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巍

古典美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总是要用美去克服丑，现代美学则确立了丑的独立的价值。但在现代社会中，丑这种独立的地位并不稳固。

我们为什么怕丑

丑有不同的等级，它能让我们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把可笑定义为轻微的丑，即不会伤害人的丑。艾柯说：“寻找丑是件乐事，因为丑比美更有趣。美往往是乏味的，因为人人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的形态可能——你可以弄出个巨人、侏儒，也可以弄出个长鼻男，就像匹诺曹那样。”

可是还有令我们害怕的丑。奥威尔写道：“人们不可能在一种人们死于其上的疾病那儿得到纯粹的美感。人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地坐在一个刚刚被割断喉咙的男人的面前。这个时代取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光环。”艾柯在《丑的历史》一书中收集了亚里士多德、但丁、弥尔顿、卡夫卡、萨特等著名文学家的相关论述。他在前言中指出丑陋和邪恶、身体和品德的扭曲、恐惧和对丑的嘲笑之间的渊源。在前言中他写道：“美的同义词可以视作一种非功利的欣赏，而丑的同义词包含着厌恶甚至排斥、恐惧。”但他并没有深究为何丑让我们感到恐惧和厌恶。

对此，他的同胞查尔斯，费托萨在《审美中的他者：对丑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几种解释。丑让我们感到害怕。令我们怕的到底是什么呢?“丑好像是一种针对知觉的暴力。但丑只攻击高级的知觉，比如看和听。一种奇怪的声音会伤害我们的耳朵，一张扭曲的脸会侵犯我们的眼睛。但那些侵犯我们的味觉、嗅觉和触觉的东西，我们不说它们丑。腐烂的尸体发出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但并不丑。丑像美一样，被证明是一种更具精神性和理性的知觉。”

丑令我们害怕，首先是因为丑跟暂时性、短暂性有关。时间在事物和我们的身体上留下印记。丑好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老、失去力量的过程。丑显示了我们的生命的有限性。我们反抗丑就跟我们反抗死亡一样。

另外，在漫长的传统中，性总被认为是脏的、丑的。因为“在性行为中我们失去了人类的面目，成了动物和魔鬼一类的东西”。弗洛伊德注意到了这一矛盾：一方面，性刺激源于美，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性器官很丑陋。这是由于我们把美和真、常联系在一起，无法解释的东西被认为是对理性的威胁。也就被认为是丑的。我们讨厌丑跟我们缺少理解他者的能力有关，他者可以是野蛮人、陌生人、非理性的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我们渴望美，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存自然或者艺术中得到反映时会感到快乐、自我陶醉。”对丑的反感则源自我们遇到了不同、陌生和他者。

化丑为美

丑通常被理解为不美。如果美跟和谐、完美相联系，丑就是不和谐、不对称、不完美。美展示的是秩序和平衡，丑带来的是不平衡、过度和混乱。美跟真和善属于一类，丑则跟假和恶属于一类。这表明丑总是让人联想到行为不轨。在《伊利亚特》中，荷马说忒耳西忒斯是古希腊最丑陋的战士，“斜眼、瘸腿、秃头、驼背”。他长得丑，跟他不敬神、性格中缺少高贵的因素的特点是一致的。

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善和美是相通的，丑和不公正也是相通的。柏拉图就曾多次批评荷马没有正确地表现神和英雄的美。他多次说不优雅、不整齐跟不道德的行为和言论足相关的。柏拉图也说到，丑不仅是道德品质的问题，还是存在论上的不完美。他说人跟神比起来总归是丑的。而最美的猿猴跟人相比也是丑的。丑在这里显示的是存在的等级。在柏拉图看来，人的丑是因为缺乏理性。当某个人处于狂喜或愤怒、怨恨或喜悦的感情状态时，人的脸就会变形。在某种意义上，丑还跟外国人和野蛮人的相貌有关，即那些不符合本城邦的规则的人和事。

