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的年代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我看到了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农村的新闻，青年人的激情加上职业的责任感促使我提出去徐水县采访报道的想法。很快，我带着编辑部的介绍信奔向徐水。

徐水离北京并不远，乘火车到保定，找到了韩羽同志，经他指引我来到毛主席视察过的大小寺各庄。在这两个村里呆的两天中，我采访，画速写，拍照，忙个不停。小村子由于毛主席来过，变成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村干部每天疲于奔命，张罗着招待客人们的吃住和访谈。小小的村子，最好的招待就是吃烙饼，让我们参观的只有集体劳动和敬老院、幼儿园。其实那里设备简陋，老人孩子并不多，在我的设想中，这些怎么也和共产主义拉不到一块儿。我还听到一个笑话，当时公社的领导突发奇想，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应该给老百姓做点好事，那我们就给老百姓每人发一双胶鞋吧！”此时正值雨季来临，这倒是个好主意，要说花钱也不多，可是跑遍全县，也只弄来不多的胶鞋，特别是没有那种小脚老太太们穿的胶鞋！

我从徐水回来画了一组报道漫画———“徐水见闻”。这就是浮夸成风时代的精神产品。

在城市里也沸沸扬扬地号召大炼钢铁，连大夫也脱去白大褂参加炼钢，白面书生变成了黑脸张飞。我所在的文联大楼后院就立起了两座小“炼钢炉”，鼓风机日夜鼓噪着，炼出的都是些“黑疙瘩”。

那时候还进行了北京全城总动员的轰打麻雀运动，那可算得上是一大奇观。麻雀当时定为“四害”之一，是害就得除。据研究人员说，麻雀飞得快，但气力不持久，如果飞的时间过长，就会掉下来。根据有了，就发动全城一齐动员，时间一到，全城上下声响齐鸣，敲锣打鼓，街道老太太和孩子们就敲脸盆、水桶、痰盂……只要能响的就敲！年轻人还爬上屋顶，用扎上红布的竹竿来回晃动，“嚯，嚯”地喊，真是地动山摇！吓得麻雀们无处藏身，时间一长，就纷纷坠落……第二天《北京日报》便登出辉煌的“战果”。当时我也画了漫画配合。后来，麻雀又被确定为益鸟，因其害少益多，“害鸟”的帽子总算摘掉了。

当时为配合“反右”、“大跃进”活动，我画了不少相关的漫画，可是到后来（1981年）我编辑自己的画册时，就发现这类漫画却难以入选。

难忘桑干河

桑干河因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闻名，1959年我有幸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寒暑，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59年春节刚过，我随着中国文联下乡的队伍，奔向河北的涿鹿和怀来。这两个县在历史上都很有名，黄帝和蚩尤大战的涿鹿之野就在涿鹿东南的涿鹿山。怀来则因董存瑞而闻名，这里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1948年他牺牲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

列车一出居庸关，就看到窗外飘着的雪花，天地一片白茫茫的。上车的人们都穿着皮袄，戴着皮帽，带来阵阵寒气。

我被分配在涿鹿县郊桑干河畔的高堡村，与《民间文学》的吴超同志一起住在老乡家里，我们去时正赶上“食堂制”的尾声。

由于是冬季，村里每天只开两顿饭，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全村按小队进餐。全村一共有四个食堂，就在各小队部，这里既是食堂，也是各生产小队的活动中心，队干部们利用这里开会、吃饭、记工分。据说食堂在当初开办时也红火过一阵，由于柴米油盐还算充足，为大吃大喝创造了条件。因为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少吃就吃亏，多吃就合算，不吃白不吃，春节时附近有个村子的人比赛吃炸糕，有两个小伙子较上了劲，一人吃了31个，另一人吃了33个。这种炸糕是用黄米磨成的面做的，极富黏性，里面填上豆沙馅，用油炸得黄黄的，十分好吃。结果这两位吃完后就动不了了，急送县医院抢救无效，闹出了悲剧。

我们到那里时，公共食堂的好景已过。每天小队部开饭时便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老乡，有的是全家老少端着饭碗一起来的，早到的还可进屋上炕吃饭，晚到的就蹲在屋檐下、院子里，全家人蹲在一起围着一碗菜就餐，刮风下雨也得照旧。在这里看不到他们就餐的快乐和幸福。

