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惨遭失败，在他由香港乘船刚抵日本神户时，便有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孙中山一见，遂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由此沿用至今。作为中国民主资产阶级运动的先驱，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有着怎样的辉煌与失落，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与心路历程呢?本期，曾纪鑫先生为您深入解读这段跌宕起伏的抗争历史。

壹

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全家人住一间简陋小屋，靠租种几亩薄田过活，难得吃上一顿米饭，常以白薯为食。家中自然无钱为他单独聘请塾师，他七岁时便在别家私塾中附读，九岁入村塾就学。村塾，是一种带有义学性质的学塾，经费从村中公产田的收入中支出，以资助贫困子弟求学。

孙中山后来得以赴美，全赖远涉重洋的兄长孙眉。凭借自己的艰苦耐劳，孙眉在檀香山独自经营了一所农牧场，后又开设商店，使得全家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1879年，孙中山在远赴异国他乡的途中，“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白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檀香山的五年学习、习业生活，对年少的孙中山来说，更是有着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改造与变化。正是在这里，孙中山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法制社会的良好秩序，读到了华盛顿、林肯等伟人的传记，接触到了民主共和思想，并娴熟地掌握了英语这门国际性语言，为此后他七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阅读西方原著、联系外交、发表演说等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檀香山，孙中山因为扯毁关帝画像、并有信奉基督教意向而惹恼了孙眉，他安排孙中山中途辍学回国，返回故乡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但孙中山终究不是“池中之物”，他很快又转入香港继续念书。在完成中学学业后，他又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学习西医。当然，他在檀香山受阻于兄长孙眉的事情——加入基督教——很快就如愿以偿，并且还剪掉了那根拖在屁股后面象征屈辱的长长辫子。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完成了五年学业。毕业后，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因其医术高明，一时间声名鹊起，求医问诊者络绎不绝。如果孙中山安于此道，一辈子也可以过一种优裕富足的平静生活。然而，医生仅仅能疗治国民贫病赢弱的肉体，孙中山的远大志向，则是“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真正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放弃医业，开始政治斗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转折，在于上书李鸿章的失败。

孙中山在宣传推翻封建统治的同时，对清政府多少还抱有一丝幻想，他希望通过上书自荐、求知于当道的方式，改革弊端，以推动中国富强。因此，他早就酝酿了一份上清廷书。后来之所以选择李鸿章作为上书对象，一是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其思想的开明、时务的通达和新政的成效，着实感染了孙中山，认为他是“识时务之大员”；二是将李鸿章引为同道，因为李不仅信奉西医，还是孙中山曾经就读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三是因为康有为的上书都不能上达“天听”，所以孙中山觉得自己既无功名又无官职，不会有官员敢于代呈，更难以到达皇帝手中，于是，他就降格就地转向朝廷中握有实权的李鸿章了。

经多人辗转介绍，孙中山的上书最终到达了李鸿章手中，但李鸿章并未接见孙中山。不是李鸿章摆臭架子、耍“大腕”脾气，而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正在芦台督师练兵的他，哪有心思顾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的上书呢?因此，李鸿章经人反馈给孙中山的答复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后来他们俩虽有过多次“再见”的机会，但最终他们都没有打过一次照面。

至于当年那封呈给李鸿章的上书，李鸿章是否看过，很难说。其实孙中山的上书内容，虽是他十多年来苦苦探索的结晶，但与康有为上书皇帝的激进政治改革主张相比，只算得上是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他将富国兴邦的途径，主要归结为四条：“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然而现实是连最起码的经济改革都难以付诸实现，孙中山一腔沸腾的热血顿时化作点燃清廷大厦的熊熊烈火。

贰

孙中山于1895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因计划泄密，起义惨遭失败。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逃亡海外，在由香港乘船刚抵日本神户时，已有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孙中山一见，遂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由此取代了过去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同类词语，一直沿用至今。为争取海外华人支持，考察、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又前往檀香山、美国本土，并于1896年辗转至英国伦敦。

在伦敦，孙中山经受了人生中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清驻英使馆将其拘禁，准备雇一艘轮船将他偷偷递解回国，然后杀害。

