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邦寨

大学学费每年要6000元。

“我连假钱都没有一张。”爹说。吃饭时，爹不是忘了扒饭，就是忘了咽饭，眼睛睁得圆鼓鼓的，仿佛老僧入定，傻愣愣地坐着。

“魂掉了。”娘伤心地说。

“在这边住茅草屋，去那边也住茅草屋算了！”突然，爹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娘商量，但那语气不像是在和谁商量。说完，扔下筷子，放下碗，径直出去。

我知道，爹准备卖掉为自己精心打造多年的寿方。在我们土家族聚居的大深山里，做寿方是和婚嫁一样重要的事情，老人们常满脸严肃地对后生小子们叮嘱：“宁可生时无房，不可死时无方（棺材）。”山寨人一生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便是有一副好寿方。

爹的寿方因为木料好、做工好、油漆好，在方圆几十里数第一。听说爹要卖，穷的富的都争着要买。

当天下午，一位本房叔父以2500元的高价买走了爹的寿方——爹最后的归宿。

“不反悔？！”叔父又一次喜滋滋地问。

“不反悔！”爹咬着牙说。

当我离家上学时，加上叮当作响的十来个硬币和写给别人的两三张欠条，竟有“巨款”5500元！另外，五亲六戚这个10元，那个20元，学费总算勉强凑齐了。

爹送我，一瘸一拐的——在悬崖烧炭燒的。

四天以后，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报了到。于是，爹厚厚的“鞋垫”变薄了。他脱下鞋子，摸出剩钱，拣没人的地方数了三遍，四百一十七元五角六分，他全给了我。我蜷在床上，像只冬眠的动物。生活费还差一大截儿，大学还有四年，我没心思闲逛。

八月的北京，三十多度，很“暖和”。爹和我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又好像一整夜都没睡着。当我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爹早已出去了。

中午爹才回来。尽管满头大汗，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

“给，生活费。”推推躺在床上的我，爹递给我一沓百元钱币。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今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打工的老乡，向他借的。”爹解释。“给你600，我留了200块路费。我现在去买车票，下午回去。”说完，又一瘸一拐地、笨拙地出去了。

下午，我默默地跟在爹的后面，送他上车。

列车缓缓启动了。这时，爹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站在窗边的我。

我不接。爹将眼一瞪：“拿着！”

我慌忙伸手去拿。就在我刚捏住钱的瞬间，列车长吼一声，向前驶去。我只感到手头一松，钱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我手中，另一半随父亲渐渐远去。望着手中污渍斑斑的半截钱，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仅过了半个月，我便收到爹的来信，信中精心包着那张半截钱，只一句话：“粘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