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在现实中，我国竞技体育受到极大重视；而大众体育受多方面的制约，步履维艰。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了体育决策管理者由于自身利益的激励机制所导致的重视竞技体育的偏好，并从激励角度出发，提出了要使体育决策管理者真正做到重视大众体育所要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权力；财富；失衡

中图分类号：G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12-1605-03

Reasons for Lagged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Inadequate Incentive of Authorities

ZHANG Jia瞲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In China competitive sports is regarded highly but mass sports is developing in difficulties with restrains of multiple aspect. According to school of public selection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瞤rofit,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preference of sport decision瞞aking directors to competitive sports,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timulating mechanism, it suggests the measures that must be taken to make them really take the mass sports seriously.

Key words: power； wealth; unbalance

我国的体育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的是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体育行政权力在体育的发展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体育的功能也因为不同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由于竞技体育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体育主管部门一直对竞技体育“青睐有加"，在大众体育上的重视程度远不及竞技体育。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财富和权力理论解释我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受重视程度失衡的原因及对策，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相关参考依据。

1 财富与权力的激励特性

管理者需要财富和权力，他们付出精力和体力去获得财富和权力，但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财富和权力本身，而是财富和权力所带来的效用。消费者之所以需要某一商品，是因为需要该商品的特性或性能，是这些性能而不是商品本身产生了效用。财富和权力作为激励手段，它们都具有能够带来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的特性，因此，是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特性带来的效用对管理者产生了激励。

1.1 财富

财富（wealth）是管理者得到的正当的物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股票、期权、影子股票、股票增值分红权、长期绩效计划等。财富既可以给管理者带来物质上的享受，也反映了社会对管理者的能力和工作绩效的认可。社会成员会以管理者正当获得的财富的数量间接地对管理者的水平进行评价，财富越多，他所获得的评价越高，这会给他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因此，财富具有满足管理者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的双重特性，所以财富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因素。由于管理者个人偏好和感受程度的差异，同样的财富给不同的管理者带来的物质享受程度和非物质享受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所产生的

激励作用也就各不相同。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财富数量的增加，财富所带来的边际物质享受是递减的，而边际非物质享受则可以是递增的，因为一般而言，财富的数量越多，财富的拥有者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就会越高。如果建立一个由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构成的特性空间，则财富曲线就是一条从原点出发的向上凸的曲线（图1 ）。

图中的OW 曲线为财富曲线，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代表一定的财富给财富的拥有者带来的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的组合比例。

应当注意，财富曲线OW 的位置是状态依存的，状态变量包括个人偏好、时间、地点、环境、财富的数量等，给定状态变量，则该曲线是确定的。这里的财富是指合法收入，而且财富的获得与自己的付出成比例。

1.2 权力 本文中的权力（Power)，是指管理者所获得的在契约中明确规定的以及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没有明确规定但管理者事实上所拥有的全部权力。这里的权力不是仅指法律规定的职责，而是权力人对事务的实际掌控。就体育管理来说，体育权力掌控是指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在项目上注重竞技体育，另一方面在范围上把本应由民间举办的竞技体育纳入自己管理的范围。“权力是某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3]权力也具有能带来非物质享受和物质享受的特性。一方面，权力能给管理者带来巨大的非物质享受，尽管拥有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但拥有权力，可以使管理者支配巨大的不属于自己的资产，可以去指挥和控制他人的观点和行为，可以更容易地利用他所控制的资源获得自我实现，可以更好地满足其对风险的偏好，因此权力对管理者的激励，首先表现在它能够满足管理者的非物质享受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往往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权力往往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职位消费，从而更好的满足其物质享受的需要。

由于管理者个人偏好和感受程度的差异，同样的权力给不同的人带来的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权力的增加，权力所带来的边际非物质享受是递减的，而所带来的边际物质享受则可以是递增的（图2）。

图中OP曲线为权力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一定的权力给管理者带来的物质享受程度和非物质享受程度的组合比例。与财富曲线相同权力曲线也是状态依存的，状态变量包括个人偏好、时间、地点、环境因素和权力的大小等。给定状态变量，则权力曲线是确定的。这里的权力是正当合法的权力。