关于被拘的经过，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说他是在马路上遭两华人挟持。事实上，是他自己进入使馆宣传革命而被抓。据陈少白所言：“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盏，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伦敦蒙难记》用英文写成，最初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发行。孙中山之所以撰文为“挟予而入”，是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它显示了清廷公然在大街上抓人，实有侵犯英国主权行为之意。此后孙中山未予以更正，也就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并被不少研究专著认同、征引。

被拘的孙中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挽救自己：让清使馆无视国际公例、限制人身自由的秘密为英人所知，进而通过外国人迫使清廷屈服。经过一番努力，孙中山终于打动了一名年长的英籍仆人柯尔。孙中山在两张名片上给家住伦敦的詹姆斯·康德黎(康德黎原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既是孙中山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写了一封短信，让柯尔转交过去。

康德黎接到信后，不敢怠慢，当即到警署报告。由于正值星期日，他四处奔波，都因政府部门周末休息而无进展。康德黎担心清使馆提前行动将孙中山偷运出境，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新闻媒体。他认为，只要报纸将此事作为新闻予以报道，必然会引起社会关注，事情定会出现转机。于是，他赶紧乘车赶到《泰晤士报》，找到记者，将孙中山被清使馆幽禁的前因后果详加叙说。然而，《泰晤士报》并未及时报道。直到当年10月22日，才有风闻此事的《地球报》记者前来采访

康德黎，并率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加以报道。接着伦敦各报记者一窝蜂似的拥到康德黎住所采访，纷纷登载孙中山被拘一事，就连马路边的广告牌上也写有相关新闻。清政府在英本土侵犯英国的主权与外交权，不仅轰动伦敦全城，而且激怒了几千市民，他们围住清使馆抗议示威：“如果不赶紧放人，就砸毁使馆!”此时，英政府也出具正式公文，要求清使馆放人。

在多方压力下，陷入不义与被动的清廷驻英使馆官员不得不取消“送”孙中山回国的计划。当孙中山步出幽室之时，使馆外面观者如潮，各报记者纷纷拥上前来，询问采访。一桩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孙中山之名不仅传遍全球，他的革命事业，也逐渐赢得了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孙中山脱险后，又在伦敦居住了大半年时间，其间，他考察英国的社会风俗及政治制度，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据康德黎所述，孙中山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大不列颠图书馆，“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吸引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孙中山一辈子可谓手不释卷，其思想理论的形成，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广泛阅读。

1900年10月，孙中山吸取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无暇南顾之际，又发动第二次起义——惠州起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参加义军的民众多达两万余人。此次起义虽坚持月余，结果仍因敌众我寡而归于失败。令孙中山稍感欣慰的是，上次广州起义失败，举国上下，都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惠州起义失败，不仅没有了“恶声相加”，而且众多有识之士还为之惋惜不已。可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已渐渐深入人心。

此后，孙中山又宣传、组织和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于颠踬中爬起，在失望中振作，孙中山先后发动过十余次大的武装起义，遗憾的是全都惨遭失败。直到1911年10月10日，湖北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爆发，这才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完成了“驱逐鞑虏”的历史使命。

叁

武昌起义对孙中山来说，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尴尬，那就是他没有领导这次起义，并且是事后在美国才得知。

应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部同盟会及其外国组织的功劳。孙中山偏重华南起义，以为边陲地带远离清廷军枢重地，比内地容易突破，且进退有余。因此，虽多次失败，但他也并未调整战略，仍着眼于再次发动南方边境起义，并将经费的筹措与否视为起义成败的关键。而以谭人凤、赵声、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则鉴于过去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认识上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自行成立了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在内的中部同盟会。在讨论起义战略问题时，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种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事实证明，下策行不通，而上策的条件又不成熟，所以取中策为好。

武昌起义正是中部同盟会在“取中策”的指导思想下运动新军而取得的硕果。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纷纷赶赴武汉，黄兴以战时总司令的身份率民军与清军作殊死之战，宋教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而孙中山一行则在美国宣传演说、奔波筹款。

回到广州后，孙中山又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广东的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力劝孙中山不要北上，而是留粤整顿军队，打好基础。另外，胡汉民还分析说，清政府虽然人心已去，但袁世凯控制的数万北洋精兵仍在，这一势力不扫除，革命就谈不上彻底，民主政权就无从建立。

