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毅

严庆澍，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坛奇才，近半个世纪前，他署名“唐人”出版的多卷本著作《金陵春梦》不但在香港、内地甚至在南洋和欧美华人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严庆澍1919年生于江苏吴县一小康人家。家乡紧傍一碧千顷、景色秀丽的太湖。那里民风淳朴，人文积淀深厚，少年严庆澍在家乡读完中学，曾前往大上海谋生，他的引路人便是后来成为知名导演，执导拍摄过《神女》、《天仙配》等许多影片的同乡人吴永刚。在上海打拼时期，严庆澍当过《申报》报馆的校对实习生，也曾去明星影业公司当布景员，天天累个半死也未熬出头来。但严庆澍并不沮丧，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1935年底，吴永刚鼓励严庆澍去时为民国首都的南京谋求发展，还为他给中央大学的陈大悲教授写了推荐信。陈大悲创作过不少电影、话剧剧本，颇有些才气，但他的新作六幕话剧《西施》由中央军校业余剧团公演后却受到宁沪等地进步舆论的批评，认为《西施》看似宣扬越王勾践忍辱求生，志在复国雪耻的精神，实际上是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让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作辩护，这就使他被批判得灰头土脸，自感压力很大。在交谈中陈大悲发现严庆澍有些才气，便又将严转荐给其文友赵君实主持的中央文艺联谊社。这家文艺团体位于中山路萨家湾，靠着铁道部新楼，为一小别墅，花树环绕，还有一凉亭，环境幽雅。爱附庸风雅的张道藩更利用这场所来笼络南京文艺界人士。徐悲鸿、田汉、唐槐秋等进步人士也常上这儿品茶聚餐，观摩美英影片，大家乐得享受享受，与张道藩则虚与周旋而已。严庆澍毕竟年轻，不太清楚文艺界的内幕实情。而张道藩也对这个很年轻的职员挺客气，给予关照，鼓励他写些电影评论文章，还为其修改润色，并推荐到《中央日报》副刊和《电声》月刊发表。几个月下来，严庆澍对这位大人物印象颇佳，正欲请他引荐自己考中央大学文学系以深造时，吴永刚悄悄来到南京找到严庆澍，劝告他勿与张道藩接近，因此人有中统背景，正四处网罗青年人才，试图阻遏内忧外患交织下左联进步文艺界日益扩大的影响。

严庆澍如受一当头棒喝，惊出一身冷汗。他干脆不辞而别，随同吴永刚回到上海投身进步文艺战线。抗战初，严庆澍流亡汉口，幸遇他很早就崇拜并通过两封信的郁达夫。经郁推荐，严庆澍得以去长沙，参加了郭沫若、老舍、田汉领导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严庆澍辗转西南大后方，曾当过中学教师、银行职员、电影公司文员，生活面较广。1943年他有幸得到路透社重庆分社华籍主任记者赵敏恒的帮助，顺利进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赵敏恒是南京人，曾留学英国，他为人正派勇敢、卓具胆识、特立独行，学识又渊博，正是他顶住国民党压力，最先向全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赵敏恒慧眼识才认定严庆澍有过人文才，又很刻苦勤奋，但并不适合当一名新闻记者而适合当一名作家。那两年里，一到寒暑假，严庆澍便去重庆，住在英国路透社办公楼附近赵敏恒寓所，帮助抄资料、打印文稿。赵敏恒待他很好，经济上给予接济，还告诉他许多国民党军政界内幕秘闻。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军统、中统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和达官显贵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发国难财等真实情况，每每令严庆澍听得热血沸腾，愤愤不平，立志有朝一日要写出这一二十年风云激荡的历史。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庆澍暂留重庆工作，一年后他到了光复后的南京，在城南三山街一表亲家借住，想在报社谋一份编辑工作。但困难重重。原来，他奉为良师益友的赵敏恒在重庆新闻界早是个知名人物，他得罪的人很多，路透社已辞退了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处处压制他。他在南京尚且无法立足，只好去了上海，在中央社上海分社社长冯有真帮助下，当上《新闻日报》副总编。而严庆澍一向与赵敏恒交往密切，他去从重庆迁回南京的中央日报报社等求职，自然碰壁。迫不得已，严庆澍离开了南京，去上海，进入徐铸成主持的《大公报》当记者，后改任副刊编辑，有了稳定的收入。其时，严庆澍已在酝酿以后写一部多卷本纪实体小说，故事中心就定在南京。他留心收集报刊史料，特别是南京的情况，每有到南京采访的机会，他便特别兴奋。他跑遍了城南的古街老巷和城西宁海略和路一带的民国高尚住宅区，寻访了不少知名人物，收集到许多创作素材。一次，严庆澍借采访一位在中央陆大将官班集训的国军抗日有功将领之机，顺利通过三道岗哨，进入小营陆大校园，无意中发现蒋介石就坐在复兴台广场边一凉亭石椅子上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参政会秘书长商震中将聊天，不由吃了一惊，心里真还有点紧张。十多年来，他尚是首次如此近距离看到蒋介石。严庆澍正愣着发呆，已被两位穿军便服的侍从室警卫带离现场，送往警卫室盘问。在问明情况后，一上校军官打电话通知严庆澍要采访的将军前来接待处，并训了严庆澍几句。多年后，严庆澍都难忘这一幕，但那时他根本还没有写蒋介石的打算。

