。老师见状，说，大家不要惊慌，这是山那边开山放炮，修铁路。要不了多久，大家就可以去看看火车，坐坐火车了。

哇！尽管大伙当时对铁路和火车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但都知道火车是从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儿，一个个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打这以后，到山外去，看火车坐火车，便成了打在我心里的一个结。

时光如水，一晃就是两年。

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山外的铁路就要通车了，赶场天举行通车典礼(后来我才知道，通车的这一段是贵昆铁路贵阳至六枝区 间)。

听到这个喜讯，我们比过年还要高兴，课堂上大伙儿欢呼雀跃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 目。

这时，我已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埋藏在我心中的火车情结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于是，我与同学福生相约，决定走出大山，去看看那让我们日思夜想，魂牵梦萦，但终究不得要领的火车。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随着村里赶场的人群，汗流浃背地走了崎岖坎坷的30里山路，来到镇街上看火车，一打听，火车站并不在这里，而在离镇上五六里的地方，于是我们又边问边走，气喘吁吁地向火车站赶去。

我们来到火车站的时候，偌大的车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挤得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架在主席台两侧的两个大喇叭，翻来覆去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既震耳欲聋，又让人热血沸腾。

不一会儿，通车典礼就开始了。按惯例，自然是大大小小的头儿们讲话，内容呢，无非是些热烈祝贺形势大好之类的大话套话。但会场上依旧闹哄哄的，谁也没心思去听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大伙儿关心的，是看火车。不知谁说用耳朵贴在轨道上可以听到火车的声音，不少人就趴在地上，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听，那样子，比朝圣还要虔诚。我和福生见状，也学大伙的样子，趴下去，用耳朵贴在轨道上听火车的声音，可听了半天，除了一股股凉意穿透耳膜，什么也没听到。

通车典礼结束了，火车还是没有来，但广场上依旧人山人海，谁也不愿离去，人们对火车的热情和兴趣有增无减。大约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大喇叭里突然通知，说是火车来了，但只到了50公里外的安顺站，因为这一段的路基还不是太扎实，就不开过来了，对不起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等等。

仿佛有人朝滚烫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只听轰地一声，广场上立时炸开了锅，蜂子朝王般的人潮向主席台涌去，可这潮头碰到一排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仿佛撞在了巨大的礁石上，又哗地一声反弹了回来……

在解放军战士的疏导下，心有不甘意犹未尽的人群，才慢慢地散开去。

事后，听说那天来到安顺的，也不是名符其实的火车，而是一台蒸汽机车头，一节车厢也没有挂。

我和福生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爬山涉水地跑了几十里山路来看火车，结果连火车的影子也没见着，别提有多沮丧了。更要命的是，眼看着日头就要落山了，就算我们会飞，也没法在天黑前回到家。镇街上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们又身无分文，回不了家，晚上在什么地方吃，在什么地方住呢？看样子只有流落街头了。

我急得掉开了眼泪。

福生到底比我大两岁，显得要老练些，见我下开了泪花蛋，说，老三你不要急，我家镇街上有个远房表姑奶奶，前不久赶场时，我和爹去过一趟，我们就到他家呆一晚上，明天一早再回家吧。

嗯。我忍住眼泪，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同意了福生的安排，但对我来说实属别无选择的无奈。走在去镇街的路上，心里竟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打小母亲就对我进行城乡差别的教育，说街上人拿牌子，嘴喊人，手关门。对于亲戚，山里人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对姑表亲的描述是，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认不了。而福生要带我去的这家表姑奶奶，就是这样的八杆子才打得着的表亲。当时物资匮乏，粮食紧张，这家人是镇上的“菜农”，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冷不丁地增加两张嘴，人家会欢迎我们么？

我们精疲力尽地来到福生表姑奶奶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福生表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都已成家，两个老人与儿女分开单过。我们造访的那天，福生的表姑爷爷外出走亲戚，只有福生的表姑奶在家。年逾花甲的表姑奶一看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沟壑纵横的脸上倏地闪过一丝惊愕和不快，随即，便笑成了一朵灿烂的九月菊，热情洋溢地招呼我们，哎哟，今天刮的是哪样风哦，把我这小祖宗吹来了。说着，一把拉过福生，慈母般地在福生头上抚摸，哎哟哟，好久不见，又往高里窜哩。你看这身坯，这脸盘，与你爹活脱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啧啧！

