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早已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等皇皇标签的“，公车上书”的统一描述，所用证据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己撰写的《我史》。然而，考之史料，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不过是康有为事后的伪造罢了，他对当时政治氛围的描绘也完全是失真的，而且根本就是个伪领导者，在他及门下弟子运作下的《公车上书记》更是歪曲事实、自我吹嘘的伪宣传，但也正是因为初尝媒体宣传的甜头。才有了康党随后不择手段地夺权《时务报》。

本期谌旭彬先生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四、从革命到维新：康有为首鼠两端

1康党曾是革命党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认定：从公车上书开始，进到戊戌政变，康党一直都在宣传维新变法。

但真相却恰恰相反。

戊戌年六月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前，康有为和他所领导的康党一直在暗地里鼓吹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种族革命，而一直贴着维新派领袖标签的康有为曾经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

官方文件最早披露康有为具有推翻清朝的企图的是监察御史文悌呈递的一道折子，折子里说：“我曾极力劝说康有为，不要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我大清国于顾。”戊戍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但康党从来不承认清廷的这条指控，梁启超在政变次年出版的《戊戌政变记》里曾极力辩解道：“人就算再蠢，也不至于跑到京城开设保国会，然后将几百名皇家宗室和满汉大臣聚集在一起，公然向他们宣布自己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叛逆之辞!”戊戌政变之后，康党四处宣传保皇，呼吁拯救光绪皇帝，康有为晚年更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遭人唾弃的铁杆保皇派。有这些事实作基础，也难怪近代史教科书从不承认康党曾是革命党这一事实。

然而，根据台湾史家黄彰健先生的考证，康党对清廷存有异志，主张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事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公车上书。

对此，梁启超也早有招供，如他曾劝说康有为救世界、救众生而不救一国，这与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说法异曲同工。章太炎亦暴康门弟子。以长素(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数年，当有符命……”

能够证明康党曾是革命党的最直接的证据，是戊戌年事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康门弟子何树龄1895年写给康的一封书信。信中说：“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信旁此处有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耶?)……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

信中所谓的“大浊国”，无疑就是刻意讳言的大清国；而所谓的“大同国”，自然就是康门弟子所期待的那个有符命的康党之国——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大同是其论学的主要宗旨，故所谓“大同国”，实际上已经表明康党当日非但主张革命，甚至已隐隐有着建国的构想。联系康有为张狂的个性和对自己天纵圣人的绝对自信，这绝非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何树龄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清国即将大乱，被人瓜分，但大清国属于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没什么值得可惜的，自己所不忍心看到的，只是那些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

康党将革命的大本营选择在了湖南。

2梁启超讲义

梁启超是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抵达湖南，执教于时务学堂的。湖南士林对这位声名赫赫的维新旗手早就仰慕已久，上至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下至维新名士唐才常、蒋德钧，乃至于日后著名的“湖南守旧派代表”王先谦等都对其青眼有加，频频与之谈饮往来。一时间，梁启超在三湘大地，可谓春风得意。

与入湘时的夹道欢迎有所不同，梁启超离开湖南却显得相当狼狈。1898年二月，激烈抨击科举制度后的梁启超再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随后湖南维新士人就喊出了“驱逐康党”、“驱逐粱启超”的口号。

不到半年，湖南维新士人对梁启超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禁引人追问：原因何在?

其实也相当简单，湖南维新士人们邀请梁启超前来执教的目的本是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孰料梁启超到湘之后，大力宣传的是革命思想，大力培养的是革命人才。这可真把湖南维新派吓了一大跳。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自述，可看作他最终遭到驱逐的最佳注解：“(我在时务学堂)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经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当时学生都住在学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后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根据梁启超自己的记载，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早在来湖南之前就与康有为等人商量之后的决定。当然，这种言论最初只限于在相对封闭的学堂内部发表，对外时，“革命者”梁启超则隐没于维新人士之中，“双免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引起全湖南士绅一片哗然的学堂讲义，究竟有些什么内容?

