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俊敏

八岁那年，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欢快地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但小学报名交费时的难言窘境让我刻骨铭心。要开学了，母亲小心地把省吃俭用下来的两三块钱交到我手里，让我报名时跟老师解释，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先交书本费，学费欠着。从小我就性格内向，怕跟人多说话，在慢吞吞地前往学校的路上，总想着怎么开口跟老师说。好不容易磨蹭到学校，看见同学们围着老师报到交费，我就站得远远的。等到同学们都走了，我才怯怯地走上前去，说欠费的事时，也低着头不敢目视老师。

1977年，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对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境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那时，我最怕跟班主任老师的眼光碰到一起，担心老师提起欠费的事，因为往往要在老师的多次催促下，我才能分次把欠的学费交完，记得当时欠得最久的一次是到了期末快放假时才交清了学费。后来有一年，学校出了规定，只要开证明就可以免交学费，母亲就兴冲冲地赶往居委会开困难家庭证明。学费是免了，但其他费用还是不能够一次性交清。记得那次，母亲把仅有的几块钱放到我手里，但见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只好牵着我的手一起到学校向老师解释报名欠费的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要参加全市统一的毕业升学考试，老师偶尔也会布置一些课外书上的习题让大家做。但要购买课外书的这种事，我当时根本就不敢跟父母提。在没有课外书的那段忐忐忑忑的日子里，我时刻盯着买了书的同学，见缝插针地借书把作业做好，有时干脆把课外书的内容预先抄好，再听老师讲课。

1980年，由于成绩优异，我考取了市里的省级重点中学。初中的学费、书本费及其他杂费虽然比小学更多了，但父亲的工资涨了，哥哥也进了工厂有了工资，母亲再也不用为儿女们开学报到交不起学费而发愁，我也能够跟其他同学一样没有顾虑地去学校交费报名。上高中那年，姐姐也参加了工作。对于高中时的学费，至今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因为那时只要跟父母说说就行，我自己也经常到书店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一些课外参考书。

高考后，我被一所工业大学录取。那个年代上大学，自己只要预交一学年二十元的书费，学费、住宿费、杂费等一概由国家承担，就连军训的衣裤、腰带、水壶等用品都是学校免费发放的，而且每月我还能够领到五块钱生活补助费。父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哥姐也经常给我零用钱，但我仍精打细算，把节余的钱用来购买自己喜爱看的书或存在学校附近的银行。

1990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的人民银行。从学校步入工作岗位，需要学习与掌握的东西很多，但单位给予个人的知识拓展和技能培训的条件与待遇很好，我多次参加本行和上级行组织的各类培训班，单位也经常发放各类专业书籍与培训教材，而且还报销各种出外学习培训费用。

今年春季，读初一的儿子开学报名那天，我把300元钱交到他手里，让他交学费。哪料想，中午儿子一回家，把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老师说，国家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现在小学、初中读书的学费和书费全免。”听后，我跟同龄的妻子对视笑了，我想她的内心跟我一样，对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越来越美好的生活有了更深一步的感触。（作者单位：人民银行江西抚州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