福生沉浸在表姑奶浓浓的爱意里，一脸的幸福。

表姑奶奶抒足了情，这才转过头来，仿佛才看到我似的问福生，这是哪个？我还认不倒呢。福生说这是我们村里的某某，并特意强调了我父亲是谁。福生的表姑奶奶恍然大悟，脸上的菊花又一层层地绽开，哎哟！我还以为是谁呢，小屁崽子，你倒是头一回来我家，你爹我可是认识的哦，我出嫁的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拖着两条鼻涕龙，呼噜呼噜的，哈哈，好玩死啦！

福生的表姑奶奶把我父亲歌颂完了，我也跟着福生的叫法，怯怯地喊了一声表姑奶奶。

哟！这娃儿乖。表姑奶奶不失时机地表扬我，知书达理的，乖，乖。

福生的表姑奶招呼我们在堂屋里坐下，热情地给我们倒了一杯白开水，接下来，便坐了下来，山南海北地和我们拉开了话匣子。

我们进门的时候，福生的表姑奶好像刚吃完晚饭，正洗好了碗从厨房里出来，但她就是不问我们吃饭了没有，她不问，我们也不好意思说没吃，于是就饥肠辘辘地听她海吹。其间，我曾示意福生开口说我们还没吃饭，让他表姑奶奶给我们做点吃的，可福生几次都开不了口，福生不说，我这个跟着混饭吃的，就更没辙了。

我们的这些动作，表姑奶肯定是看在了眼里，可她却佯装不知，始终不点破。没办法，我和福生只好一个劲地喝水，不一会儿，便把一个八磅的暖瓶倒空了。

好容易捱到了晚上九点过钟的样子，表姑奶一连打了几个长长的哈欠，揉了揉眼睛说，福生，打点水洗个脚，你们俩到楼上去睡吧。

那天晚上，饥饿就像一个恶魔，搅得我们辗转反侧，除了一个劲地上厕所，一点睡意也没有。

第二天起床后，我们都觉得精疲力尽，眼睛都有些花了。走下楼来，表姑奶奶好像正在厨房里弄吃的，心中暗喜。洗罢脸，表姑奶奶笑吟吟地从厨房里端出两碗稀饭，搁在堂屋神龛前面的方桌上，说，两个小屁崽崽，快来过早吧，等会我还要出工呢。

表姑奶奶的这番话，虽然比较委婉，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一是让我们吃早餐，再就是要我们吃了早餐就赶路 ，她老人家可没功夫陪我们。

不过，当时我们顾不上想这么多了，一听有吃的，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害羞，一个箭步冲到方桌前，端起那碗稀饭，呼呼呼地，不到两分钟就倒进了肚子里。狼吞虎咽地喝了一碗稀饭，空空荡荡的肚子似乎刚填了一个角儿。我们站起身来，正想厚着脸皮再舀一碗，厨房里已响起表姑奶奶叮叮当当的刮锅声……

走在回家的路上，那种空着肚子赶路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很久很久了，街上人的抠门，仍让我难以释怀。

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福生表姑奶奶的做法有了充分地理解。那时候，人们刚从大饥馑的恶梦中喘过气来，都知道粮食的金贵。身为菜农的表姑奶奶家，什么都按人头定量供应，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能匀出两碗稀饭让我们喝，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时至今日，我仍觉得福生表姑奶奶赏赐的那碗稀饭，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我第一次看到并坐上火车，是两年后的 事。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六年级。在我之前，村里已有人捷足先登，见到并坐过火车，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对火车更加神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小学毕业前了却这一夙 愿。

从村里人的描述中，我知道火车的车头（机车）是个庞然大物，仅车轮就有一人多高，一架（列）火车拉着10多节车厢，跑起来突噜突噜地喘着粗气，快得就像刮风，车头上两个桶大的管子里，不时冒出一股股白色的浓烟，巨大的惯性，震得铁道两旁的地皮簌簌发抖。尤其是火车发出的牛一样的哞哞哞的叫声，震耳欲聋，应山应水的，隔着几匹山都听得到。从县城的火车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看火车的地方），坐慢车到离我们村子最近的火车站，也就一个站的路，10来公里，花三角钱的车费。