胡汉民的分析，就此后的发展情形而言，确属真知灼见。而孙中山却认为“四方同志正引领瞩望”于他，不由得说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可事实上除黄兴等忠心耿耿的同盟会员真正瞩望于他外，其他各光复省份的要员、原立宪派人士以及部分革命党人所瞩望的，却是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只要袁反戈一击，推翻“贵族专制之满清”、“当奉为大总统”。

孙中山势单力薄地仓促北上，作为闻名全国、享誉世界的反清第一斗士，他很快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由非法、秘密、在野的中国同盟会领袖，正式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他以一己之力，在任内尽可能地铲除封建余毒，如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典的形式第一次宣布人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与政治权，废除行跪拜礼及“大人”、“老爷”等称呼，提倡男女平等，限期剪辫放足，禁止种族歧视、刑讯逼供、乱捕仇杀、贩卖人口、蓄养家奴、吸食鸦片等。

然而，孙中山北上组建临时政府，在深得广大民众欢迎的同时，也激起了长袖善舞的袁世凯的强烈反攻。南北正在议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无疑打碎了袁世凯逼退清帝、赞同共和、出任总统的美梦。于是，袁世凯马上改变态度，由赞成共和退为过去的拥护君主立宪，并作出武力南侵的姿态。

此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所遭受的压力除了外部的袁世凯之外，还有来自内部的各种纷争。当他从海外归来时，同盟会中间纷纷谣传他带回大笔资金。当得知他“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各方人士不免大失所望。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只有黄兴、胡汉民等极少数同盟会员全力支持孙中山；反对他的旧官僚与立宪党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他们推选他，也只是利用他的声望稳定社会秩序而已，所以他们不可能大力支持他，有的还公开与他对着干；同盟会中的部分革命党人，也对他阳奉阴违。临时政府没有经费，孙中山提出的借款或是发行债券议案不是遭反对，就是被“看冷”，不予合作，无法通过。孙中山主张北伐，“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也”，其态度之坚决，真可谓斩钉截铁。然而，民众普遍厌战，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希望通过南北议和逼清帝退位。孙中山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事事掣肘，“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同盟会老成员冯自由自海外归来，在拜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祝贺道：“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孙中山听了，真是有苦难言，不由得皱着眉头回道：“何来痛快?直苦恼耳!”

由于各种苦恼与压力积在一起，孙中山只有附和众议，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多次公开表态：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逼迫清帝退位，他愿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出。

此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请辞职，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其实，革命目的未达，旧社会势力未除，孙中山是极不愿意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可迫于现实，他又不得不主动辞职，后来这成为他心头永难弥合的伤痛。

肆

辛亥革命后，两大事件激起了孙中山后半生的巨大转变，使得他不断向集权与左倾过渡：一是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二是部下陈炯明的叛变。

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孙中山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蜜月期。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13次，内容涉及内政外交，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孙中山当时的本意而言，他的确想告别革命，从事国家建设，并不再过问国民党(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事长)党务，一切全部交由宋教仁负责。国家经济命脉在于交通运输，铁路又是交通运输的重中之重，因此，孙中山想从事全国铁路建设。

随后，孙中山便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视察费用耗去近百万两，而铁路却是一公里也未修成。

1913年2月，孙中山一行考察日本实业及解决经营铁路经费问题。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正在长崎的孙中山获悉后立即中止活动，于当月23日启程回国。

孙中山的建设理想由此化为泡影，不得不回到过去，继续投身于政治革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宋案”爆发，使昔日互相欣赏的两位领袖人物立时翻脸，成为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

不到两个月时间，各地讨袁斗争相继失利，独立省份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南方残存的革命势力也几乎被袁世凯全部摧垮。“二次革命”惨遭失败，死难的革命党人达一万多人，被通缉或捕杀的旅长以上武职人员及厅长以上文职人员不计其数。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纷纷逃往日本。

