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迅

从捞仔到摩托仔，无助的异乡人找到了身份的认同，也看到了乡党的力量。11月7日，摩托仔李国超身遭意外，不出3个小时，这股力量就把数千摩托仔聚集了起来。由同病相怜到愤怒，再到最终的暴力失控。

从捞仔到摩托仔

摩托仔李志强知道同乡李国超意外的消息，正在跑活儿，他如今都无法接受同乡李国超之死的事实，“没偷没抢，也不得好死?”

李志强个子不高，且瘦，站在那部二手的“铃木王”旁，尤其明显。在一些当地人口中，他被称为捞仔。

在深圳，这是当地人对外地人轻蔑的称谓。这个城市起初是个外来者的城市，但时至如今，对于那些不断新加入的外乡人，已经找不到身份的认同。

因为被称为捞仔，李志强也不记得摩托仔们为此和人打过多少架了。

李志强的家乡五华县隶属于梅州，地处粤东北的丘陵地带，经济欠发达。与深圳相距500多公里。

两年前，24岁的他离开家，来到深圳讨生活，门卫、速递员、传菜员、杂务工……他几乎都干过，但都干不长，“一个人，总会有人欺负你。吃了亏也没人帮你出头。”

在深圳的第4个月，李志强遇到了老乡李茂，得知很多五华老乡都在宝安区打工，没有犹豫，他立即跟着去了宝安区。作为关外地区，这里的经济远比不上关内四区，打工的机会也少，对于他们这些外来客，面前的路子不多，要么成为被人歧视的捞仔，要么成为摩托仔。

李茂38岁，离家背井已有10年。此间，辗转深圳各区，8年前，他定居宝安区，结婚生子。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爱交朋友，与许多在宝安区的五华人相熟。过去的时光里，他并非一直开摩托车拉客，事实上，摩托仔只是众多身份的一个，离开摩托车，他还是一个技艺娴熟的油漆工和石料雕刻的工匠，有些应朋友之邀请，刻些印章之类小玩意。

李志强跟着李茂学会了开摩托车，让他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捞仔变成了摩托仔，李志强很感激，“有钱赚，能养活自己”。

没活时，李志强会和一群五华老乡闲聊，摩托车停在一边，人坐在另一边，“用土话交流，亲切，自然，舒服”。

很快，李志强认识了李国超，“他人挺好，健谈，没脾气，我喊他哥，他总会眯着眼睛来拍我肩膀，开开玩笑”。

宝安区的“摩托仔”，绝大多数是五华人，这让李志强感觉踏实，“无论什么时候，一想到有这么多老乡，就不受欺负”。

这种感觉最初来自一次危险的现实遭遇。

去年底的一个周六，李志强在车站接了两个客人，学生模样，带着眼镜。坐上摩托车后不久，其中一人嚷着要小便，李志强于是停车。停下车，两个人变了脸，一人卡住李志强的脖子，一人去拔油门钥匙。他们自称是便衣警察，来查黑摩的，“要罚我500元，否则就送到派出所”。

李志强完全懵了，不知所措。那两人在他身上搜了半天，只找到36元5角，非常懊恼，决意抢车。李志强拽着车后座，不撒手，被对方连踹了几脚。

“我当时就要绝望了，突然看到来了3辆摩托车，都是我老乡。”李志强回忆，3个老乡打跑了劫匪时，李志强已经泪流满面。当天晚上，李茂和这三位老乡带着李志强去喝酒，“说是给他心里疗伤”，几杯酒一下肚，李志强的眼泪却更多了。

李志强只是五华“摩托仔”的一个缩影。数十名五华“摩托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都讲述了相似情节的危情解救的现实故事。

他们的江湖

李志强住的那条路，位于石岩村附近，没有名字。

路横在一片荒地间，一侧立着一排房子，简陋破旧，有些甚至只是塑料板和油毛毡搭成的简易屋棚，窜风漏雨。

几条交错的水沟延伸婉转于房前屋后，散发出阵阵恶臭，水中泛着白泡沫和腐烂的菜叶。这里住着好多五华来的“摩托仔”，低头不见抬头见。类似的聚居区，在宝安区还有多处，每一处都如同一个小小的五华县。

在宝安区，究竟有多少五华人，目前尚无官方的准确数字，坊间的一个猜测是，近十万人。摩托仔们大多聚集在石岩汽车站、影剧院和几个主要干道的十字路口附近。

这里也是他们寻找乡情的地方。没活儿的时候，摩托仔们开始谈谈家乡，时常彼此理出亲缘关系。

五华县是个革命老区，下辖16个镇，面积3226.1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人，不大不小，因为山脉环抱，属于典型的内生性熟人社会。大街上，无论是谁，三五句话一说，总能扯出一两个共同相识的朋友和亲戚。有时聊得投缘，就称兄道弟起来，一起找家饭馆，喝上两杯。

这种质朴而淳厚的乡土习性，到了深圳这个离乡背井的城市，就越发被催化。

李志强对此深有体会，很多次，他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跑，无意间听到或被对方听到五华方言，总能促成一段热情的对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一对相识已久的老友呢。”