当时我们每天吃的是窝头，喝玉米粥，就咸菜，我这缺了一半牙的人面临着生活的考验。为了锻炼自己，没牙也得往下咽，我必须对得起向团组织做出的保证。我将窝头掰碎泡在粥里，咸菜拿到厨房用刀切成碎末，就这样和着吃。这一年我可以说把中国的各种五谷杂粮都吃了个遍，好吃的如黄黍面、小米饭、玉米芯粥、莜麦卷等。公社第一次接待我们的是大米饭，没想到这里的大米比南方的大米好吃得多，更没想到这就是用桑干河水灌溉长成的“浑水稻”。据老乡说，这里的水稻只种一季，由于生长期长，加上桑干河里充满泥沙的浑水颇有养料，浇灌出的大米软韧适中，还有油性，非常可口。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和农民吃的是一样的。我最怕吃高粱米饭和“大红鞋”（高粱面包的菜饺），这种食品出锅后很快变硬，牙口好的都对付不了，对我这咀嚼有困难的人来说真是一种考验。

不久，从上面传来“解散食堂”的指示，农民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地背着粮食回家，恢复了往日温馨的家庭生活。

后来我调到东面的龙王堂村，离丁玲当年蹲点的温泉屯只有一村之隔。这里地形多变，河滩地里种着水稻，平地里种着小麦、玉米，远处的坡地种着葡萄。村里让我和张淑蓉、王雪明、冯宜英三位大姐在果园队干活。此时食堂已撤销，我们便把粮食买回来，安排在一位大娘家中包伙，按月付钱。大娘对我们很好，对我也有所照顾，把饭菜做得软些碎些。村里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照顾，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央来的干部。记得那年秋天，正是摘葡萄的季节，我正好被调去画壁画，回村后，发现炕头有一篮葡萄，大姐们告诉我，是队里专门给我留的龙眼葡萄。

公社定期让各村的下放干部集中到公社学习，畅谈心得体会，还给我们改善生活。书记笑着说：“在村里没法吃猪肉，一是没法买，二是买了吃影响也不好。到了公社里，就改善改善吧。”于是粉条炖猪肉，加上桑干河的大米饭，真是天下最好的美味，比萃华楼的烤鸭还好吃。饭后又端上果园种的沙瓤大西瓜，让大家敞开肚子吃。我们快活地说：“把西瓜置之肚内，把生命置之肚（度）外！”

在农村，我特别喜欢收集农民语言，用个小本子把听到的有趣的语言记下来，说不定以后创作漫画时能用上。如：

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

高射炮打麻雀———大材小用

屎壳郎坐轮船———臭名远扬

胳膊拧不过大腿

强中自有强中手

土地爷捉迷藏———神出鬼没

……

群众语言中，有不少漫画式的构思，对我们来说都是上好的艺术“补品”。

感染上“左派幼稚病”

1966年春天，我们还在顺义农村搞“四清”宣传，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我们即刻返回北京。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我们背着行李，提着幻灯机返回中国美术馆。第二天就去听报告传达文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革命”都是很好的字眼，当时我觉得这个“革命”只局限于文化方面，波及面不会很大。有过“反右”斗争经历，也没有把此次运动当回事。

有一天，听说王府井有学生在破“四旧”，正在砸“全聚德”的招牌，我和爱人晚上抱着孩子去王府井看热闹。到了帅府园一看，“全聚德”的霓虹灯招牌果然不亮了，“盛锡福”的招牌也不见了。回来路上还听人说，还有学生给人剪头发，剪瘦腿裤。

随着气温的升高，“革命”热情也不断高涨，《人民日报》刊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街上也贴出了“打倒封资修”的大标语。形势越来越紧张，红卫兵出现了，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联动组织”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高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呼啸而去。接着，开始有人被抄家，还出现了游街的现象。有一天晚上，我和爱人从岳母家回来，看见宿舍院里跪着一批男女，其中不少人是上了年纪的。听说他们是街道揪出的地富分子，准备把他们遣返农村。我爱人是城市贫民出身，可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给我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此时乘坐公共汽车都先问你什么出身，如果出身不好，就让你下车，或者请你免上。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人人自危。

单位里的人也开始停止工作闹革命了。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叫人们把自己家里的“封资修黑货”交出来。形势真是逼人———逼人“革命”，当时我想到自己是个要革命的共青团员，能不响应这个号召吗？

晚上回到家里便开始清理自己的藏书、唱片，那些描绘神仙鬼怪的画册、苏联“修正主义”的画册，以及那时被揪出的“反动权威”和“走资派”们的画册全都属于“清扫”之列，送去当废品卖了。我在南京上学时买的，装订成十大厚本的苏联漫画刊物《鳄鱼》当然就属“黑货”范畴。

收废品的人问：“这是什么？”

“外国画报。”

“我们不能按报纸价收，只能按书本价收。”

“那就卖吧。”

“不成，你得把外面的硬壳撕掉，它太占分量。”