且看梁启超的几条讲义批语：

例一：“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扬州十日记》是一本记录满人人关后残暴屠城的书，属于清王朝的绝对禁书。梁启超的这条批语，明显有仇视清王朝的倾向。

例二：“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满人问鼎之后，汉人拖着一条猪尾巴辫子，失去中原衣冠多年，衣冠也就此成了清王朝政治命题中的绝对禁区，梁启超大力提倡变更衣冠，与清王朝决裂的态度也就隐约可见。

例三：“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段话的革命性有多强，就用不着多说了。

类似的批语还有不少。据梁启超后来回忆，在湖南期间，他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里偷偷印刷《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不仅添加批点按语，秘密散发传播，还利用“湘报》公然为之作广告，可见康、梁及康党的反清思想相当强烈。

1897、1898年，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期。，国势岌岌，正致力于秘密宣传反清革命的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也没有闲着。

抵达湖南不到一个月，梁启超就给巡抚陈宝箴上书，建议湖南自立。梁启超说：“如今不变法，国家万无幸存之理；而要变法，当局又已经完全不能依靠……如果腹地的一两个省能够自立，中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伟哉!西汉末年的窦融，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注意经营河西，最终能够捍卫一方，辅佐光武恢复汉室……”

梁启超在信里不能明目张胆地劝陈宝箴推

翻清廷，所以只能游说他在湖南实行新政，做到自立，但这很有策反的嫌疑，所以他又搬出了窦融的例子来自我洗刷。

粱肩超建议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堂，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谈及这些建议的真实用心：“南学会(此会乃谭嗣同等人组织)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意思是他们准备在湖南扯起革命的旗帜，所以连脱离清政府自立之后的行政机构也预先有了细致的筹划。

3党魁倒戈

但最终，湖南的革命大旗没有飘起来，因为革命党的党魁忽然对拥君维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引起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革命党人赵日生就是其中之一。

1901年，赵日生和维新领袖康有为部已在清政府悬赏通缉之列。康有为在写给赵日生的信中说：“览书甚骇，与弟义至笃，不能不告。”显然是赵日生先对康有为有所责难，所以康有为才写这封信去做解释。

在信中，康有为所竭力说明的都是他为什么会在戊戌年六月之后，骤然由革命转向维新。

信中大意是说：“戊戌年以前，国家多灾多难，慈禧专政，圣上没有权利，所以人人都不知道圣上的英明。我也是觉得上层的人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政治主张专以救四万万同胞为主(即保中国不保大清)。于是东奔西走，开强学会、保国会，打算建立议院，掌控民权以救中国。因为陈宝箴是个有志之人，所以我才让卓如(梁启超)入湘，同时让谭嗣同也弃官回湘……湘中志士于是都奋发起来，就像老弟你所说的那样，人人怀着这种心思(自然是革命的心思)。但是，后来我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皇上实在是圣明英勇，能够扫除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又能够开没议院，授予人民权力。当时孙家鼐反对说：‘如果开了议院，皇上就没权力了。皇上回答说：‘我只想拯救百姓，自己有没有权力无关紧要。英、法、德、意等国家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也得不到这样的皇帝，我们的皇上却宁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要进行改革。我不能不为之感动不已，愿效死力!

皇上的英明神武，不但天下人不知道，早年我在北京开强学会的时候也不知道。军机章京陈次亮跟我说：‘皇上英明通达，群臣们都比不上。我回答说：‘这是你们这些臣子的阿谀之辞，我不相信。等到亲眼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确实如此。”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转向维新，其实算不上背叛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权，支持皇上维新同样也能实现民权，既然殊途同归，而维新的风险又小很多，自己没理由不选择维新。

虽然康先生的辩解有其道理，想必责难他的赵日生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还是要说：康有为叛变了。

因为一直主张开议会、兴民权的康有为，在戊戌年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反对开设议院的急先锋。据康有为自己说，当时有大臣上折子请求开设议院，皇上没有批准正是他的主意。对此，他的解释是：议院是西方国家的根本性政策，当前满朝士人都是保守派，此时设立议院只会增加变法的阻力。

看起来又是一很有说服力的自我辩解，可惜的是，康有为既然知道贸然开议会会给变法带来极大的阻力，但他还是做了许多较之开议会更能激发所谓保守派抵制的事情(如大力提倡开制度局，试图架空现有的中央机构)，这又作何解释?