三张毛票，抑或三个钢板儿，换在今天，走在大街上，也许没有人愿意弯下腰去捡起来。可那时对我来说，三毛钱却无异于天文数字。已经在贫困的陷阱里挣扎得精疲力尽的父亲，是不可能拿出如此“巨资”，让我去潇洒走一回的。我记得，当时盐巴是一毛七分钱一斤，在父亲的眼里，三毛钱几乎等于两斤盐巴，打紧一点，足够全家人吃一个月。母亲呢，对我倒是一向溺爱有加，可她身上常常是一文不名的。

有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没课，父亲叫我去山上放牛，我把牛甩在一边吃草，然后躺在草地上数着天上飘过的云朵，不经意间，看到不远处一棵缀满了酱红色果实的山楂树，倏然来了灵感。我想，山楂这东西化食开胃，在山里人眼里，几乎一钱不值，说不定城里人就喜欢呢。于是，我跑回家拿来一只麻袋，嗖嗖嗖地窜上树去，不一会儿就摘了一麻袋山楂。

第二天，我把这袋山楂背到县城，两分钱一碗，卖了五角钱，终于挣到了坐火车的钱。

那是趟逢站便停的慢车，挂着十多节车厢，硬座。现在看来，其设施可以说相当简陋，但当时我却觉得十分气派豪华。那桔黄色的，用寸把宽的优质木块镶嵌而成的靠背座椅，比坐在家里的长条凳上舒适多了。依偎在车窗口，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庄稼、田野、河流、山坡，觉得自己就像长了翅膀，仿佛飞了起来。

一个站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好像才一支烟的功夫，火车已经徐徐地停了下来，我该下车了。

车厢门头上的喇叭里说，列车停车两分。

然而，我觉得还没坐够，还很想坐。而且，我听说前面有个隧道，号称贵昆线上第一长隧，火车在里面要跑六七分钟，我很想体验一下火车在隧道里穿行的感觉。但在下一个车站下车再回家，要多走十多里山路。就在我在车厢门口磨蹭的当儿，火车又徐徐启动了。我抬起脚就要跳下去，列车员一把拽着我，“咣啷”一声关上了车门，你找死啊！

结果，当我多坐了一站路，翻山越岭地多走了十多里冤枉路，气喘吁吁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了。

一边是拮据的家境，让我难以启齿；一边是日益疯长的心愿，让我欲罢不能。当年，我对父亲的的抠门不无埋怨，怨他不理解我对山外世界五彩斑斓的憧憬；不理解一个放飞渴望的少年那一份夏天般火热的情怀。许多年后，当我也身为人父，才明白了当家才知盐米贵的道理，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无奈和艰辛。

打那以后，我对坐火车仿佛上了瘾，对这长龙般的庞然大物有一种家的感觉和依恋，每次想方设法地弄上几毛钱，坐上那么短短的十多分钟，觉得十分惬意，但每次都觉得没坐够，临下车，就像就要和情人告别似的，依依不舍，赖着不想动。

我真正地坐够火车，是五六年后的事。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因不能直接升入大学，我又回到那个大山皱褶中的小山村，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这类读过几天书后，又回到里家种田的年轻人，叫做 “回乡知青”。

我得以坐火车远行，完全是阴差阳错的意 外。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个秋天，我的堂哥如愿以偿地在一家国有煤矿当上了矿工，让村里人羡慕得直咂嘴。作为新工人，矿里组织他们到淮南矿务局实习，先到上海，然后再转车去安徽。矿里专门为他们包了两节车厢。堂哥走的那天，正好赶场，我和表哥小国决定一打狗，二拜年，去县城逛逛，顺便送一送 他。

堂哥他们乘坐的是昆明到上海的特快列车，上车的地方就是我看火车的那个车站。这个车站紧挨县城，算是个比较大的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都在这里刹上一脚，停靠三分钟。堂哥他们上车的时间，是次日凌晨4点过 钟。

我们陪着堂哥在城里溜达到天快擦黑的时候，才回到他们住宿的平寨旅馆，准备和他挤着躺一会儿，送他上了车后就回家 。

第二天，天还麻黑麻黑的，带队的人便吹响了尖利的哨子，近两百名矿工和送别的亲友匆匆忙忙地洗漱，然后一干人呼呼啦啦地向不远处的火车站涌去。

按说，送亲友是不能上车的，但在我的怂恿下，我们将堂哥送到了车厢里。开车的铃声响起后，我那种对火车的依恋又涌了上来，不想下车。于是，我跟堂哥商量，说我们想再坐坐火车。堂哥倒很理解我们的心情，说可以，这两节车厢都是我们包了的，只是前面的几个小站都不停，只有到另一个大站安顺才能下 车。

