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摘 要：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风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韩愈；庆历士风；文人政治；文风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2—0197—05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社会。王水照先生认为，从儒家文化传统演变看，“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①。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微观考察就会发现，北宋仁宗时期是这种“定型”的关键时期。北宋经过七十余年的人文涵养，到仁宗庆历之际②，文人政治文化达到一个高潮。“庆历士风”是这一时期人文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运系于国运，文风关乎士风。考察北宋散文与文人政治文化背景的关系，仁宗庆历之际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研究标本。应当说，北宋以前的士风，是一种以人格修养为本位、高扬遗世独立的浪漫诗人情怀；北宋庆历之际的士风，则是以“和而不同”的政治人格为本位，追求实现治世抱负之官僚文人的淑世情怀，它以构建和谐的文人政治文化为价值取向。要考察庆历之际的士风和文风，应到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本文拟从唐代大文豪韩愈对北宋前期士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影响入手，展开对庆历士风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并力求以此折射出文人政治背景下的北宋散文的发展脉络。

一、韩愈与北宋士风

庆历士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人道德和政治伦理传统成为北宋文人人格确立的主要精神资源，也是此时期士风养成的共性因素。那么，“庆历士风”的形成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呢？结合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流程来考察，笔者认为，北宋士人对韩愈的人格和文学成就的传播与接受，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构建。韩愈散文在北宋前期逐步得到重视，其文学作品与道统思想交相辉映，成为北宋新士风构建的重要资源。刘真伦先生认为，“宋人对韩学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宋学兴起、演变和发展的过程”③；杨国安先生也认为，“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构建的”④。这些论述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看来，韩愈与宋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北宋前期士人进行儒家精神世界的重建工作，是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的现实需要，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自觉和“士”的社会角色意识的强化。韩愈思想与文学的影响虽然自晚唐五代至宋初一直不绝如缕，但从儒学复兴这一高度重视韩愈作用，最终凝聚成较为强大舆论力量的，还有庆历之际的孙复和石介。他们通过兴办教育扩大自己的阵营，在将儒学神圣化的同时，也给韩愈戴上神圣的光环。孙复从儒学传播的角度说：“自（孔）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⑤在《信道堂记》一文中，他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道学观：“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石介完全认同孙复的看法，甚至把韩愈推到一个比孟子等人还要高的地位：“维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⑥这样的例子较多，《宋代韩学研究》和《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几穷尽之，此处不拟重复。但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庆历之际的韩愈影响是个动态正向过程。如果说，在此之前柳开、穆修对韩文和韩愈思想的传播尚属个体行为，那么孙复、石介的传播则已进入大众传播范畴，若以“民间”或“个人”论之，则容易引起误解。晏殊、宋祁、欧阳修的传播虽亦似个人行为，但他们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士风所望、文风所向，毕竟有较大的影响面。因此，笔者认为，《新唐书》所代表官方对韩愈思想地位和文学价值的肯定，是庆历士人接受韩愈影响的必然结果，也与宋祁等人对韩文价值的认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认可一旦出现，韩愈对北宋士风的塑造业已完成，宋代韩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士风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韩愈诗文的传播，韩愈成为北宋前期士风重塑的重要范型。虽然在理论表述上，或许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精神偶像上溯至更远古的年代，但对北宋前期士人而言，韩愈无论其身份地位，还是其所处的时代特点，都具有极强的可比性。韩愈勇于直谏、不计自身安危的诤臣本色，是他“直道不悔”政治品格最直观的体现，这对庆历文人新型政治伦理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中唐文士的典型代表，韩愈是中国“士”从上古时期的政治附属物逐渐过渡到政治主体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文人政治，也可以看做“士”的政治。不过，在笔者看来，“士”更是普遍存在于文人社会管理者心中的道德理想，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的阶层。“犯颜直谏”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渊源已久，但作为庶族文人出身最后上升到中央高层官员的韩愈，其所作所为还是伴随其文名的播扬，更容易引起士人的认同。王禹偁是宋初到庆历之际接受韩愈品格影响的过渡性人物，他实践着直道而谏的精神，虽三黜而不悔。这种直谏精神，经范仲淹的大力张扬，逐渐成为“庆历士风”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庆历士人大都有直谏之德，如韩琦、富弼、滕子京、王拱臣、张方平、苏舜钦、余靖、包拯等，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晏殊对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的直谏不满，范仲淹就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援韩愈为例：“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繇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⑦在自己遭受贬斥时，对“王章死于汉，韩愈逐诸唐”深表同情，发出“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⑧的感慨和誓言。欧阳修《上范司谏书》评价韩愈谏阳城时这样说：“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为不然。”对韩愈诤臣本色的认同，反映了北宋前期大部分士人的从政道德诉求。他们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官职地位是否稳固，而只把职位当做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手段。