为了他能收购，我只好将十个硬外壳撕了下来带回家，十年积累的画报只按七分钱一公斤的废品卖掉了。

过了不久，晚上有人敲门，门开了，进来几个红卫兵。

他们倒开门见山：“我们是美院附中的红卫兵，你有30年代的黑货，得交出来！”

我也纳闷，他们怎么知道我有30年代的漫画杂志？便将我收藏的四大本《时代漫画》从厕所里搬出来，他们倒不翻箱倒柜，一见《时代漫画》便拿上扬长而去。他们要它何用，至今还是个谜。

外力的驱使、形势的所迫是一方面原因，其实内因也在起作用，当时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和“封资修”文化决裂，不应该恋恋不舍。

我多年来购买的唱片，其中有《天鹅湖》舞剧音乐、《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蓝色多瑙河》、《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我心一横：该决裂了！在我的铁锤下，这些唱片四分五裂了！

这就是革文化命的“革命”。

修正主义苗子靠边站

“文化大革命”是面旗帜，谁也不会抗拒，谁也不敢抗拒。中国美术馆内的“革命”也在激烈地进行着。

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力群等人成了美术馆和美术协会内最大的“走资派”，江丰、丁聪、米谷等人都成了“反动权威”。他们都被挂着牌子，每天早晨在美术馆大门口扫街示众。在大串联时，他们还得分场次示众，接受批斗。其实外地来的那些人根本提不出什么问题，只是喊几声口号。他们其中许多人是外地的美术工作者，过去从未有机会见到这些权威，于是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后来“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们不在大门外扫街了，改为在院内打扫。从此以后，美术馆的前厅后院里，不管春夏秋冬都可以见到他们劳动的身影，美术馆从没有这么干净过，那些真正的清洁工反倒去闹“革命”了。

几乎每个单位在“文革”的夺权斗争阶段都产生过两派群众组织，美术馆也不例外。大字报铺天盖地，由揭批“走资派”逐渐转向两派之间的对立、相互揭发和争斗，这两个组织就是“红色造反队”和“革命造反队”。不久又出来个“鲁迅战斗队”，这是个中间派的组织，人马不多，主张大团结。前两个组织都嘲讽“鲁迅战斗队”为“泥瓦匠”专和稀泥。我因为出身不好，便参加到这个组织，当时的想法是自己不应该当个逍遥派，总应该参加到一个组织中干干“革命”。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刷大标语，宣传大联合，搞大批判。

革命本是我的良好愿望，但也会有力量来阻止你。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几个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开始通过揪出对方组织中的“坏人”、“阶级异己分子”而进行相互攻击。此时又出来一个“公安六条标准”，其中有一条针对的就是地主、反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鲁迅战斗队为了避免别的队来揪，只好劝我退出，以免是非。这样，我只好当上了逍遥派。

我又回到我们的研究部办公室，可是这间房子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其他人几乎都进了“牛棚”了。

我每天不是看文件就是自己读大字报，也不敢看小说，而且每天不敢不上班，在这个“独立王国”里真是度日如年。

不久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我们被组织起来学习，检查自己、揭发别人是我们学习班的主要“课程”。

1970年的5月，我们的命运再次被人安排好了。

我遛马还是马遛我

1970年5月，我们被通知下放五七干校。

在黄土洼约半年，干校又迁移到天津静海团泊洼，这是个劳改农场所在地，位于独流减河畔，听说还是费了劲才迁了过来，农场给了我们一些耕地和住房，这样就可省得盖那么多房了。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地搬，大卡车浩浩荡荡，搬了有一两个月。

文化部有两个五七干校，一个在湖北咸宁，一个就是我们所在的天津静海，干校里大部分是文联所属的各协会的文化干部。这里的生活条件比黄土洼要好些，但是远离了农民，靠近了劳改犯。他们在沟那边干活，在上下工时，有时我们与他们在大路上会擦肩而过。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衣着各色各样，他们的衣服冬天一律黑色，夏天则是白色，上印有“劳改”二字。虽然我们可以随意出入哨卡来到独流减河畔散步，但是每次收工相遇之时，心里总不是滋味。

因为我体质弱，连里照顾我，让我干些种菜、帮厨、养兔和遛马的轻活，农忙时再随着上大田干活。最初军宣队有雄心壮志，让大家种水稻，还请了小站的农民来帮忙指导插秧，可是这里是盐碱地，水质不好，种了稻子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

同志们的劳动热情是很高的，在初春的冷风中，灌过水的田里，大家光着腿脚下到水田里平整土地，田里的水冰冷刺骨。中午饭都是送到地头，大家迎着寒风就餐。可以说种水田要比种旱地艰苦多了。