检讨、反思“二次革命”，孙中山将失败之由归咎于内部不团结，行动不统一，纪律涣散，革命党人不听从他的意见与指挥。为使革命党恢复到同盟会时期的战斗精神，以进行“第三次革命”，孙中山决心开展一次严格整顿。1914年7月8日，革命党重要成员聚集日本东京，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凡志愿加入者，必须亲书誓约，严肃宣誓，接受“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条件，并加按指印。《中华革命党党章》还以入党时间之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等地位不同的三种党员，并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区别对待，享受不同的权利。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人为的党内隔阂与党群隔阂，而且这种党权高度集中、对党魁个人负责的做法，将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拉回到专制集权下的旧式会党，等同于混迹在江湖上的秘密会社。这对于一位长期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领袖而言，无疑是一种严重倒退。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铁的纪律与管理下，革命党人深入各省联络讨袁，举行起义，施行暗杀，策动兵变。一系列行动虽令地方军政要员闻风丧胆，却没有获得一次成功，就连声势最大的上海“肇和之役”，在1915年12月5日起义当天，就惨遭失败。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反袁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哪怕是片刻的灰心犹豫，也不曾有过。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深信不疑，我一定能比推翻满清更容易推翻袁氏政权，那一天为期不远。”

孙中山预言的“那一天”真的说来就来。袁世凯恢复帝制后，在梁启超的策划下，蔡锷等人在云南率先发动护国起义，陷入四面楚歌的袁世凯在忧虑惶恐中病逝。讨袁护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只是部分协助而已。

袁世凯一死，一切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孙中山马上下令“罢兵”，停止一切党务活动，解散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再造共和成功，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建设之事。千头万绪之中，仍“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着”。

此时的孙中山，又犯了一个相当天真的错误，他以为只要袁世凯一倒台，共和就有了保障。殊不知袁世凯之死，也就意味着北洋凝聚力的失去，中国社会将陷入各路军阀纷争不息的混战时期。而孙中山没有留下一支以作维持共和之用的强有力军队，等到事件猝发，形势窘迫，也就悔之晚矣——精兵强将解散易，组织难。于是，促成孙中山后半生的另一巨变即已潜藏其中。

孙中山没有军队，缺乏实力，只有寻找合作伙伴，利用军阀反对军阀。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借助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势力，率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人南下广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孙中山力主北伐，恢复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西南各省军阀只是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顺时势以保地盘”。此时的孙中山在西南各省军阀的要挟和夹缝中举步维艰，当他深刻地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后，不得不愤而辞职，前往上海。

护法战争虽然劳而无功，但在运转过程中，孙中山也拥有了一支看似属于他的军队，这便是陈炯明的粤军。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事事遇阻，唯有作为革命党人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真心实意地拥戴孙中山，将他直辖的二十营警卫军拨给孙中山作为护法军的基干队伍。孙中山又以援闽名义，将这二十营人马交给部下陈炯明前往潮汕地区扩充整编，然后开赴漳州屯驻。孙中山为其提供枪炮，并典押自己的房屋维持部队军饷。1918年4月，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中，又专门去视察这支队伍，对其经费与弹械供应作出妥善安排。陈炯明不负所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拥有两万之众的粤军。1920年10月，粤军挥师西进，一举击溃占据广州的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此后孙中山才得以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并于1921年5月5日出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华大地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北京北洋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双方都标榜自己为正统，视对方为非法；都以武力为手段，以消灭对方、统一全国为目的。

有了广州这一大本营，又讨平了广西的陆荣廷桂系势力，两广联成一体。于是，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国会提出北伐议案，并获通过。

然而，就在孙中山紧锣密鼓地成立北伐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分军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非常事件——陈炯明叛变了!

陈炯明在思想认识上与孙中山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不主张北伐，认为“以广东一省之力，而抵抗全国武人，殊非易事”。陈炯明的本意，是想从广州着手，将广东建设成方方面面起表率作用的模范省，推及西南，然后影响全国。基于这样的思想，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出师北伐、武力统一中国极不以为然，并认为那是一种冒险，绝无成功的希望：对孙中山的命令，他也是常常阳奉阴违或有意阻挠。即使认识有别，不予支持也就罢了，然而，以势力范围、个人利益为重的陈炯明忘了自己的实力资本其实源于孙中山，更忘了孙中山对他的栽培与提携之恩，竟然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

陈炯明叛变后，马上派人联系吴佩孚，欲对孙中山采取南北夹击。此举一旦施行，北伐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孙中山此后东山再