胡汉民先生锐眼如炬，能够洞察康有为内心的小九九。1905年，他在东京演讲，如此评价康有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议论却比从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有为)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写的)，便可知他的心事。”

胡先生这番话，真可谓一语中的。

再补充一条证据：与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在湖南积极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康有为一边一如既往地在京城屡屡上书皇帝呼吁维新，另一边却屡屡参加朝廷组织的科举考试。

谁听说过真正的革命者还会热衷于参加科举?!

为了实现自己的圣人梦，康有为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他之所以在戊戌年由革命倒向维新，绝非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认识到了光绪皇帝的英明神武，更发现维新同样也能够实现自己兴民权的“夙愿”。而在于一直处在紫禁城政治边缘的康有为忽然发现自己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另一条成为圣人的捷径忽然大放光明，因此，他果断放弃了风险巨大的“革命理想”。

民权?议会?都见鬼去吧。

4康有为举荐康有为

让康有为慨然由革命转向维新的那场会面发生在戊戌年6月16日，那已经是变法开始后的第6天，“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显然姗姗来迟。

其实从年初开始，康有为在京城里的活动就一直不顺，自己开办的保国会被人弹劾为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康党在湖南的活动更成为众矢之的，这些事情无一不让他焦头烂额。甚至连康有为倚赖最重的帝师翁同龢也明确宣布疏远他，《翁同龢日记》中如此记载：

“四月初七那天，皇上让我转告康有为，让他把之前进呈的书籍再送一份进来。臣回复皇上说自己与康有为没有来往。皇上问我为什么，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皇上责问我以前为什么不说，臣回答道：‘最近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才发觉他心怀异志。”

翁同龢虽然看穿了康有为的本质，但光绪皇帝却已经被康有为所进呈的书籍打动，所以翁同龢拒绝前去向康有为宣旨，引起了光绪的勃然大怒，也成了随后不久他被罢免的诱因之一。但皇帝的心仪却并不能改变康有为此时的处境，康有为正月份请人代为呈递的奏请设立制度局的折子，一直被总署衙门压着，没有回音，这并非旧党有意从中作梗，而是折子里的建议实在太过异想天开。

康有为在折子里建议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作为主持维新变法的专门机构，制度局下面则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局。这12个分局几乎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可谓面面俱到。这无疑等于请求皇帝架空现有的所有政府部门，把国家事物都交给这个制度局来管。这样的建议放在任何时代也不可能得到比扣押不报更理想的结果。

所以，恭亲王奕沂只同意进呈严复、袁世凯等人比较中和、稳健的维新方案给皇帝，而拒绝进呈康有为的激进奏章。然而，恭亲王很快就去世了，也传出了翁同龢即将被罢官的流言。

康有为的机会来了。

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大力推荐康有为。据梁鼎芬日后披露，这份折子其实是康有为自己写的，也就是说，康有为瞅准时机，毛遂自荐。

折子里说：“臣观察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博学通才，明白历代因袭变革的得失，通晓万国强弱的本原，20年以前就已经在宣传变法。他写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等书，很善于借鉴外邦的经验，足以成为我们取法的榜样。他对变法的看法相当深刻，什么事情应该急办，什么事情应该缓办，先后次序，井井有条。若按部就班去做，成功是很有把握的。康有为的才能和忠诚足以担负重任，当代能够与他比肩的人才极为罕见。若皇上能够把他放在自己身边以备顾问，与他一起讨论新政，要改变国家当前艰难的处境，可谓易如反掌。”