韩愈抗颜为师、奖掖后进的师道精神，也影响了庆历士风的塑造。北宋前期之师道重振，孙复、石介的泰山书院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此前学者之有师者，亦颇值得注意。如种放虽为著名隐士，但儒道双修，对韩愈的古文十分赞赏，也是一个师道的实践者，《宋史》本传称他“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其学生多在北宋前期政坛、文坛发挥重要作用。师道在中唐时期已大坏。韩愈抗颜为师，力矫俗风，宋初柳开曾为之作《续师说》，以张其道。至于奖掖后进之风，亦与师道之大行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士人大量鼓励、教育后学的书信、诗歌等，即可看出此风在北宋的逐渐养成。自庆历后渐主文坛的欧阳修，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奖掖后进，不以求同为高，形成自己独特的君子人格魅力，这显然与他早期受到韩愈的影响有关。他在《唐石洪钟山林下集序》中写道：“石洪为处士而名重当时者，以常为韩退之称道也。唐世号处士者为不少矣，洪终始无他可称于人者，而至今其名独在人耳目，由韩文盛行于世也。而洪之所为，与韩道不同而势不相容也，然韩常叹籍、湜辈叛己而不绝之也。岂诸子驳杂，不能入于圣贤之域，而韩子区区诲诱，援而出于所溺欤？此孔孟之用心也。”⑨此论可谓深得韩愈师道精神之精髓。韩愈思想的“开放”、“包容”，对构成“有容乃大”的宋学精神特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刘真伦先生关于“韩学优于宋学”的说法⑩，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二、政治与文学的互动

庆历士人具有极强的参政意识。他们正是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扩大文学创作的影响，让自己的淑世情怀和人生价值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关于庆历之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马茂军先生认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改革派以古文和诗歌为武器，向旧官僚旧势力发起了进攻”，庆历诸贤的作品“一扫雕章琢句，吟风弄月的西昆余习，呈现出关切时政，词章慷慨，思想深刻，议论煌煌的庆历文学新貌”(11)。这也正是笔者所强调的士风与文风之关系。政治与文学的互动，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学内容的政治化倾向。庆历之际适宜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们积极参与朝政，使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这种参政热情。最常用的是朝堂奏议形式，如庆历三年（1043）为了阻止夏竦的入朝，一些志同道合的朝臣竟然连上十一道奏疏，最终使身为天子之尊的仁宗收回成命。就在这一年的三月至年底，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共上呈了近七十篇奏议，平均每四、五天即上一篇，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庆历士人不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得失，而是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淑世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朝廷的不当举措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并不固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传统政治伦理。庆历之际涌现出的许多直言敢谏之士，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士人典型，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获得更有效的传播，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如在“景祐党议”时，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12)，言简意赅，铁骨铮铮，士风为之一振；欧阳修的一篇《与高司谏书》，观点鲜明、酣畅淋漓，突破一般士大夫书信常格，更是宋代古文革新之典范作品。叶梦得对石介创作《庆历圣德诗》进行批评：“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13)这虽然暗示了庆历士风的历时性及其在皇权专制下的悲剧命运，但也可反证庆历士人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突破。至于庆历后期表现作者特定思想情感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沧浪亭记》等一批优秀的散文，也有巨大的示范意义。这样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构成了北宋古文革新成功的基石。

