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锋

3个月前，旷日持久的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案在广东佛山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执行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

至此，轰动一时的顾雏军案在经历长达两年半的审理之后，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作为“顾氏制冷剂”的发明者，顾雏军的辉煌应该从2001年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之日算起，因为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顾雏军一直在家电行业积累自己的各项资源，把众多品牌收入囊中，并一度控制包括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襄阳轴承以及商丘冰熊在内的5家上市公司。短短4年时间，顾雏军就在中国构筑了一个家电产业帝国，几乎被看做整个冰箱行业的偶像。

但就像一场情节跌宕的戏剧，顾雏军的辉煌开局为其日后的轰然倒下埋下了最精彩的伏笔。目前，顾雏军在国内苦心搭建的“格林柯尔系”已经全线崩盘，与此同时，顾氏赖以起家的香港格林柯尔也在一系列外部诉讼和内部矛盾中濒临解体。

专家认为，顾雏军案是一个缩影，它浓缩了过去1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界的诸多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通过该案和此前已有定论的周益明、张海、周正毅、唐万新等重大案件，人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不规范的资本市场之“潜规则”，如虚报资本、挪用侵占或抽逃资金、不按规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等行为；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国法律在打击资本市场犯罪方面逐步完善的轨迹和司法决心。

潜规则

根据佛山市检察院指控，2001年5月，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大量虚报注册资本，入主科龙后，他连续3年用假账来夸大科龙电器业绩，并将虚增利润编入当年的财务报告，使科龙顺利摘掉ST的帽子。此外，顾雏军还挪用公司大笔资金，用于注册新公司和归还贷款。

2006年11月7日，由于追加指控和被告而被数度延期的顾雏军案在佛山中院正式开庭审理。由于公诉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需要质证，因此庭审分为质证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在完成第一轮质证后，12月12日法院再次开庭，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在庭审辩论及此前的举报材料中，顾雏军多次强调，格林柯尔进入科龙以后，上缴政府的税收从2001年的2.1亿元逐年增加，从2002年的3.5亿元、2003年的4.5亿元增至2004年的5.6亿元。

尽管在旁人眼中，2004年已经亏损6000余万元的科龙电器，居然还能上缴5.6亿元的“天价”税收不合常理，但这正是顾氏“丛林法则”中的一条：理解并迎合地方政府的需求是自身利益的前提与保障。也正是基于这一法则，顾雏军才能在2002年以3.48亿元的超低价格最终完成了对科龙的收购。

然而，被自己的“丛林法则”一叶障目的顾雏军忽略了，就在他从2001年成功收购科龙，到2003年展开第二次收购之际，正是国内证券市场从监管理念到制度体系发生深刻转折的时期。从银广夏、中科创业到“德隆系”等一系列大案的爆发与查处，不但体现出了监管执法体系的逐步完善，而且反映出市场投资者对此前数年间“掠夺式资本运营”的愤怒与反感。

收购科龙的成功，也使得顾雏军在随后一系列资本运作中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据判决书中公布的案情显示，在收购扬州亚星的过程中，顾雏军直接从科龙电器的关联公司挪用资金，经过多番转账后变成天津格林柯尔对顾雏军控制下的扬州格林柯尔的“借款”，成了顾个人收购扬州亚星的“资本”。

如果说在科龙电器收购过程中，顾雏军还通过香港格林柯尔的股票套现，向科龙股东支付了3亿多元“真金白银”的话，那么到了收购扬州亚星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资本玩家。

在法庭的一审判决中，对顾雏军该项罪名判处的刑期高达8年，也对市场中潜在的其他资本玩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风险警示。

试水者

1959年5月出生于江苏扬州的顾雏军凭借着自己的“顾氏制冷剂”专利，在1989年就下海经商。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在当年7月13日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从那时起，顾雏军就从一个热能工程师变成了一个资本高手。

2001年10月，顾雏军斥资5.6亿元收购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龙，被业内怀疑为“空手道高手”。2001年，国内主要经济类媒体均发表质疑文章，火力集中在顾雏军的理论悬疑、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上。

尽管争议不断，顾雏军在自己的经济帝国里依旧续写着他的资本神话。2003年6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成功入主上市公司美菱电器，成为其控股大股东。2003年12月，顾雏军宣布出资4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

短短几年间，顾雏军就如愿以偿地拥有了科龙、容声、美菱、吉诺尔等冰箱品牌，还以极低廉的价格轻松地获得了全国大部分闲置冰箱生产线，并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从而赢得独一无二的价格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顾雏军感兴趣的那些企业在被收购之前，大都债台高筑，风雨飘摇。正是顾雏军把一个个陷于困境的企业重新带进了最具活力的公司行列。因此，当地政府把顾雏军看做是解决国企危机的救星。

刺耳的声音来自于2004年，有“郎监管”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郎咸平认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归纳了所谓的“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一周后，顾雏军在香港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

因为郎的豪言和顾的强势反击，“郎顾之争”演化为公共事件。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其中，展开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从1984年扩大国企经营自主权之日起，国企改制已持续20多年，但是，“郎顾之争”所引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却是最为激烈的。随着顾雏军出事，更多的人也开始思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执行问题。

尤其在顾雏军出事后，已经被民营化的企业又回归国有，出现了“民退国进”的迹象。2006年4月，海信6.8亿购科龙26.43%的股份，长虹以不高于1.45亿元的价格购得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亚星和襄轴也重归当地政府。

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如何使国有企业改革体现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还需要深入推敲。而对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所争论的产权改革问题，还有待正在推进的改革作进一步验证。因此，某种意义上，顾雏军作为试水者，也给国有企业改革之路留下积极的符号。（摘自2008年第5期《中国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