光绪皇帝当天就给予批复，要康有为在三天之后也就是16日，预备接受召见。

这份折子，实现了康有为自荐的目的，也再一次表现出他对权欲的私心。在正月份请开制度局的折子里，康有为虽然建议用制度局和十二分局架空现有的国家机构，但在新的掌权者方面，他仍然推荐由王公大臣担任制度局总裁，十二分局的领导人选则建议选拔“天下通才”，也就是说，康有为当时为自己预定的位子最多也只是一个分局领导而已。但在这份自我推销的折子里，他已经对开设制度局一字不提，而是赤裸裸地建议光绪皇帝把自己安排在身边以备顾问，说白了就是要做帝师，可见他急于揽权，急于取翁同龢而代之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以至于黄彰健先生感慨道：“康欲总揽国家议政大权，其心昭然若揭!”

5面试：成功，还是失败

翁同龢孤独地站在宫门外。

翁同龢已经被皇帝免职，尽管后世绝大多数的史书都说他是被慈禧太后罢免，但他自已心里清楚：是自己的学生、自以为翅膀硬了的光绪皇帝罢免了自己。

至于具体的原因，翁同龢自己也搞不清楚，只能在日记里乱猜一通，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随着光绪的日渐长大，他们这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师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越来越大。

一大清早，翁同龢就守在宫门外，他想在这里与他辅佐多年的光绪皇帝做最后的告别。但当皇帝终于出来的时候，这对君臣却相顺无言：“在道右碰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

这一天是6月16日，既是翁同龢黯然离京的日子，也是康有为风光面圣的日子。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踏进皇宫，他不认识路径，太监们把他引到了朝房，让他在那卫等待皇帝的传唤。在这里，他碰到了前来向皇上谢恩的新任直隶总督荣禄。

和翁同龢一样，荣绿也曾经保荐过康有为，但此时却已颇为后悔。据曹盂其《说林》记载，康有为进来之后，荣禄问他：“此次面圣，你有什么变法的对策献给皇上?”

康有为回答说：“杀一两个阻挠变法的二品以上的大臣，新政自然就能推行下去了。”

据曾孟其说，他的这一记载源于谭延闿，而谭延闿则直接闻之于荣禄本人，不过很多史家仍然不相信康有为会说出这样飞扬跋扈、杀气腾腾的话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康有为早年的著作《康子内外篇》中却有这样一段议论：“故今将为治，刑乱国，用重典。非大加杀生，黜戮其尤者，自亲贵始，无以耸耳目而整湾风，励精神而贞百度也。”看来，用重典，通过大加杀戮来实现政治目的本就是康有为一贯的认识。

听到康有为的狂言，荣禄内心深处恐怕会打几个激灵灵的寒战，因为他就是一位二品以上的大员，康有为只不过一个六品的工部主事，居然敢于向手握重兵的朝廷一品大员说这样的话，出正表示此时的康有为相当得意，有恃无恐。也许，他会认为：翁同龢的罢免，是皇帝在为自己腾位子。

如果说之前康有为屡屡给皇帝上书、进呈书籍可以视为投简历的话，那么此刻他所面临的则称得上是一次面试。他的简历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光绪皇帝，但最终能够得到一份怎样的工作，却还要取决于这次面试的结果。

关于这次面试的具体内容，光绪皇帝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这是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两人间的一次单独谈话，没有第三人在场，康有为日后的自述就成了唯一的史料。

奇怪的是，阅读康有为的自述，一点都看不出这是光绪皇帝在面试康有为，也完全无法让人感觉到康有为所描述的那个让他折服不已的英明神武、魅力四射的光绪皇帝的存在。

考察康有为《自编年谱》，对话的大致内容为：

光绪先问了问康有为的年岁出身，随后康有为说：“眼下四夷交迫，列强分割，国家就要覆亡了!”

