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打入胡宗南部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1937年6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要熊向晖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熊向晖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从此便和蒋南翔失丢了联系。一天，熊向晖从报上看到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他便赶去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熊向晖接上党的关系，熊向晖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不能暴露党员身份，让熊向晖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熊向晖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时，途中发生“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熊向晖：“服务团有几个CP?”

熊向晖对李芳兰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他警惕。

熊向晖反问：“什么是‘西皮?”

李芳兰说：“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她问的刁。熊向晖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熊向晖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

李芳兰说：“你就是。”

熊向晖说：“你弄错了，我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民先是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

李芳兰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

熊向晖想，郭见恩并未讲，其中有鬼。熊向晖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

李芳兰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在武昌，胡宗南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时已是1938年年初。

熊和同批被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安排这批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熊向晖的名字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熊向晖，问：贵庚?

熊向晖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胡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晖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挞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向晖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熊向晖，说胡约他去个别谈话。

熊向晖问：还找了什么人?

唐说，只找你。他告诉熊向晖：“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问熊向晖的学历，说：“17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熊向晖进行政治盘查。

胡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熊向晖提到“民先”，重复他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自己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是清华许多学生知道的)。

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说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他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胡同熊握手，转而问他家庭情况。熊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胡要熊写出家庭住址，他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告令尊，务必光临。

熊向晖的父亲本来反对儿子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熊向晖：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这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蒋南翔不在，董必武同志接见了熊向晖。熊向晖向董老汇报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6年9月，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

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胡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的重要支柱。

董必武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合适。董老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熊向晖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董老向熊向晖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在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服务团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和医疗卫生工作，颇受欢迎。大家爱国热情很高，但有些人言行过激，李芳兰及其个别追随者与此相反，熊向晖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此时已不称熊向晖为“先生”。胡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胡宗南让熊向晖次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开始后迁成都，并建立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学生都属“黄埔系”。熊向晖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早晚点名时唱校歌，歌词的第一句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熊向晖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8月，服务团被解散，部分团员他去，部分团员经短期政训后被分配到胡部做政治工作。李芳兰嫁给胡部一个少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成立后，陈忠经长期任组训组组长，洪同任宣传组组长。

这时，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下属四个军，参加兰封、信阳战役，因抗击日寇土肥原师团立功受奖。他还在西安开办培训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培训游击干部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兰州开办培训甘、宁、青等省地方干部的“西北干部训练团”，势力迅速扩展。

这年10月，熊向晖还在军校学习，胡“传见”熊向晖，说熊向晖“已经像个革命军人”。他问熊向晖家庭情况，熊向晖告以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不久，他安排熊向晖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熊向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讲词由熊向晖自拟。熊向晖讲得激昂慷慨。礼成后，胡找熊向晖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熊向晖，委派熊向晖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他问为什么?熊向晖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怕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熊向晖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1940年，吴德峰、曾三先后各到熊向晖家找他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熊向晖传达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

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此前，陈忠经已秘密入党。他帮助王石坚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建立秘密电台。熊向晖不定期地同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熊向晖已不闲

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熊向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打退第三次反其高潮

1943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其时，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设在西安南郊一座庙宇——俗称小雁塔的荐福寺。1943年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他指挥的三个集团军，除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三个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抵御日军外，第三十七集团军总部驻三原，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平凉，各辖三个军，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主要指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早在1939年，蒋介石即令当时驻西安的蒋鼎文进攻关中分区，侵占了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借口是，这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但上述五县大部地区仍由陕甘宁边区掌握。蒋、朱、胡都认为，以枸邑城北马栏镇为中心的关中分区，位于洛川侧后，形成插入蒋管区的囊形地带，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胡宗南于6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然而，6月下旬，胡返回西安时，第三十八集团军仍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1942年以来，甘肃南部出现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等自发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口号，得到汉、回、藏群众的拥护、支持，影响逐步扩大，到1943年5月，武装力量达5万余，活动区域20余县，震动兰州。朱绍良、胡宗南乃令第三十八集团军于6月5日起进行镇压。原期速战速决，在10月内弭平，但到6月底仍未奏功(延至7月中旬才暂告平息)。蒋介石遂令胡宗南抽调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的第九十军攻占囊形地带。为免过早暴露，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则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的作战日期是7月9日。

熊向晖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通过密台迅报延安。

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熊向晖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熊向晖念了一遍，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熊向晖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熊向晖把他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熊向晖退出。在这种场合，胡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熊向晖照常出席。

会上，胡未有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5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担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了些修改。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胡宗南于7月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

不久，刘大军报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管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这几天熊向晖未单独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

向党中央报告胡宗南的军事部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晋升胡宗南为上将，颁给胜利勋章。胡宗南兴高采烈，对熊向晖说，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要熊向晖作准备，洽办留美手续。他还说，他在考虑再选几人赴美深造，多几个留美的博士、

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熊向晖的哥哥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他向哥哥索取中央大学的正式英文证明和他所学课程成绩单，以便借用报考美国的大学研究院。那时，熊向晖已经26岁，只念过一年半大学，为了早点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只好采用冒名顶替的办法。