1.3 权力与财富的替代性分析

假设管理者工作就是为获得财富和权力，且管理者的偏好是给定的，并假定其财富曲线和权力曲线是线性的，其偏好可以用两条曲线与横坐标轴的夹角α和β来表示。在管理者的努力水平和能力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其可能获得的最大财富和权力分别是OA和OB(图3)。

因为权力与财富都具有满足管理者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的特性，所以，一般而言，权力与财富之间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但这种替代性的大小，取决于管理者对权力与财富的偏好等因素，具体反映在权力曲线与财富曲线的位置，即角a 与角β的大小上。

当α保持不变，而β 增加时，OP曲线向左旋转至OP₁，参见(图3)，若保持权力带来的非物质享受不变，则新的约束边界为AB₁，新的均衡点为无差异曲线Ⅱ与AB₁的切点E₁,显然，管理者的效用水平提高，即其受到正的激励。同理，当α保持不变而β减少和α增加而β减少时，管理者也会受到正的激励。

2 我国体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管理者管理行为机制

2.1 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发展失衡的表现

在我国，竞技体育受到极大重视，一直采取的是举国体制，以政府投入为主，倾力而为；大众体育则否。

目前我国的体育经费只占财政支出的4.5%，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45%,而西方国家政府仅大众体育的投入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0.61%之间。在这样少的经费投入中，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经费投入比例1∶100^[4]。而日本政府1985年对竞技体育的投入约15亿日元，在增进国民体力上共投入了1 740亿日元^[5]。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国家在政策上应加强对群众体育的管理；另一方面，从决策管理者的激励的角度看，首先要搞清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从对体育决策管理者的内在激励上来看，还要解决在重视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之间体育决策管理者的选择问题。因为如果重视竞技体育的决策管理，体育决策管理者可以获得更大的物质和精神效用。我们先分析体育决策管理者的行为机制。

2.2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决策者的行为机制

首先，根据经济学原理，体育决策管理者在决策时，一定也是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由于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我国特定的工资制度，体育决策管理者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的。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一般而言，人只有满足物质需求才能去满足精神需求^[6]。两种需求是存在前后顺序的。因此，在个人的物质需求的缺口很大时，人们还是追求物质财富作为优先的。图1所表示的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在现实中并不明显。另外一方面，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体育决策管理者个人在事业中的自由度也是很小的。这样，即便是体育决策管理者有很高的收入和非物质享受偏好，他依然以获得物质利益作为目标。

其次，图2所示的权力与物质效用和非物质享受的关系是现实关系，而非理想关系。因为，在一个权力受到严格监控的理想情况下，由于权力的增强而导致的财富的增加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如果权力不受监控或监控不力，决策管理者总是愿意把个人权力的利用程度最大化的。因此，权力的边际物质享受是递增的。

第三，通过图3，从财富与权力的替代关系的角度看，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我国，要想实现效用最大化，只有在权力与财富的可替代性高的领域里增加权力，这个领域就是竞技体育领域。也就是说，体育决策管理者会不断的增强对竞技体育的控制，而不断放松对大众休闲体育的控制。这里也说明，虽然增强对大众休闲体育的控制也能增加财富，但是在权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它总是倾向于能够最大程度给他带来利益的领域。在现有体制下，只有在竞技领域里，权力才能在带来非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管理者带来巨大的、工资奖金以外的物质享受，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部分管理者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从而造成滥用权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竞技体育领域里，国家有大量的投入，而且竞技体育在运行中，有体育赛事、体育竞赛转播、体育博彩、体育广告等直接与大量资金流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管理机构和个人寻租的机会很多。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大众休闲体育，国家投入较少，市场化程度也不高，另外民事行为，管理者插手的成本也较高，寻租机会较少。因此，在大众休闲体育领域的努力得到回报较少，从而造成激励不足。

3 结论与建议

当前在观念和行动上要真正重视我国大众体育的全面与均衡发展，正确处理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形成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局面；加大对公益性健身场所的投入，尤其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投入；把促进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开展广泛的大众性体育活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3.1 就政府财政支持的角度而言，政府应该重视大众体育投入力度

