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葵

与传统的证券投资基金相比，PE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大大增强。更重要的是，获得PE投资的CEO在从长远角度出发整顿公司时，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实现公司长期的战略转型目标而非季度业绩以及如何安抚公众股东上面。

过去几年间，中国市场已为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简称 PE)一再提供了戏剧性的成功投资案例。华平、凯雷、IDG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PE巨头频频出现在中国市场，而他们也因为成功进行了蒙牛、徐工科技、哈药集团、太平洋保险、分众传媒、无锡尚德等公司的股权投资而享誉中国。虽然PE在欧美市场上早已呼风唤雨，然而，在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的中国，国际PE巨头该怎样开拓自己的中国版图？

发展历程

PE的投资特征是收购非上市企业股权，以其专业技能帮助企业提升内在价值，并实现成功上市；随后在合适时机以股权转让、售卖等方式退出企业，从而获得原始投资的高倍增值，牟取差价利润。PE收购企业之后，通常会放在手中一段时间，最长有等待十年后再出手的。专业人士表示，PE的投资年收益率一般在20%以上；如果拿到好的项目，其收益率将远远高于100%。

与传统的证券投资基金相比，PE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大大增强。更重要的是，获得PE投资的CEO在从长远角度出发整顿公司时，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实现公司长期的战略转型目标而非季度业绩以及如何安抚公众股东上面。PE的这些特点使得诸如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德雷克斯勒这样曾经叱咤风云的商界明星正一窝蜂似的开始为这些机构工作。德雷克斯勒表示，私人股权资金才是一种真正关心长期股东价值的所有制形式。

当然，由于所投资的是非上市公司，公司真实信息难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对于PE来说，这是风险较大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私人股权投资对基金管理人的要求非常高。投资是否顺利，能否有盈利的前景，都要取决于管理人的直觉判断、经验、人脉、交易技巧以及投资之后与企业管理团队的沟通等等。因此，为了对管理人进行激励，PE一般都会采取有限合伙的制度安排，即管理人作为一般合伙人，只承担少部分出资，资金大部分来自有限合伙人；在收益分配上，除了管理费，基金利润的20%要作为利润提成支付给一般合伙人。

中国之路

在中国，私人股权基金还是个新生事物。近几年，随着外资PE的进入和业务展开，国内的私人股权投资才迅速发展起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国内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种是通过信托计划形成的契约型私人股权投资；第二种是国家发改委特批的公司型产业基金，这类基金数量非常少，迄今为止只有中瑞、中国东盟、中比三只合资产业基金以及天津的渤海产业基金；第三种是各种类型的创业投资公司以及投资顾问或咨询公司等。随着《合伙企业法》的修订，有限合伙制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也将发展起来。

目前，华平、凯雷、英联、GIC、新桥、淡马锡、3i、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巨头都已进入中国，并表现得比较活跃。2004年新桥资本以12.53亿元的代价，从深圳市政府手中购得深圳发展银行17.9%的股份，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这被认为是外资PE成功第一案。而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私人股权基金，凯雷相继在2004年、2005年分别成立了上海、北京办事处，并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设为投资重点。2005年，凯雷做的两单大买卖就是徐工科技和太平洋保险，华平集团则完成了对哈药集团的收购。同年，欧洲最大的私人股权基金3i则成功地完成了对分众传媒的股权投资，并于2006年开始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人员配备和投入。在过去一年里，包括美国橡树资本、KKR集团在内的一大批国际私人股权基金，均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组建了管理团队。

数据显示，2007年一季度中国私人股权基金募资额比去年大增392.5%，17支针对亚洲市场(主要投资于中国)的私人股权基金募得75.94亿美元。据预测，未来5年将会有3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基金进入中国金融业，其目标是专业的小型金融机构。

挺进二三线城市

当私人股权基金在中国如火如荼发展之时，PE经理们却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向成都、西安乃至更多的二线城市纵深挺进。在经历了早期扎堆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后，PE们开始向所谓的“乡下”推进。

进入中国的PE注册资本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之后，项目本身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对于PE的管理人而言，在募集了资金之后，他们必须把资金快速投出去。但值得投资的项目是有限的，最终的妥协结果往往是联合投资，从而也给竞争带来了很多的泡沫。这种情况迫使他们把目光放在了相对偏僻的二三线城市。因为这些二三线城市正好可以承接一线城市(如房地产业)的梯度转移，且面对来自同行业的竞争，在二三线城市的压力会较小，支付的溢价有可能会比较低。另外，二三线城市自身的特点，也让他们的投资趋向多元化，尤其是区域性的金融机构。

国际著名投行高盛集团附属基金—香港罗斯特克公司，在2006年出价2.5亿美元收购位于河南螺河的双汇集团，并于2007年4月获得通过。而高盛的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和美林集团，也分别收购了珠海南通银行、南京锋尚等位于二线城市的项目。不具有投行性质的PE也加入了对二线城市的企业股权争夺行列中来。据悉，徐工机械、扬州诚德钢管和重庆商业银行等出现在了凯雷的收购名单中，这些企业均位于二线城市。

同时，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业也成为PE重点投资的领域。此前，受六部委出台相关文件的影响，外资进入房地产领域的通道受到影响；但对PE而言，这条路并没有堵死。在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企业受信贷影响出现资金困局时，嗅觉灵敏的PE就来了。国际物业顾问仲量联行发表的报告显示，二线城市逐渐成为外资机构地产扩张的重镇，不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一线城市设有机构的外资PE已经将业务扩展到成都、大连等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通常具有基数比较低、增长较快、容量较大、发展可持续性强、竞争相对较弱、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等优势。

估值难题

虽然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发展态势良好；然而，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均尚待完善的中国本土，想要一气呵成完成投资增值循环，仍是一个颇有难度的挑战。

一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经理坦言，最大的压力是“把基金的钱尽快投出去”，“每天的工作就是找、看、谈”。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作出相同的判断—现在中国市场钱多，但找好项目不易，竞争激烈，真正好的企业，大家都在抢。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中国企业的最明显的一个障碍就是估值困难。

一般来说，投资者对企业的估值，建立在对企业以往业绩的评判和未来业绩的预期上；但是无论哪种估值方法，未来收益、无形资产等都是一些难以准确量化的因素。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主要担心之一是国有资产流失，卖便宜了是“国有资产流失”，卖贵了投资方不买账。民营企业虽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市场缺乏透明度，财务、数据等信息都不规范，对民企的价值评估也很困难。

为了防止投资前期企业估值失误，一些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采用动态价值评估方法，即设计出一种类似期权的结构，看起来好像是企业与PE的一种对赌。根据企业能否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实现约定的利润增长率，投资基金将给予企业或从企业获得一定数量的股权。

在华平入股亚信以及多家投资机构入股蒙牛乳业两个案例中，均采用了这一结构。蒙牛乳业超额完成约定的50%年复合利润增长率，由此管理层获得7830万股公司股票，并将所持公司股份从39.5%增至45.2%，实现了投资机构与企业的双赢。在华平入股亚信的案例中，华平注资1100万美元之初，占有11%股权；但随后亚信未能实现约定的增长目标，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华平持有的股权比例自动升至22%—虽然华平“赢”了，但这并不是它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中国，整个团队只有不到十个人而管理数亿美元资金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比比皆是。因此，采用动态价值评估作为激励手段，比派人到企业去做行政日常管理更为直接，可以从根子上把投资方和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