在我种菜养兔的当间，有一天班长徐尔充对我说：“小缪，这几天你去帮张文遛马吧！”

“好嘞！”我想遛马倒是一件新鲜事。

那天下午马车回来后，便把马交给了我。

我们连的这匹马是一匹顿河马，非常壮实，蹄子有大碗口那么大。

遛马，说起来很轻松，牵着马到有水有草的地方溜达溜达，散散步，真是美差。其实不然，每次遛马回来后我都是大汗淋漓，为什么呢？

原来这匹马身强力壮，它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上路后，不是我遛它，是它吃到哪儿就把我牵到哪儿，我拗不过它，只好是它在哪儿吃草，我便在旁边等候。它一吃完便往前走，我就得跟着它走。怕它踩到我，我特地用一根很长的缰绳，这样拉着就安全许多。它一旦看到前面有好草，便撒开蹄子跑过去，我只得拉着缰绳紧跟着快跑，累得我汗流浃背。回到宿舍，我遛马的情节也成为同伴们的笑料。

这哪是我遛马，分明是马遛我嘛！

重握画笔

1976年初，我在干校的校友黄维钧同志帮助下（他比我先一步回北京），调到文化部下属的文艺研究院。本来他给我联系的是到文艺研究院主管的刊物《人民戏剧》当美编，但当时文艺研究院要创办一本新的刊物———《文艺研究》，便把我留在《文艺研究》编辑部工作了。至今，我心中仍留有对黄维钧同志的歉意。

当时，《文艺研究》尚处在前期的筹备阶段，除了封面设计外，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后来我被《人民电影》借去工作了一年多。在那里的工作任务是编排每期的图片版。

在《人民电影》工作有一个特点———看电影多。新拍的电影，在上映之前一个多月，就让我们去看样片，以便于了解剧情、选择画面，对照片进行剪裁编排。我们经常看电影的地方是电影发行公司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此外，还可以看内参片，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待遇”。人们对“四人帮”时代拍摄的电影不感兴趣，文化的饥渴让人们对一些中外老片子倒情有独钟。例如《魂断蓝桥》、《简爱》、《鸳梦重温》和卓别林的一系列喜剧片等，这些电影都作为“可借鉴的资本主义艺术”进行内部观看；还有一些电影，如：《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雁南飞》、《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清宫秘史》等，则作为批判用的参考片来观看。看这些内部参考片的人大都是电影界和戏剧界的人士。在当时，能够搞到一张内参片的电影票相当不易，谁也不会轻易浪费，一到放映时，放映室内黑压压的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这种状况反映出在那个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年代，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匮乏和对艺术的渴望。

看电影虽好，但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我的心里还是对漫画念念不忘。

1976年10月，爆竹一声响，“四人帮”垮台，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一个新的春天，漫画也随之解禁。被“四人帮”禁止的漫画，这时成为了批判他们的有力武器。《人民日报》组织北京漫画界人士进行创作，我当时因患阑尾炎住院，在病中也赶画了一幅画，一吐心中的怨气。

“四人帮”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文革”中却被打成“反动权威”、“封资修代表”、“走资派”等，有的还被戴上高帽游街、进行批斗。在中国美术馆我算不上当权派，也算不上“反动权威”，但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狗崽子”，虽然不属于“打”的对象，但属于“扫”的目标，有时也有几张“大字报”触及一下。

“文革”十年，对国家对人民是一场“浩劫”，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场“灾难”，我毁掉了多年搜集的漫画资料，这是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更令人惋惜的是时间白白地流逝和荒废。这十年，正是我从30岁到40岁的时期，也是我开始成熟、步入壮年的“黄金”时期，更是艺术上最能够出成果的时期。可是，这十年间，我的笔却在不断地写大标语、大字报，还有就是不断地写检讨、写交代材料……就是一张漫画也没有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又能有几个“黄金”的十年？

“四人帮”垮台，新时期的来到，使我终于能够重新拿起画笔，我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吗！

记得“文革”后的第一次漫画展，就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揭露“四人帮”漫画大展。我看到参观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展厅，男女老少在每幅画前驻足观看，有的漫画前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好几圈，有的人还眉飞色舞地相互述说自己的观后感受，表达出长期遭受压抑后精神获得释放的情感。

我在美术馆工作了十年，还从未看到过哪次画展有这么多的观众。当时的展览部主任郁风同志说：这是美术馆空前的成功。这些漫画反映了人民的情感，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引起了人民的共鸣。我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建立了信心，那种认为画漫画容易犯错误、没前途的想法由此一扫而空。我又拿起了被迫放弃了十年的画笔。

（选自《乐在其中》/缪印堂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