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越是经济危机时期越该约束政府行为

原本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愿望，经济一旦走上复苏和繁荣，政府应减少其干预行为。然而事与愿违，现实令这一学派好不难堪。在迄今已有一年多的危机处理中，政府行为又一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参与其中。从大量注资已供给过度而理应降温的金融行业，到开设特殊贴现窗口，大幅降低利率和贬值货币，再到大幅度退税，“行政主导”式的金融企业重组甚至直接行政接管，政府的步伐不仅没有停止迹象，似乎还有更宏大的救助计划。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此赞同和默认多，批评和反对的少。

这种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的怂恿，反而使危机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深化私人市场主体对经济作用的前景也更加模糊。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不仅大大增加了全体民众的直接成本，也因对危机缓解无补，甚至加重和加大了公众的间接成本。因为，政府的一切资源支配行为，都是对公众私人资源的挤占。

如此看来，在当前正在发生的危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应更加重视对政府授权的审慎性，或者抓紧建立起一个对政府行为予以明确授权和有效约束的政治与制度框架，使其受到更多约束，将精力和行为范围严格限制在检讨和消除过去不适应政策上，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应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在接受危机调整的过程中，去消解危机，并借此培育和优化经济机制。

王石川：财政伦理比财政盈余更值得关注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狂欢还是杞忧，容待学者见仁见智。笔者觉得，在关注财政高度盈余的同时，尤需关注财政伦理。财政伦理体现在纳税人应诚实纳税，还包括税收民主，即政府部门征税须经过权力机关的决定，任何一个税种的确立必须让民众参与。

另外预算要民主，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应充分尊重民众意见，必须得到人大的授权和批准，同时，预算账目应条分缕析，明晓易懂。财政伦理要义在于不仅仅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增收，最关键是如何构建和保证财政的民主支出。

黄湘源：市场需要更有力的救市推手

证监会近期的动向，虽然不无托市之意，但是，如果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束手束脚的“治市”，而非放手放脚的“救市”，其利好作用是有限的。

市场所期盼的救市，并不是为了强化政策市，只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政策市。用政策之手纠正和弥补此前的政策错误，逆转“自由落体”之颓势，是走向市场化所必不可少的一步。有关方面应当走出伪市场化的思想束缚，放弃用“治市”代替“救市”的想法，正视现实，大胆救市。退一步讲，即使是为了不使市场三大功能陷于因噎废食的困境，也需要救一救市。在当前情况下，只有大胆救市，才有可能帮助市场恢复自救的信心，同时，也才能更好地收到治市应有的效果。而对于市场未来的更大发展来说，今天的救市，不过是提供了启动市场机器所必要的推动力。救市，不需要前怕狼后怕虎，更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轻地推一把不行，何妨不更大力地再推一把！

左小蕾：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国际经验显示，发展模式要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相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高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面临资源瓶颈，带来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各种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抛弃“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移，进一步变革经济制度，创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更好环境，就成了我们目前的必然选择。

李春顶：我国宏观调控需新蒙代尔指派

在进行政策工具指派时，国际经济学大师蒙代尔认为应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将每一工具合理地指派给一个目标，并在该目标偏离其最佳水平时按照规则进行调控，则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最优动态调控目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目标纠集多重矛盾和冲突，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危机时期。此背景下，外部平衡不确定性增加，内部平衡遭受冲击，此时需更多关注内部平衡，维持内部稳定和增长，以促动内外同时均衡。因此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的国情下，我们需要新的蒙代尔指派。

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盯住通货膨胀，坚持紧缩货币不动摇；财政政策应该主要盯住经济增长，以减税和财政支出的方式促进增长；汇率政策则应该主要盯住国际收支失衡，放缓升值速度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抑制热钱的过度流入和疏导其有序撤出。

吴晓求：控制通胀不能损害经济增长基础

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控制通胀水平的关系，有三点建议：

第一，原则上应减少价格管制措施。当前对于油价的控制和对于一些石油企业的补贴，不仅有碍于公平，也抑制了供给的增长。我认为，应通过能源、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来控制高耗能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电价太低，电解铝行业只要通过电力差价，就可以获得利润。电价过低，不利于压缩高耗能企业，政策与战略不相匹配。

第二，坚定地通过内需增长来拉动经济持续发展，而内需拉动首先要提高与内需有关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收入分配。因此，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要更多地关注民生。

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收入越多，往往造成的浪费越多，效率越低。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民间需求来拉动，不是简单地靠政府投资来推动，要向靠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告别。

第三，要努力提高大众的财产性收入，充分重视存量财富的增长，重视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重视流量、增量，更要重视存量，尊重前人的成果、尊重历史。为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让存量财富创造更多的收益。通过上述努力，可以实现当期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做好流量、增量；也可以实现过去创造出的财富的增值，做好存量。两种财富叠加，就是小康社会的财富形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