光绪说：“都是守旧派害的。”

康有为说：“……”(康有为的言辞颊长，无关乎阅读，故省略，下同)

光绪说：“是的，你说得对。”

康有为又说：“……”

光绪说：“你说得对。”

康有为说：“……”

光绪说：“是的，你的条理很详细。”

康有为反问：“皇上既然早就明白这些，那为什么这幺久了都不变法，却坐待国势至此呢?”

光绪皇帝瞟了瞟帘子外面，叹息道：“无奈有人掣肘啊!”

康有为知道皇上受制于慈禧，接着说：“……”

光绪说：“他们都不肯留心办事。”

康有为说：“……”

光绪说：“就这么办。”

据康有为自述，这次面试长达约两个半小时。其问，康有为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长篇赶论，光绪帝则总是只有短短的一两句话，而且除了说“你说得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言语，而康有为活像翁同龢附体，在给光绪皇帝上维新变法课。

从康有为的君臣谈话记录来看，他的面试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皇帝不但完全同意他的变法建议，而且还像老朋友一样对他吐露了自己受制于太后的隐私。看起来，康有为在中央政府里谋个好差事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了。

然而，事情却远没有康有为想的那么简单。

6月15日，也就是康有为面圣的前一天，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颁发了一道谕旨：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臣都必须到太后跟前谢恩，聆听训导。旨意是再明显不过：慈禧从皇上手里收回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免权。显然，这道谕旨是针对光绪皇帝第二天召见康有为所作出的紧急处置。

对此，康有为本人却一无所知。这天晚上，他意气风发地去了死党徐致靖家里，把酒言欢。

6反对康有为=反对维新?

康有为太失望了。

他和皇帝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半小时，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却居然没有给他升官。三年前他就已经是六品的工部主事，皇帝随后的谕旨却只是给自己换了个衙门，让自己去总理衙门实习，做一个同样芝麻大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里说，自己根本就瞧不上这种小官，觉得那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梁启超得知这一结果之后，也愤愤不平地说：“皇上召见康先生，谈得很投机，但朝廷大权

却把持在西王母的手上，其他的事情已经无从期望。总署行走这样的官职真是可笑至极，不如立马卷了铺盖走人。”显然，康有为认为，自己之所以没能升官，没能得到主持维新的权利，是慈禧太后在背后捣鬼。

确实，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目的就是防止光绪重用康有为，一如黄彰健先生所说：“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有为，但因四月二十七日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于是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世的许多戊戌史著作(包括康有为的著述在内)遂将此事当作慈禧太后顽固守旧，扼杀新政的罪证之一。

问题是：反对康有为必然等同于反对维新，反对戊戌变法吗?

不要忘了，变法正式开始前那段时间，光绪皇帝几乎天天来回奔走于皇宫和颐和园之间。正是因为取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变法才能正式启动。

不要忘了，当因为废除科举制的问题，满朝大臣争论不休、僵持不下的时候，是慈禧太后最终拍板，做出了废除科举的最终决定。

不要忘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甲午战败，瓜分狂潮已经将清王朝逼到了悬崖边上，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意志，连徐桐这样之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的铁杆守旧派也开始上折子请求变法了。考察史料，戊戌年上半年，朝廷内外根本找不到几个明目张胆的反对维新之人。

然而，在康有为呈递给光绪皇帝的奏折，包括他代人起草的折子里，却一直都在声嘶力竭地警告皇帝：朝廷内外存在着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

1895年，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记录“公车上书”的那一年，康有为没有去上书，但却将他的的上书草稿删删改改，改头换面变成了《上清帝第三书》。据康有为自述，他这篇文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激赏，事实也确实如此，戊戌年皇帝还让人把这份压在箱底的折子找出来，看了一回，又叹息了一回。

