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球

恢复高考30年，各级报刊杂志都在征文纪念。朋友要我也写点什么，我想，为着纪念那逝去的岁月，为着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让青年朋友知道他们的前辈们曾经在怎样的环境里挣扎，我确实该写点什么了。下面就谈谈我的高考之路吧！

1966年夏天，我在邵阳市二中高中毕业。5月份，高中课程全部结束，学校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随即体检，填报志愿。在体检中发现我有色弱，报考理科工科大部分院校都受限制，我只得选学文科，好在我的文理科基础都还可以，选科并不为难，我很快确定了我的志愿方向：外语、新闻。就在我们准备分班复习时，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了。紧接着，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紧接着伟大统帅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心骚动起来，校园不安起来，社会动荡起来，偌大的神州大地很快就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一浪高过一浪。我就像一叶扁舟，身不由主地转进了历史的漩涡。

紧接着就有通知，高考推迟。

紧接着，我们被告知，高考取消了。

1968年10月，我告别了生活学习八年的邵阳市二中，插队落户到绥宁唐家坊公社松阳大队烂木塘生产队。一年后，我被评为绥宁县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随后被招工进邵阳市水泥厂。又因我曾是造反派的坏头头，我的招工被看成是派性招工，我被分配当了普工，在制成车间运送原料，苦力的干活。接连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名为学习，实则反省检查，交待文革中的问题。直到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我被平反。1976年3月，又被请进了学习班，又呆了两个多月，出来后，才真正感受到自由的可贵。1977年春天，得知恢复高考，死去多年的大学梦一下子复活了，当即就向水泥厂党委报告，申请参加考试。可迟迟没有答复，我一再请求，书记说：“经厂党委研究，你的问题还没讲清楚，不能参加高考。你不要在心里有什么不满。”刚刚从学习班出来，仿佛获得新生，感激厂党委都来不及，还哪里敢有什么不满？但心底里还是有些许的遗憾。

随着整个政治形势的好转，我又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我又向厂党委提出申请，又是迟迟没有答复，我又是一再请求，书记说：“经厂党委研究，同意你去参加高考。但要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要影响自己工作。”好在离开学校11年多，喜爱读书的习惯一直没变，原来高中的基础又好，复习起来也没什么困难。进入考场，拿起试卷，又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自信小错难免，大错难得。考完5门必考科，自我感觉良好。最后一门俄语，可考可不考，我好像考意未尽，又走进了考场。不过考了也就了了，总算进了一次高考考场。高考的成绩，我并没太在意。

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路过张家冲（邵水东路），碰到正在帮人家做家具的高中同学赵成瑜，他问我收到通知书没有。我满脸惊愕，忙问什么通知书。他告诉我：“我在地区招生办看到了你的高考成绩，俄语54分，大概是市里最高分，地区招生办通知你去长沙参加口试。”我说：“真的？”他说：“是真的。你自己去招生办看一下吧。”他还告诉我，地区招生办设在砂子坡招待所。我很兴奋，高考时，最后一门是外语，我想，中学俄语我学了6年，辛辛苦苦，虽然时隔10年，忘了不少，但总还记得一些，既然来考，就全面地检测一下自己的中学基础吧。我就坚持考完了俄语。没想到竟考出了个市里最高分。第二天我下了天光班，就赶到了地区招生办。地区招生办的同志很热情，帮我查到了高考成绩：政治84分，语文78分，数学66.4分，历史86分，地理79.2分，总分394.2分，市区第一名；另外不计入总分的俄语也考了54分。他对我说：“你这次俄语考得很好，54分，俄语是小语种，20分及格。上海外语学院准备在湖南招个俄语班，你是不是去考一下？”我说：“我没有报俄语专业，没填这个志愿。”他说：“没关系，我们帮你补办一下。这也是个机会，不要错过。”他还说：“如果你同意，那就去长沙参加俄语口试。”我说：“好吧，就去考一下。”可当我兴冲冲地拿着通知书去向水泥厂党委请假时，领导却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说：“当前生产很紧张，抽不出人手。这是你的个人行为，不能影响生产。如果同意你去了，其他的工人也要去，那怎么办！抓革命，要促生产嘛，怎么能影响生产呢？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我知道，党领导一切，不仅领导国家大事，个人小事也不例外。但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又不好违反领导意见，我只好请我同班组的工友帮忙，替我代班。我赶到长沙，考场设在解放军政治干校。由于当年的俄语还读得可以，当场揭晓的口试成绩良好。我心满意足地回到邵阳，我终于又通过了一场高考口试。

我得了两个第一，但我并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期待着，某一天早上，传达室的师傅会高兴地递给我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厂里的工友们碰到我，总是问长问短，待到同去参考的伙伴来了通知书后，工友们也就不问了，只是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一位同进厂的知青告诉我：“你的大学恐怕没戏了，书记表态：‘除非我不当书记，否则他就莫想去。”这——我是知道的，在文革中，我与他有过正面冲突，辩论时针锋相对，面红脖子粗。他以势压人惯了，碰上我这个不信邪的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当即就警告我：“我等着，我看你跳得好久！”我回答说：“我也等着，我看你有多大能耐！”这一下真碰到他手里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时候的高考政策是：“今年的招生工作的步骤：自愿报名，单位同意，学习考查，体检政审，择优录取。”而政审的标准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遵守革命纪律，热爱劳动。”虽然没再提家庭出身，但只要涉及单位政审、单位同意，也就是只要涉及单位领导，我就没戏！

应该说，社会的进步给了我第三次高考的机会，那是在1982年秋，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收文科学员。我还在邵阳市水泥厂，负责进厂青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我带领16名青工都报了名，又参加了一次省级高考，又以市区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我的16名青工中有15名也榜上有名。可结局又叫人大失所望：15名青工可以脱产读书，两年制，全天学习；就我不能去，没有其他理由，就是工作需要。现在的青年朋友很难理解工厂领导对职工的控制的严密，也没领教过单位领导的权威的厉害；青年朋友不懂政审，不懂豆腐票，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单位，就寸步难行；一旦被定为政治上有问题，就别想在社会上立足。几次进出学习班的教训告诉我不能和领导对抗，但我实在放不下读大学的梦想。我就申请业余学习，参加电大考试。幸好有这个政策，我就成了邵阳电大的业余学员。这次高考有一半收获，我总算名义上上了大学。

三年以后，我顺利地拿到了电大文凭，这时我已经调动到邵阳市一中任教。我知道，电大文凭在这样的学校是不够的，我也不甘心这辈子没进正式的大学读书，虽然此时的我已经38岁，已经成了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但我还是下决心去拿大学本科文凭，要真正地踏进神圣的大学校园。1984年我参加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4科合格证书，1985年，参加湖南教育学院专升本考试，又以邵阳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该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脱产学习2年。在离开中学19年后，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走进了大学校园。开初，我还雄心勃勃，想考研，但一年后，我的好奇心、求知欲，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突然觉得：人生苦短，我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干事的时候，我最好的学习阶段已经过去了。与其混个更高的文凭，不如干点实事有意义。于是在我39岁那年，我终于拿到大学本科文凭，回到了邵阳市一中。

回顾我的高考之路，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也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埋怨。倒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使我深有同感：“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打住，我发觉自己竟然成了封建时代的失意文人了。总之，一句话，我虔诚地祈祷我的学生们——不，应该是后来者们——永远不再走我的高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