在等待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办理手续的过程中，熊向晖获知：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熊向晖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熊向晖，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说，过去他和周相识，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

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熊向晖照例速告王石坚。过了几天，熊向晖又告王，蒋介石命胡“暂缓”，熊向晖同时告王，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熊向晖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照周恩来指示，熊向晖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先把中央大学的英文证件寄给在美国的一位友人，请他同美国的大学接洽。熊向晖看望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徐处长，徐为熊向晖办好所需费用的美元汇单。

在《新华日报》上，熊向晖看到蒋军6月下旬大举进攻鄂、豫边境，李先念率部突围的消息；又看到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再看到7月中旬周恩来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内战向全面内战发展。

8月中旬，熊向晖接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入学日期是翌年2月。据此熊向晖向外交部申请护照，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拖到9月底才办完。

周恩来曾指示，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看看胡宗南。熊向晖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熊向晖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人陕西，胡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命胡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大大丢脸。

熊向晖回西安后，胡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借口解放军有进攻榆林意图，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要求从山西调回整编第一军，会同他在陕甘的残存部队，于11月初开始行动。蒋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消灭其主力。

熊向晖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对熊向晖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17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答记者问”，谈及“延安附近地区军事情况”时，指出“胡宗南在南线集中十个旅”，“据我估计，国民党政府将作试探性进攻”。)

11月下旬，胡宗南为熊向晖饯行，希望熊向晖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

1947年3月1日中午，熊向晖从灵隐寺返回住处，大华饭店经理在门口等，他说，请熊太太先回房间休息。他领熊向晖到经理室，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熊向晖抱拳拱手，说：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奉希熊先生。

熊向晖说：“不敢当。”心里嘀咕：保密局的新人?戴笠摔死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

不待熊向晖问，来人便主动作了回答说：“今晨收到毛副的密电，命我速查你是否在杭州，并命我妥善安排你于3月2日下午6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他说：“时间有富裕，为略尽地主之谊，下午陪逛西湖，晚上在楼外楼宴请，明晨请熊先生、熊太太坐汽车沿(南)京杭(州)国道去南京，我派人随行照料。”

他说的煞有介事，使熊向晖难辨真伪。熊向晖说：“这个房间有电话，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

他说：“这个电话不保密，要打，到我办公室打，如还信我不过，可看毛人凤的密电。”

熊向晖说：“不必了，既然胡长官到南京，急于见我，赶早不赶晚，我和内人下午坐火车去上海，转乘夜车去南京，请代买两张车票，另通知徐处长派车接，其他就不打扰了。”

他说：“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没啥能耐，抓车票，打电话，小事一桩。”

熊向晖在餐厅附近的湖滨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了妻子筱华，说：“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你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警，我到南京后马上给你写信，如5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请珍重。”

3月2日晨，熊向晖到了下关车站，见到徐处长派人来车站接，他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徐处长领熊向晖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熊向晖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胡宗南又问熊向晖：新娘子呢?

熊向晖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

胡宗南说：“推迟3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你就回西安，记得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要提打延安。”

至此，熊向晖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要盛文先讲几句。

盛文说：“前天(2月28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熊向晖说：“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

胡宗南说：“不要扰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胡宗南带熊向晖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熊向晖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随后他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要熊向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临走时，他嘱咐熊向晖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

熊向晖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

胡宗南对熊向晖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熊向晖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

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

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熊向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的做不到的高调口号。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熊向晖据此补充定稿，不需送他审阅，由熊向晖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

3月21日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方案规定：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一军(简称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旅，整九十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三个旅，整十七师两个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15个旅，总兵力14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长指挥一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迷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

熊向晖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近年来，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在“社会化、职业化”方面有进展，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还在新华巷一号购置了三层院落的住宅。熊向晖去看他时，他极为惊奇。熊向晖详细告之胡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包括胡密切注意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熊向晖还告王，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将这些情况即报延安。

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告以蒋密电胡，进攻日期推迟3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

熊向晖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

王石坚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

熊向晖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布达式”，任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任熊向晖为机要秘书。布达毕，胡宗南讲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2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3日拂晓攻击前进。

薛敏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熊向晖事先不知的具体布置。主要是：陕北地形复杂，严防共军伏击、夜袭，要求携7天干粮，拂晓进军，薄暮露营，采取“蛇蜕皮”、“方阵式”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联，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敌人即行歼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吸引于延安附近围歼，并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

胡宗南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并将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熊向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熊向晖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人们知道，“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熊向晖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熊向晖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熊向晖交办要项一向奉命惟谨，熊向晖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然熊向晖知道这样做风险很大，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他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

胡宗南进攻延安后，3月25日，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4月14日，整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5月4日他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连续惨败后，胡宗南想出一个“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熊向晖发现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潘裕然、王石坚都各尽其责，又通过这一渠道传递了这一情报。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信报，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熊向晖打电话询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

熊向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熊向晖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

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熊向晖向胡宗南告辞，他伸出手来同熊向晖握一下，什么也没说。

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凳，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熊向晖再未见到胡宗南。

熊向晖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熊向晖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1949年4月底，熊向晖从美国回国，6月的一天，罗青长领着熊向晖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情报，中央作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还说，得知蒋、胡军队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3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3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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