起的一点火种也将会被全部扑灭。幸而吴佩孚不屑与陈炯明联合：“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就连吴佩孚手下的将领曹锟、王承斌、熊秉琦也鄙视陈炯明，担心与他联合，今后自己的部下也效仿这种犯上作难的行为。

对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可谓痛心疾首、后悔莫及：“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陈炯明叛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北伐进程，但内里的深远影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由孙中山个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变化及走向，都或深或浅打上了因陈炯明叛变而留下的历史烙印。

为肃清内乱，孙中山一方面联合部分滇军、桂军等军阀势力组成讨贼军；一方面目光向外，获取俄国援助，以俄为师，联俄联共，重塑国民党，“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

作为权宜之计，孙中山联合军阀讨陈，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将自己降低到了军阀的水准，与“树立真正之共和”的目标越来越远。随着形势的好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驱逐和消灭那些曾经与之合作并被他利用过的军阀。孙中山向西方列强呼吁援助，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支持他。唯有苏俄，不仅主动废除过去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意在外交上、物质上给予孙中山以实质性的帮助。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国际援助，因此他十分珍惜并加以利用。但联俄的结果，则使得孙中山在“向后转”建立中华革命党、崇奉一个领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左倾倒退。其结果是逐渐远离英美主流文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威权政治体制：成立黄埔军校，学习苏俄红军将党凌驾于军队之上组建党军，又将党军制度推而广之以建立党国，而党国统治在某些方面甚至要比皇权统治更加专制、更加残暴……这样的发展结果，恐怕是一辈子崇奉“天下为公”、追求民主自由的孙中山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也万万不愿见到的!

伍

1924年10月，中国政局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机。

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趁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石门寨激战之际，于10月19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武装政变，包围总统府，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曹锟被迫辞职，吴佩孚也迅即南逃，直系军阀由此垮台。

政变成功后的冯玉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中山，他马上拍发电报，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政局。

孙中山曾与段祺瑞、张作霖订有共同讨伐曹锟、吴佩孚的协议，如今曹吴已倒，和平的希望与曙光就出现在东方天际。一向推崇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接电后当即决定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以共同协商的方式达到革命之目的。这既是孙中山基于现实、依据情势的一种调整与转变，也是他晚年思想认识的向前发展。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动身离开广州时，他的心头突然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沉痛与悲壮：“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可谓一语成谶，孙中山真的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广东，没有回到他所建立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离开广州时，他已患病在身，沿途20多天宣传革命的连续演讲，与中外友人的频繁会晤及通宵达旦的谈话，还有了解情势的大量阅读，为制订国策大计不停的思考……过度的劳累与忧愤，使得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抵达北京时，他已病得不能走下火车，只能躺在一张藤椅上被人抬下。此时的他，更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声情并茂、振奋人心、吸引大众的演讲，只能以传单的形式散发了一份简短的《入京宣言》。

医院诊断结果表明，孙中山所患肝癌已进入晚期。既已进入肝癌晚期，肉体生命非人力所能挽回，本是名医的孙中山得知实情后，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临终前夕，孙中山留下三篇遗嘱：第一篇为国事；第二篇家事；第三篇则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留给当时的苏联政府。

在给苏联政府的遗书中，孙中山说道：“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孙中山已明确地预见到他缔造的国民党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前途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只是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与后继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会在短时间内违背他的遗愿，令他所希望的联俄联共进行长期而真诚的合作化为泡影。

关于家事，他一生坦荡无私，所有的积蓄已全部用于革命，无甚家产，唯有华侨赠给他的一幢位于上海利爱路29号的房子，再就是一些常用的书籍和衣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年轻的爱妻宋庆龄。与宋庆龄的真挚爱情，是他在不断失意和打击中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是他长期处于激动与暴躁状态中的心灵的温暖与抚慰。弥留之际，他感谢宋庆龄十年来为他献出的美丽青春与纯真感情，一再叮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希望她好好照顾宋庆龄。

在留给国民党的遗嘱中，孙中山特别强调：“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在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孙中山经历过11次武装起义，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两次改组国民党，毅然举起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大旗，最后北上议政逝于北京。孙中山的一生，失败总是多于成功，他曾以一种乐观主义的口吻不无激情地说道：“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