政治与文学的互动，还表现在文人价值取向的改造以及文学作品内容的时代性上。如前所述，随着士人参政意识增强，庆历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文人都更加关注国计民安。刘挚有一句著名的表述，可以让我们看出“文人”这一概念在庆历之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则无足观矣。”(14)此言并非要从根本上瓦解文人的意义，因为这在官僚、学者和作家三位一体的宋代似不可能，所谓的“无足观”，实指那种吟风咏月、不谙政治或以不谙政治为高的文人。这种以高蹈脱俗为风尚的传统文人价值取向，在北宋初期尚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到了庆历年间，确实比较少见了。可以说，至少在庆历之际，离开了政治文化笼罩下的生存环境，文人们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支点。他们可以在歌咏中表现出古代文人的萧散洒脱，但是，这样的生活不属于庆历这个充满政治热情和革新激情的时代。政治对士人生活的渗入，使他们逐渐更喜欢选择适合表达自己主张的文体和文风；那种四平八稳、陈词滥调的“时文”，在这场与政治互动的诗文革新中，逐渐被完全摒弃或合理改造。一些碑版之文和亭台楼阁记，其创作手法也渐渐摆脱了以往的程式，更多地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优秀成果。迁谪文学是宋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在庆历之际大放光彩，也与现实政治斗争有很大的联系。文人政治的渐趋成熟和复杂，使庆历迁谪文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这种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文体选择与改造，为诗文革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另外，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力也值得我们重视。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有时也采用文学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作为公文写作的策议、奏疏，对政治产生影响自不必言，而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写作，也有可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比较有名的是前文提到的《四贤一不肖》诗和《庆历圣德诗》、范仲淹的“四论”和欧阳修的《朋党论》等作品，它们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结合。有的作品虽然没有立即形成政治影响，但是通过文人们的传播和解读，作品内蕴含的政治价值观念明显地影响了人们对当时政治事件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遮蔽与重塑。关于此问题，笔者已有专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此不赘述。

三、庆历士风与诗文革新

通过对庆历之际的政治事件和士人风节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与“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对宋文了产生巨大的影响。前者导出“有容乃大”的宋型文化，也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内容，使诗文革新朝着健康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后者则使宋代散文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两方面构成庆历文学的特质，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又推动了诗文革新走向成功，最终实现了宋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和而不同”(15)最早是孔子提出的概念，它体现了社会合作中的一种辩证关系，其本身既是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类型，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庆历之际作为古代文人政治的理想呈现，其最大的特质就是“和而不同”。这种“和”，首先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遵循的原则，这与仁宗本人的政治理念和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士人之间的“和”，这与士人自身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有关。具体到文学而言，“和而不同”保证了文学创作队伍的多样化，为宋代文学发展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例如，石介在庆历之际是特立独行的士人，对他的为人处世、作品风格，范仲淹、欧阳修、张方平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石介标举儒学复兴大旗进行大刀阔斧的文体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它至少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一面镜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石介曾和张方平过从甚密，并大力称扬过张方平，但是张方平在批评石介文学趣尚、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时，也并没有顾及老友情面。欧阳修和张方平虽然都活跃于庆历政坛，二人不仅政见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欧张并没有以此为嫌：苏氏兄弟入京赶考，张方平曾专门修书向欧阳修推荐这两个文学奇才，欧阳修不仅没有丝毫芥蒂，反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热情褒扬二苏，决心让他们“出一头地”。

“和而不同”的士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士人们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目标下达成和谐；而所谓“不同”，正是官僚体制下古代专制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有效地延缓体制惰性的产生。除此以外，“和而不同”的理念还直接促成了宋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使人们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新的文学样式。中唐韩愈的一篇《毛颖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成为士林批评的口实。虽然有同道者柳宗元的大力褒扬，但还是没有改变宋以前士人对韩愈此类文章的基本评价。如刘昫认为：“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16)而到了庆历之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祁充分肯定了韩文的创新意识和文学价值，认为“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17)。这些都反映了宋人的开放性思维和对文学审美特征敏锐的感受力。