好，好。我喜不自禁地连声答应。

火车到达安顺车站的时候，天还没亮，本应下车的我又突发奇想，我对表哥小国说，要不我们干脆不下车，就搭他们的便车到上海去玩玩？表哥本就是个好玩之人，听我这么一说，愣了愣说，可以啊。

我们把这个奇想跟堂哥说了，他却面有难色，说车上的吃喝没问题，但他们并不在上海逗留，下了车后很快就转车去安徽淮南，没时间陪我们。我说，没事的，我们自己在那儿玩，过几天就回来。堂哥看我们去意已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应该说，这是个冒险得近乎荒唐的决定。那时因家境贫困，我兜里也就七八块钱。表哥呢，比我略好些，兜里也不过十五六块钱。这样的经济实力，要到上海去溜一圈，过后想起让人后怕，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我心里充斥着对火车的热恋，洋溢着山外世界五彩缤纷的诱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了。

那时候的火车还是清一色的蒸汽机车，也没有提速一说，我们坐了三天两夜，才到达上海。我记得，我们到达上海的时间是上午十来点钟，下午，堂哥就转车去了淮南。

我和表哥小国开始了在上海的旅行。实际上呢，用“旅行”来形容我们这几天在上海的生活，未免有些奢华和浪漫，因为旅行是以经济基础为后盾的，说白了，旅行玩的就是一个字：钱。而囊中羞涩的我们，是怎么也潇洒不起来的。好在当时上海的生活十分便宜，每顿八分钱一碗的面条或馄饨，勉强果腹，八毛钱住一宿的澡堂旅馆，就是我们的安乐窝了。我们最奢侈的消费，就是花了两块钱，在黄浦江畔的外滩照了张合影和单人照，总算是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证据”。

时令虽已是秋天，但我们到上海的时候，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气温高达三十多度，这对长年生活在“凉都”的我们，无疑是一种煎熬，一身臭汗出了干，干了出，坐在屋里，就像坐在蒸笼里似的，身上透出股说酸不酸说臭不臭的味道，直让人掩鼻。于是，我们便在旅馆的大澡堂里和上海阿拉们共同下了回饺 子。

那时，我也就二十来岁，正是追逐“时尚”的年龄，裤子是流行的小裤脚，也就碗口那么大。衣服是件铁灰色的直领的三个兜的青年装，老远看去，灰不溜秋的。头发呢，一溜烟地从脑门上往后背，且留得老长，几乎披在了肩上。从后面看，真到了让小孩子分不清是叔叔还是阿姨的地步。我这身自以为新潮的装束，在正统的成年人眼里，无疑是另类，遭遇白眼是常有的事。

在和上海阿拉们下完饺子之后，我便把那件自以为入时的衣服洗了。

次日一早，我穿上这件还不太干的外衣，便和表哥小国兴冲冲地去黄浦江边的外滩。可就在我们到达外滩，随着一群人穿过斑马线，准备从大街的内侧到沿江的那一边去的时候，不远处的一个警察扬手一指，他身上的魔法仿佛全都凝集到了食指上，倏然间，就把我“定”住了。

那警察走到我的身边，雷达似的将我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通，定定地看了一眼我的长发，继而抻出右手，拎起我的衣袖抖了抖，并不开腔。我想他可能觉得我的衣服是湿的，连忙说，昨天晚上刚洗的，还不太干。也许是我说的贵州话，他听得不是太懂，眼里的狐疑并未消散。随即便把我带到路边，操着一口上海味十足的普通话，对我进行问讯。无奈，我也只好憋着贵普话回答他。内容无非是你从哪儿来，干什么，到哪儿去，准备干什么等等。

也许是我的回答无懈可击，警察最后使出了杀手锏，你有没有证明？

证明？我显然没想到他会让我出示证明，不禁有些慌乱。

对！证明。我下意识的慌乱，让他有了坏人即将束手就擒的惬意，板着脸一字一顿地说，也就是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哦，证明啊！我定下神来，从衣兜里摸出一张信笺递过去。

原来你是教师啊?他很认真地看完了那张纸，板着的脸这才有了松动，口吻也温和了些，没事了，走吧。

我如获特赦，溜烟儿似的跑开了。

好久了，我仍心有余悸，倘若不是在半月前，无意中给当教师并管公章的同学要了几张空白证明，不是在未到达上海之前，在火车的小茶几上，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我校某某某老师因公出差上海，特此证明等字样，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时还不时兴身份证，在警察眼里，没有证明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人，没有几个会是好人。结果呢，收容站无疑就是我们的最好去处了。