康有为在折子里说：“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是相当多的，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有所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人又有几人?不分昼夜陛下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这些话可真是说到光绪皇帝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太后的控制，组建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子，只可惜，这样的梦想眼下看来还只是一种奢望。恐怕这也正是皇帝激赏康有为这份折子，对之念念不忘的最根本原因。

显然，康有为这份折子很有挑拨光绪和慈禧、挑拨光绪和现任朝廷大员们关系的嫌疑，在康有为的语境里，慈禧和那些朝廷大员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

一个多月之后，皇帝将康有为的这篇上书和其他几件要求变革的折子下发给各地督抚将军们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地方大员们一致同意改革，不过他们建议皇帝不可急于求成，也不能搞全盘西化，而要兼顾中国国情。

最值得注意的是：同意改革的地方大员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康有为的改革思路。康有为主张速成改革和全盘改革，而地方大员们却主张循序渐进的稳健策略。

看起来，康有为和现任的地方大员们在要不要改革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在康有为的眼里，不同意自己的改革速成论者，就是改革的敌人，就是顽固派、守旧派。

戊戌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了一道由康有为起草的《请定国是折》。康有为在折子里说：“守旧之人，并非不知道眼下应该变法，但这些人或者年老不能读书，或者气衰不能做事。不能读书，就不能了解新政；不能做事，就畏惧改革。担心新政推行，肯定要淘汰、排斥许多旧官，对他们的荣华富贵大有不便，所以唯有全力加以阻挠……皇上每天推行行政于上，守旧者却每天在下面进行抵制，虽有诏书，但新政却不能推行……推广新政，对皇上来说是大利，但对守旧派来说却是大害；顽固守旧，对皇上来说有大害，但对守旧者来说却有大利……”

在那次长达十刻钟的面圣中，康有为对皇帝说：“凭皇上手上现有的权利，虽不能做到全变，但若重点改革一些重要的事情，也足以拯救国家。只是现任的这些大臣，都是些老朽的守旧之人，对外国的事情一窍不通，皇上想依靠他们变法，犹如缘木求鱼!”

总之，戊戌年的前前后后，康有为一直在向光绪皇帝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朝廷内外，存在着一个势力极其庞大的守旧派。

现任中央和地方大员多是慈禧的班子，基于对这些人的反感和不信任，光绪皇帝也对康有为的说法深信不疑，所有主张“改革稳健论”、“循序渐进论”，而反对康有为的“改革全变论”、“改革速成论”的官员，无一不被扣上了一顶阻挠新政的守旧派的大帽子。

可是，慈禧太后支持“改革稳健论”。

根据《戊戌变法史事考》的研究结论，慈禧太后归政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还存在着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即官员们递呈的重要奏折，须在事后送给慈禧御览。考之史料，戊戌百日间，光绪帝共向慈禧太后送呈重要奏折462件，最多的一天送呈了29件。可见，虽然已经宣布退休，但对朝局变化的总体趋势，慈禧却还能够清晰地把握。

自然，康有为在正月份所上的那道请开制度局的折子，慈禧也是知道的。对靠替咸丰皇帝批阅奏章一步步爬上权力顶峰的慈禧太后来说，折子里那些皮里阳秋的鬼蜮伎俩，她洞若观火。皇帝没有经验，也许看不透康有为折子里企图借制度局和十二分局架空现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企图(也许光绪看透了，但却很乐意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就可以将太后的班子完全换成自己的)，但慈禧岂会看不出来。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就此事作出反应，是因为她相信，军机大臣们决不会让这样的折子获得通过。但时局变化太快，主张稳健维新的恭亲王突然去世，对康有为的用心产生警觉的翁同龢也被皇帝悍然罢免，皇帝居然当天就批复推荐康有为的折子，做出了三天后召见康有为的决定。

形势已经容不得慈禧不出面干预。虽说阻止康有为当政慈禧存有私心不可否认，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当政之后，必然着手设立制度局和十二分局，而如此缺乏深思熟虑，冒冒失失地试图架空现行的政府机构，绝非国家之福，也绝非改革之福。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