庆历之际的文学创作洋溢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也与“笃于自信”的庆历士风密切相关。一些常见的古文文体往往自有其传统写作模式和创作方法，陈陈相因，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而庆历士人的创作，无论从体制上还是内容上，都作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体现了作者的主体人格。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本为一传统记体文，但是作者却突破记体文的常规，采取宾主相形的艺术构思、骈散相间的文字表达，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小文写成流传千古的名篇。清人金圣叹把这种写作方法称为“水涨船高法”(18)；清人王符曾这样评价：“中间对偶处仍流走，有节节相生之妙。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经术，而为人亦如之。字句都担斤两。”(19)这种评价正是看出了文章与作者主体人格的统一性。范仲淹《岳阳楼记》、李觏《袁州州学记》、欧阳修《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等记体文，都能突破常制，体现了庆历之际士人的文体创新意识。特别是庆历年间《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一批优秀散文的出现，更是突破了传统“文体本位”的文学观，把人们的阅读重点逐渐引向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关注，从而实现了散文革新的质变。在这种士风的影响下，此期的史论、书序等文体的创作也往往能出人意表，反映出庆历士人们的古文创作实绩。不仅在文学领域，这种“笃于自信”的士风特点在学术领域也有着更直接的体现。北宋一朝的学术确实在庆历之际得到培育和发展，这里面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士人们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然。如果翻读石介的文集，我们会感受到此翁急于重建儒家道统的心态。特别是他为《庆历圣德诗》而发布的“歌诗讚颂，乃其职业”的写作宣言，实际上代表了庆历之际士人要求对自己社会角色重新定位的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由庆历士人形成的赤诚以公、是非明辨的风气，也使宋文渐渐呈现出重逻辑思维、议论成分加强的特点，记体文和论政之文表现尤为突出。大量散体化政论文的出现，适应了庆历之际现实政治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庆历诗文革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宋文格调的形成

关于宋代散文的格调，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对宋文美学特征的总结会逐渐深入。徐复观认为，“由欧阳修收其成效的古文，正通于山水画中的‘三远”。欧本人是平远型的，曾巩则是平远中略增深远，王安石则是高远中带有深远；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轼、苏辙则都是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20)用一个“远”字概括北宋著名古文家的美学特征，可谓是慧眼独具。

宋文的标志性格调确以淡雅、清静、旷远为本色，体现了成熟文人文化对散文艺术的影响。考察宋文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宋代散文淡雅沉潜美学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散文艺术家的不断探索、实践，另一方面也与文人的心态发展有密切联系。北宋经历了从台阁大臣的华丽铺张到“太学体”的古奥艰涩，由剥而复，再到仁宗后期的“复主杨大年”(21)，宋文终于找到一个最适宜自己的表达方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学。杨国安认为，“以宋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为基本话语，以平易自然的散体文为基本形式”的宋代新体古文，“由于深刻地契合于宋代以后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从而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成为中国散文的主流形式”(22)。此可谓立论高远，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随着文人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文人的自我角色定位和心态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庆历士人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由张扬炫奇到淡雅沉潜的变化。

张方平在庆历六年知贡举时，就提出“文章之变与政通”(23)。他注重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石介推崇的“太学体”，并以法律的形式强行改变文风。虽经张方平的抨击，“太学体”文风还是“放而不还”，并没有在科场彻底销声匿迹。一直到欧阳修主考的嘉祐二年，新的文学风尚才得以确立。笔者认为，嘉祐年间宋文文风的成熟与确立，固然与欧阳修利用国家机器大力校正及天才古文家的创作实践有关，同时与士风丕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太学体”实际上也是庆历士风在文学上的极端表现，其张扬炫奇文风之形成与当时士风互为表里，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太学体文风的这一深层意蕴。(24)当时有个叫何群的太学生，“嗜古学，喜激扬论议”，石介使弟子推何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25)。这种在“未尝下意曲从”性格引导下创作的文章，其文风可想而知。至于“太学体”的首倡者石介，欧阳修曾说：“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26)如水旱之灾是宋代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地方官员往往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荒政工作，但石介居然愤切“骂龙”：“向龙慢骂数龙罪，龙不能答满面耻。偷向上帝谗驺虞，驺虞得罪龙窃喜。欲知龙与驺虞分，仁与不仁而已矣。”(27)“骂”尚不解气，甚至要“鞭”：“鞭石不见血，顽石云不蒸。鞭龙不至痛，六合雷不胜”(28)、“天捉乖龙鞭见血，雷驱和气泄为霖”(29)。其文风之张扬可见一斑。庆历之际其他士人的早期文章，也不乏这种张扬之气。如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本是一篇写给朝廷的公文，是非明白、逻辑清楚，字句之间洋溢着一股天地正气。这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抗争，鲜明体现出凛凛不可犯的士人风节。全文二百三十余字，铮铮铁骨、掷地有声。