在上海穷玩了三天，我们该坐火车打道回府了。

尽管很节约，几天花销下来，我们身上原本不多的银子，已经所乘无几，拢共也就四五块钱的样子，撇开车上的开销不算，买一张返程车票，也得三十多元，两张车票，一共六十多元，对我们来说，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可没钱也得走呀，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是不欢迎穷光蛋的。

我和表哥小国商量，决定先到火车站去，然后再想办法。但就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却意外地走散了。

我们是在外滩上公交车时走散的。

与上海谋面之前，我对上海的认识主要源于图片上的外滩，那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那奔腾不息的黄浦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者说在我的心目中，外滩就是上海的名片。因此，要离开上海之前，我对外滩竟有些依依不舍，很想再好好地看她一眼。

我们坐的是哪一路公交车，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上车的人很多，一窝蜂似的朝车上挤。表哥个子大，壮实，劳力也好，三挤两挤的，就上了车。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眼看就要靠近车门，身后的一个大个子狠劲一拱，把我推开了。

这时，驾驶员没好气地吼，挤什么挤，上不了的，坐下一趟。话刚说完，只听“哧”地一响，车门就“砰”地关上了。

我和表哥都傻眼了。情急之中，我对表哥喊，在下一站等我。

几乎是与此同时，急了眼的表哥也在车上冲着我大声说，我在武进路等你。

公交车开走了，顿时，我觉得心里空落落 的。

当务之急，我得找到表哥，然后再一起回家。可我到哪儿找他呢？临走时，我说让他在下一站等我，可他却叫我到武进路找他。一时间，我犯难了。倘若我们因会面的地点不同而失之交臂，就很难再见面了。

我到底去哪里去找表哥呢？

表哥所说的武进路，是我们上车那个站下面的第三个站，我们是上车前看站牌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站名的。

不一会儿，下一趟公交来了，我好容易挤上了车。我想，匆忙之中，表哥肯定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到武进路去找他吧。可当我来到武进路的时候，连表哥的影子也没见着。

和表哥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兜里没几个钱，但总觉得有个依靠，心里并不着慌。表哥一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要多沮丧有多沮丧。偌大的上海，人头攒动，却举目无亲，绝望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沮丧之余，我决定先到火车站去，然后再想办法。

我在上海市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售票大厅，进站口不停地游荡，寻找混进车站的机会，但都无机可乘。

无意中，我在问事处发现凭车票可以买站台票，忽然来了灵感，心想，托人买张站台票，不就可以混进车站去了么？

我为自己的发现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可买站台票也不那么容易，一张车票限购两张，来买票的人基本上都是买有所用的，我涎着脸接连求了两个人帮忙，都没买到。后来，一个去福州的中年妇女被我的请求打动，终于给我买了张站台票，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好心的中妇女连声道谢，真有些感恩戴德的味道了。

上海到福州的车是下午3点20分，我要坐的是下午6点10分上海至昆明的快车，没办法，我只好提前进站，在站台上躲藏了将近两个小时，待昆明至上海的火车进了站，我便随着站外拥进的人流上了车。巧的是，就在上车的当儿，我却意外地碰到了我的表哥。他说公交车一停，他就下了车，但没见到我。然后又到武进路去找我，还是没找到。无奈，也和我一样，买张站台票混进了车站。

别后重逢，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们坐的是8号车厢挨门口的两个座位，尽管车厢里座无虚席，可直到火车离开了上海，也没有人来叫我们让座。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两个位子是站上预留的机动位子，没想到却为我们“杀飞车”提供了方便。

回家的路上，我们先后躲过了几次查票。最痛苦的是身上没有银子，开始，我们还能每顿吃上一两个面包，后来，就连面包也难以为继，饿得酸水一股股地直往上冒……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我们的这次“壮举”，我对自己当初的莽撞无怨无悔，自嘲地称之为无产者的旅行。

作者简介：

刘毅，贵州六枝人，原任六枝特区文联主席，《六枝文艺》、《桃花诗萃》主编。著有报告文学集《石头上的梦》、中篇小说集《都市鸟》等。《都市鸟》获首届中国凉都文学奖。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