柏拉图认为美和善是相通的，但奇怪的是，偏偏他的老师、他创作的对话录的主角苏格拉底却是一个著名的相貌丑陋者。苏格拉底这样一个面目丑陋的人何以能够教会他的学生善的观念呢?对柏拉图来说，这种精神上的美和外貌的丑的冲突恰恰体现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的丑象征着他与现象世界的分离。苏格拉底本人的丑刚好能激发让人们去质疑感官的、现象的世界，去关注纯粹真、善、美所在的理念世界。

丑也能被拿来为美和善服务，在艺术中再现或表现的丑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比如中世纪教堂的墒上面的妖魔可以让人们时刻记住妖魔对世界的威胁。波德莱尔对丑很着迷，他在诗作中描写大量丑的东西，比如爬满虫子和苍蝇的死尸。但在现实生活中，波德莱尔还是想改善丑陋的现实。虽然他为丑辩解，但他并没有放弃古典美的理想：他的诗句总是遵守传统的音律要求。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认为怪石以丑为美，书画也追求古拙之美。

到19世纪，不仅艺术家发现了丑的审美潜质，哲学家也注意到了。罗森克兰茨认为辩证美学必须处理美的对立面。他详细地分析了自然、人体、艺术和文化中丑的形象。他得出结论说，丑不仅是美的对立面，也是美成为自身时要经历的阶段。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虽然它需要继续升华。

现代丑学的诞生

重新定位丑的努力跟现代性有关。好像人们失去了感到惊奇和被吸引的能力。黑格尔把这种精神的无能、满足于美看做艺术终结的表征。如果艺术已经终结了，是不是要找到新的制作和消费美的方式?于是现代审美不再把丑看做美的对立面，而是把它看做美的另一种彤式。“古典美学要建立自己的崇高论和悲剧观，以消弭冲突，以美来克服丑，现代丑学则要建立自己的审丑观，以丑来克服虚似的美，以丑来挖掘人性中非理性的力量，以逾越来击碎那常态的虚幻，扩展人类审美活动的疆界。”古典思想家们强调艺术要承担社会责任，呈现真理和美德，但原初的艺术是人的自由创造。席勒和瓦格纳认为社会阻碍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因而要为了艺术的缘故而变革社会。

一直有作家和艺术家违反规范，故意使自己的作品让同代人发抖甚至作呕。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岁把古典的完美伸展到了临界点。浪漫主义者以怪异的举动为乐(雨果在1856年写道“我喜欢蜘蛛和荨麻，因为我恨它们”)。其他法国作家像萨德、巴塔耶把思考恶当做一种精神的历练，测试他们的心灵以及他们的读者的容忍度。德国作家萨弗兰斯基在《恶——或自由的戏剧》中说：“巴塔耶欣赏萨德、爱·伦坡或福楼拜那样的艺术家。激情烧灼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又献身于艺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令人迷醉的瞬间。他们不想对什么有益。有利的原则对他们来说是恐怖的。有利使人成为奴隶。真正的人生是为了被挥霍、被牺牲、被输掉和被耗尽。伟大的真理是，恶在世界上比善重要。善是基础，但顶峰是恶。”意大利和俄国的未来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强调粗糙、不和谐的艺术的重要性”。

费托萨指出了现代丑学的积极意义：“在古典时代，丑被整合进审美的代价是使它失去了活力。丑没了毒性，它被驯服了。被活埋在了一体化的美的概念下。”一种新的美学接受了丑，没有囊括或排斥它。它指出现实中的丑，但不是像阿多诺那样谴责社会的不公正，而是指出丑不可能被忘记或者被合法化。指出丑不是为了克服它，而是为了暴露它。“学习跟丑打交道，我们就能学会如何跟他人打交道。在他者的存在中意識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受害于感知不到丑甚于感知不到美。在技术复制的年代，我们缺少不满足的能力。追求满足的愿望强烈到把丑也变成了快感和迷狂的来源。无休止地取乐。过度开发丑、庄严和各种奇异的东西会导致庸俗。因此有必要发起一场保留丑的‘生态运动，以抵抗对什么都没有感觉的时代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