要做到为大众体育提供活动场地和设施，政府必须投入。由于相当多的社区或乡镇财政收入无来源，区县和市政府财政应给与投入，以满足必要的大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但这种投入必须合理布局，按照大众体育活动的场地与人口比例，在相关的社区修建体育活动场地。农村可依托学校修建完善体育活动场地，与学校共建共享。同时，政府体育财政也要为完善以社区体育组织、体育指导、体育信息等方面的服务提供帮助，并推进社区体育服务全面化、社区体育资源与服务多元化，做好社区体育资源与服务的整合工作。

3.2 就社会投入而言，有效地吸纳社会资本投入大众体育

一方面，体育管理要做到简政、放权、公开化，即缩小政府对体育经济的管制范围，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让政府从体育经济活动中退出，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调节。把更多的体育财政资金投向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根据体育事业单位的基本职能进行投入，重点用于加强大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要转变对公益性体育的投入方式，促使形成良性的管、办运行机制，以促进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制定税收、经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国内外社会力量对体育赛事、公益性体育机构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体育俱乐部通过利益排他机制而取得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既可以采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方式经营，也可以采用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形式进行经营。体育俱乐部是提供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健身参与等体育准公共产品服务的社会组织。它可以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政府可以对投资公共体育领域的社会资本给予不同比例的税收优惠来吸纳社会资本更多地投资公共体育领域，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型体育团体、俱乐部的体育服务收入采取税收减免，扩大体育公共资源增量供给。政府采取财政补贴政策，降低社会公共体育场馆收费标准，在公众可以接受的服务价格的基础上，扩大体育消费人群，同时培养体育产业市场。

3.3 就体育决策管理者的激励而言，要解决管理者的激励问题，就是要提高其效用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短时间内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运动水平，我国选择了一条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的道路，形成了中央集权按行政运作方式自上而下管办一统的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体制。这是一种专门的权力制度，更接近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运用专门的行政权力垄断和控制使用有限的体育资源，这与其他各行各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前，这种权力是与政治利益相联系的；但是，改革开放后，这种权力便转化成与财富的获取相联系。为此，就要通过提高管理者权力和财富的效用水平来解决管理者激励问题。可从以下2个方面着手：1) 调整管理者的激励结构。调整激励结构应该从2个方面进行，(1) 降低管理大众体育的财富的获得成本，把管理者的贡献与其获得的正当的物质收入联系起来，改变只有通过获得更多的权力才能提高效用水平的不合理状况；(2)

提高竞技体育决策管理权力的获得成本，包括对权力进行必要的、有效的约束，强化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提高权力的获得成本，可能会导致管理者效用水平的降低，但这种降低可以通过财富的增加来补偿，而且，随着权力成本的增加，还可产生淘汰不合格管理者的效果。2) 降低竞技体育管理权力与财富的可替代性。这主要是减少权力给管理者带来的物质享受，增加其非物质享受，用非物质享受的增加弥补物质享受的损失，这是控制人们过度追求权力、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途径。当然，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人们改变权力＝金钱等传统的观念，也需要国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人们伦理道德规范的调整。

4 结 语

根据经济学中权力和财富的效用理论，管理者在管理中也是为了获得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的组合效用最大化。权力和财富都可以带来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如果没有好的激励机制，就不能使管理者的组合效用最大化。这里要强调的是，尽管管理权力是公权力，不以获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谋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必须根据这种原则做好制度设计，使得管理者在推动大众体育发展的过程中获到应得财富并在事业的发展中得到事业成功的非物质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使他的物质享受和非物质组合效用最大化。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我国的大众体育的发展就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参考文献：

［1］ 张家喜.我国体育立法研究状况述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2）：3.

［2］ 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8.

［3］ M•韦伯.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52.

［4］ 陈胜.对全民健身出现的“中间冷"、“两头热"现象分析．教育与职业［J］，2004（15）：14－15.

［5］ 来德淳.日本政府推进社会体育振兴政策对我国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启示［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2，(2)：14-17.

［6］ 张建平.西方经济学的终结［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