性子刚烈、直率、重感情、讲义气，李志强认为，这就是五华人的普遍个性。在《中国新闻周刊》广泛接触的五华“摩托仔”中，每当被要求归纳自己家乡人民的个性时，几乎都会提到这几介词。

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谈各自的拉客经验，“如何跑最省油，怎么样能巧妙地躲开检查岗，如何与检查员打好关系，等等。”李志强说，每天都能学到不少东西。

2008年，深圳关内全面禁摩后，地处关外的宝安区的禁摩之声日涨，政府三五天就来一次综合路面整治。

摩托仔与执法人员的关系日益紧张。冲卡、扣车、对峙的情况时有发生。

每当这时，乡党的力量就彰显出来了。

有一次，一个老乡的车子被几个自称交警的人扣下了，李志强跟着一群老乡去谈判，最终将罚款从1000降为300元，车子也很快拿回来。“如果单独一个人去，是肯定挨宰的”。

乡党的暴力

李志强这样的摩托仔，在外人看来身份低微，但他们从不愿放弃自己的尊严。有时候，乡党的力量，可以更大的保护这种尊严感。

有一次，李志强和另一个老乡去载客，到目的地时候，对方认为要价太高，骂骂咧咧，最后将一把硬币撒在地上，傲慢地说：“都拿去吧，捞仔。”

为了这句话，李志强的同乡急了，一下子冲到对方面前，挡住去路，嚷嚷着要打电话找同乡来支援。刚才还趾高气昂的那个本地人一下子软了。

事情就这么摆平了。摩托仔们捞回了尊严，但有时候，这份尊严也会显得过犹不及。

相同的命运轨迹把这些异乡人不由地捆在了一起。摩托仔们遵循，“大家团结，不允许有人吃亏”的规则。

于是，时常一个人出事了，也会引起那些同病相怜的摩托仔们的集体愤怒，到了后来愤怒往往失去理性。

11月7日，那个周末的上午。

摩托仔李国超意外身亡的消息，大大地刺激了乡党们脆弱的神经，他们甚至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急匆匆地聚集起来。

在他们看来，上路执法的无疑是那些交警们，而事实上，那一天执法的却是另有其人。

这一切过程，仅仅不到半个小时。

“李国超的遭遇我们都遇到过，只不过我们还活着，他死了，下一次呢，死的又是谁呢?”李志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到下午2点左右，李国超的尸体被家属抬到石岩交警中队时，已经有200人聚集在这里了。他们大部分是五华“摩托仔”。

“交警查车打死人!”这个说法在激愤的同乡间迅速传播，很快传遍石岩、公明、水田、龙华等附近村镇，大批广东梅州人以及气愤的年轻人开始结伴赶往石岩村。

下午4点多，一位目击者称，“石岩街头至少聚集了近5千人的样子，他们分别分布在石岩交警中队，石岩派出所，石岩万联路口，石岩宝然油站路口，其中以石岩交警中队及石岩宝然油站路口最多，数量分别在2千和1千人左右。”

愤怒的摩托仔们砸烂了交警中队大厅里“严格执法”的大字，代之以黑板上“交警查车打死人”几个大字。

家属统一左边胳膊系白布，这种气氛加重了摩托仔间同病相怜的悲悯气氛。

到了下午3点，石岩街道路口被近千人堵死，摩托仔们情绪激动，打着黑白横幅。附近路口还有人不断地赶来。

由于是周末，附近工厂的人听到消息后也开始前往交警中队看热闹，到了晚上八九点，交警中队周围就已经全是人。

最先遭殃的是停放在院子里的一辆警车，人们开始起哄砸玻璃，后来直接把车推翻了，窗户玻璃、保安室，全部成为攻击的目标，事态至此开始失控。

乡党阶层

宝安区石岩事件中的摩托车阶层只是一个缩影。

有专家曾分析，近年来，因为一件偶发的事情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再在各地上演，“现在有种现象，就是有些人找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大大地闹上一场。而摩托仔事件则是把这一现象演化到了极致。连到底是谁查的车都没闹明白，就把石岩交警中队弄了个天翻地覆。”

一个摩托车仔阶层，在乡党的凝聚力下，抱团取暖，展现出的爆发力是令人惊讶的。

“在一些区域内，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基本上来自同一地方，大家下班住在一起，上班也在靠近的地方，一旦遇到事情，不是报警，而是立即召来一大批老乡，私刑伺候。在很大程度上，这已是准黑社会的特征，如何管好这些团体，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肖俊说。

肖俊多年研究观察后认为，在深圳的不少地方逐渐形成的“同乡村”现象，日渐成为治安隐患。

“先来的打下根基后招来了许多的亲戚、同乡，集中在某一行业，租住的同一楼、同一村，说同一种方言，大家互相关照，共同谋生，进而出现为同乡服务的餐饮、‘打工学校、小买部等，日渐形成一个‘同乡社会。”肖俊说。

有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11月份，深圳全市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有643个，近200万人。其中聚居人数在1000至3000人的“同乡村”达437个，73万多人；6000至1万人的50个，36万多人；万人以上的同乡村有15个，23万人。

肖俊认为，在今天的深圳乃至全国，“同乡社会”是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社会分化、职业分工和人口流动都未能摆脱传统血缘、地缘的习惯，为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而“抱团”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给予必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