1947年，严庆澍被派往台北，任《大公报》分馆主任。1949年，蒋介石政权在内战中败北，撤往台湾。报馆被军警查封。严庆澍又转到香港《大公报》社，任编辑部副主任。1950年改任《新晚报》编辑，并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写《金陵春梦》起因于一次“奉命而作”的机缘。一天，《新晚报》编辑部下达了这样一个任务，要以小说形式塑造一个“真正的蒋介石”的形象，务求使读者们对蒋的一生，对蒋家王朝盛衰的经过，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谈来谈去，这个任务就落到严庆澍的头上来了。虽说他过去积累了不少素材，但东迁西跑，大多资料已遗失，尤其是有关蒋介石个人的史料，他知之甚少，心里根本没底。但想了一会，忽然想起，1949年大陆解放后，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的侍卫官退休来到香港，曾经给严庆澍写下几页他亲自接触到的有关蒋的一些情况，如生活习惯、个性特点、人际交往等都是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严庆澍便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总算将它找了出来，是用八行纸写的，一共只有薄薄的5页，而严庆澍就是靠这5页纸而获得了灵感开始写起了《金陵春梦》。应当说，他取得成功主要还是得力于过去十几年来的积累和丰富的阅历；动笔前，严庆澍又成天泡在香港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光是书籍就不下五六百本，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名字或一个年份，就得熬几个通宵。1956年，《金陵春梦》第一卷署名“唐人”开始在《新晚报》连载，广受欢迎，未及3个月便出版了单行本，3年里已推出《十年内战》、《西安事变》、《八年抗战》等三卷，海外报刊争相刊登，人们纷纷打听“唐人”是何许人也，国内经中央高层研究批准，也予以出版。头版5万册很快一售而空。书内页上都印有《内部发行》字样。起初学校、机关工矿等单位图书室馆还对借阅对象有所限制，以干部为主体，但并不严。因为《金陵春梦》是以揭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和腐败黑暗为主题，其进步色彩甚为鲜明。这部历史通俗小说之所以特别广受欢迎，当与其章回体形式、生动流畅的文笔、起伏有致的情节安排、贯穿全书的鞭鞑黑暗的勇气、社会正义感和由上述特点构成的知识性、可读性密切相关。严庆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显然很恼火，蒋介石授意中央日报撰文批判这部书。特务还对他进行过恐吓，港英当局遂加强了安保工作。1958年秋某日，严庆澍收到一封字迹苍劲、文句流畅、署名“罗高”的读者来信，信中提到《金陵春梦》中所写的蒋介石在上海逛窑子的事情，“罗高”说碰巧他当时也在场，蒋在楼上，他在楼下，“罗高”打听“唐人”的真实姓名，表示希望见见面。严庆澍如约前往。原来这位“罗高”老先生竟是曾经在上海很有些名气的报人包天笑，这已是一奇，更奇的是包天笑不相信眼前这位戴眼镜文弱而儒雅的中年人竟真是《金陵春梦》的作者。当年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国内，“唐人”的名字更是令读者们感到一种神秘，引出不少猜测。

严庆澍十分勤奋，是香港知名的高产作家。30多年里他先后写出七八十部小说、戏剧电影剧本，他的笔名亦不少，除唐人外，还有阮朗、严开、江杏雨、高山客、洛风、陶奔、张璧、草山上人、今屋奎一等约40个。除了成名巨著八大本的《金陵春梦》外，还有其续篇《草山残梦》也有300余万字。严庆澍还写过《北洋军阀演义》、《宋美龄的大半生》、电影剧本《诗人郁达夫》等等，都挺受读者们欢迎。他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蒋后主秘录》，署名“今屋奎一”，则显出其幽默感。缘于日本有个右翼记者兼作家古屋奎二在上世纪60年代多次赴台北采访蒋介石，并整理出《蒋介石秘录》(约60万字)回日本，在《产经新闻》连载，内容多有蒋氏自我美化之处且流露出某种亲日情绪，受到海内外进步舆论的批评。严庆澍遂在出版《蒋后主秘录》时有意署上个日本式笔名“今屋奎一”，含有讥诮奚落古屋奎二之意，严庆澍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应歪曲纂改历史。多年来，他也正是这么去努力写作的。1979年严庆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中国作协会员、广东作协理事，曾三次受到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到了晚年，他已体弱多病，但仍坚持写作。1981年，严庆澍辞世于北京，享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