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阳　刘波峰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漫长革命斗争中，曾多次被他们的敌人悬赏通缉过，而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被蒋介石以10万大洋悬赏通缉却是鲜为人知的一件事，这也是毛泽东的敌人历次对他悬赏缉拿奖赏金额最高的一份“通缉令”。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在蒋介石调集150万大军､300多架飞机和200多门大炮进行铁壁合围的危急关头，被迫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21晚，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教导师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突破蒋介石的“铁桶合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虽然在第五次大“围剿”中将中央红军打压到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的狭小区域内，但仍未达到全歼红军主力的目的，于是便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于1934年7月制定了一个用150万大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新战术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的“铁桶计划”。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在9月召开的庐山秘密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其“铁桶计划”就被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全套传递给了中共地下党，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它使中央红军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脱离了险境，将蒋介石用百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变成了四面裂缝漏水的破桶。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由于后续辎重过多，行动缓慢，指挥失误，在桂北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到敌薛岳､何键､白崇禧部重兵包围攻击，与优势敌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大血战。红军虽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最终通过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自身却遭受严重损失，由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虽然损兵达几万之众，但也使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依此判断摸清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于是便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紧急调整部署，再次集结重兵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重新布成了一个围而聚歼的大口袋，守株待兔似地等着红军往里钻。危急关头，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左”倾路线领导者不顾变化了的敌情，机械前往湘西的战略指导，主张放弃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的赞同和红军将领们的支持，于是红军迅速进占通道､黎平，深入贵州境内连打胜仗，先后攻占剑河､黄平､余庆等10多座县城，击败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部，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召开了党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将全军缩编为16个战斗团和1个干部团，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形成战斗拳头，并抛掉了“大搬家”带出来的笨重行李和辎重。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紧身”后的红军打破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先后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牵着蒋介石150多个团的兵力打“圈圈战”，将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仅在遵义一战，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和贵州军阀王家烈8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迅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蒋介石哀叹道:这是他发动“剿共战争以来最大的耻辱!”

此时，刚刚陶醉在第五次“围剿”和湘江之战取得“显赫战果”的蒋介石，被红军这一“圈圈战”打得晕头转向，连他的德国顾问们也束手无策，“引经据典”也拿不出应对的“招数”。当蒋介石通过情报得知毛泽东又重新领导了红军，这位在毛泽东跟前吃了不少“苦头”的委员长，立刻感到一股强烈的不祥之兆。于是便急忙调动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兵力对红军进行新的围攻，并飞往重庆亲自督战，企图再次将红军合围歼灭于长江南岸地区。而毛泽东却指挥红军巧妙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一举突破乌江天险，又一次跳出了蒋介石的合击圈。

接着，毛泽东又再次巧妙地迷惑调动敌人，指挥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兵力佯动，做出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则直逼贵阳，吓得刚由重庆赶到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调云南军阀3个旅前来“救驾”，一面急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键所部全力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却突然突破敌军防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乘虚直插云南，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随即直奔金沙江岸，用6只木船渡过金沙江，把蒋介石几十万围追堵截的大军远远甩在了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

1935年5月，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靠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民区，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薛岳､刘湘､刘文辉､杨森10多万大军南攻北堵的战略企图，把蒋介石变红军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化为泡影。8月，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接着，毛泽东又率领红军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危机，冲破人类生存史上的极限，走出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接着又于8月31日取得包座之战歼敌胡宗南一个整师的胜利，打开了向甘肃南部进军的大门，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战略企图。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惊，此时他对毛泽东和红军已是黔驴计穷､无招可施了。无奈之下，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不知哪根神经发作，突发奇想地于9月7日给时任“剿匪”第三路总司令的朱绍良拍发了一份特急电报，令其在“剿匪”区域颁布一份重金悬赏缉拿毛泽东及其他中共和红军领导人的“通缉令”，幻想以此会有奇迹发生。这位蒋委员长还亲自为这份“通缉令”制定以下具体“悬赏规格”:

1､生擒毛泽东者奖洋10万元，献首级者奖洋8万元。

2､生擒彭德怀､林彪者各奖洋6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4万元。

3､生擒博古､周恩来者各奖洋5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3万元。

4､凡生擒共产党师以上的干部者各奖洋3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2万元……

要求以上诸条，须“通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

这份“悬赏令”的金额可是不菲的数字，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与美元比值为3.75∶1，当时一个普通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仅为3元，在当地买1头牛才20多元法币。而银圆(俗称“大洋”)比法币更值钱(虽然国民党政府通过1935年的币制改革取消了银圆流通，改用新货币“法币”，但在支付军饷和在边远地区仍使用银圆)。然而，蒋介石的“通缉令”赏金再多，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无济于事。

是年9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攻占天险腊子口，击溃敌重兵围堵，翻越六盘山高峰，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吴起镇，与由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接着毛泽东又指挥会师后的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一举歼灭受蒋介石驱使剿共的东北军1个主力师另1个团，俘敌3000多人，为党中央在西北重新开设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而蒋介石对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所发的重金悬赏“通缉令”，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据有关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悬赏“通缉令”后，颇有兴趣地让人找来一份看看，当他接过这张悬赏“通缉令”浏览之后便嘲笑地说:“看来我毛泽东的人头还这么值钱，又涨价了，可惜他蒋某人这次又要落空了。”站在他一边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诙谐地对毛泽东等人说:“我们也给他蒋某人发个悬赏‘通缉令:凡生擒蒋匪介石者奖钱10文。”旁边的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和红军将领忍不住开怀大笑地说，你开的价也太小气了。张闻天一脸认真:“蒋介石哪能跟我们共产党人比，给他开价10文钱已经够高了，我看给他5文就够了。”

再说蒋介石在得知红军胜利会师陕北后，感慨万分，他根本没想到也无法理解凭他强大的军事实力，竟然对付不了被他围追堵截逼进绝路且又缺粮少弹的“流寇”——红军，他苦心经营部署剿灭红军的战略已彻底化作泡影，他只能仰天长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并将此感慨之言刻骨铭心地记入日记。他对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及红军将领所发的10万大洋的巨额悬赏“通缉令”，也只能在历史上给后人落个千古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