张扬炫奇的文风毕竟不是宋文最成熟、最突出的特点，庆历之际文人士大夫们创造的理想政治图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文人社会的和谐转成过眼云烟。庆历以降至北宋后期，末世文人政治的痼疾开始形成并产生极坏的影响。庆历士人就站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宋代庆历之际文风发生的转变，更多的是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冲击和影响下心态发展的结果。宋代实行佑文政策，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即立下“不杀士大夫”的戒条，这使文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最终形成比较宽容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北宋文人的心态处在发展过程中，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苏舜钦《上京兆杜公书》、《诣匦书》、《上范希文书》等作品的出现，使庆历士人意气风发的姿态在文章中表露无遗。其文风张扬恣肆、直抒胸臆，即使是出于贬谪时期的作品，也少有传统文人那种自怨自艾的情态，而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文人价值取向。但是，庆历年间的党议，几个重大政治事件如“争水洛城事”、“滕子京事件”，虽然使庆历士风和文人政治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埋下士风内部变异的种子。政治是非和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和现实斗争的冲突，以及庆历文人自身的年龄阅历的增长，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发生在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更标志着代表传统政治伦理的势力对士人张扬之风的一次强力矫正。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风尚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沉潜、雅致、淡远逐渐成为新的美学追求。这种新的文风，浸润着庆历之后宋人特有的冷静与凝思。它不是通过浪漫的激情迸发来言说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纡徐委曲的叙述中，表达一种细腻而精巧的情感。即使是一篇渗透着人生感悟的文艺小品，也往往不同于中唐古文家所常有的酣畅淋漓，而是在娓娓道来中体现出特有的理性和忧郁。欧阳修晚期才最终确立的“六一风神”，正是这种文风的典型代表。

以上笔者以庆历之际为中心，对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审美流变，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文人政治与文学、士风与文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当无疑义，但影响一时代之文风者，绝非士风一端。就宋代而言，庆历前之文风就明显受“选学”和“春秋学”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风貌。前者为“时文”之常态，后者为复古之变体。欧阳修自己曾信笔写下当时文坛的发展脉络：“往时做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进，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持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30)所谓三十年者，是从天圣末到嘉祐初这段时间。他所谈的正是由“选学”文风到嘉祐文风的转变，期间还经过了短时期的太学之风独擅科场。至于这样的转变有什么士风背景，实际上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北宋士风与文风演变、人文涵养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宋代和谐文人社会的构建与裂变等，显然还有许多未发之覆。仅以文风之确立而论，除关乎当世之文学发展和士人心态之外，尚有一个历史选择与确认过程，亦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然非此文之力所能逮，尚待时贤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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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水照：《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序》。

②所谓“庆历之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一般以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中心，上下各延伸十余年。从北宋文人政治的发展来看，此期的政治文学有一定的独特性。在笔者的研究框架中，把这一段时期归入北宋前期。

③⑩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1页。

④(22)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289页。

⑤《上孔给事书》，《全宋文》卷四○一。《信道堂记》亦出于此卷。

⑥(27)(28)(29)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卷二、卷三、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

⑦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范文正公文集》卷三，《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⑨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集古录跋尾》卷八，《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一，中华书局，2001年。

(11)马茂军：《庆历党议与欧阳修的文学成就》，《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1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八一，巴蜀书社，1989年。

(13)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5)脱脱等：《宋史》卷三四○、四五七，中华书局，1977年。

(15)《论语•子路》

(16)刘昫：《旧唐书》卷一六○，中华书局，1975年。

(17)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李扶九选编,黄仁黼纂定：《古文笔法百篇》卷一，岳麓书社，1983年。

(19)王符增辑评《古文小品咀华》卷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2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

(21)见于《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引《吕氏家塾记》。其文谈论自天圣以来的散文流变，强调石介《怪说》二篇之意义，“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后欧阳修、苏公复主杨大年”。虽是一家之言，但是其对庆历之际文学思想的描述，应该值得重视。这样的“复主”只是继承和发扬了杨氏文学平易雅训的一面，并非又走回西昆体的老路上。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既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延伸，也浸染时代之特色。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85年。

(24)笔者十分赞同杨国安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论述欧阳修与石介的意义，他亦谈到太学体的问题，见于其著作《宋代韩学研究》第288页。高津孝《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一文中认为“太学体”作为流行于庆历年间科场文学，具有“超越单一文体范围的倾向”，但核心仍是古文，亦给人以启发。见于《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第35页。笔者认为太学体的形成固然是科场文学间的演替，但和庆历时期张扬的士风亦有很大关系。关于此问题，尚有许多未发之覆。

(26)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居士集》卷三四。

(30)《欧阳文忠公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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