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本在重庆没有文科招生计划的清华大学，为从北大手中夺走今年的重庆文科高考状元，承诺录取该名学生，并给予奖学金，可清华大学争取招生名额的努力失败，重庆文科状元一度面临无校可上的尴尬，这被认为是“文革”后30年高招史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在教育部的协调下，文科状元经过了几乎无校可读的痛苦后，最后花落北大，为这一纷争拉下了帷幕。

关于此事的议论，已经很多了。有人说，这一“事件”反映出国内高校缺乏自主权，在国外，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学生可以拿到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自主作出选择；有人说，这是清华大学无视规则的过错，破坏了高招秩序，方才制造了这场闹剧；还有人说，都说要给高考状元降温，可两校对状元的争夺无疑是背道而驰，而根据状元成才调查显示，抢夺状元其实很不“明智”。

谈论高校没有自主权，显然十分“在理”，但现实的中国，高考规则是高校按事先计划好的指标在某地进行招生，每个学生在高考录取制度下，只有可能被一所学校录取，打破这一规则，是学者们一直的呼声，可改革一直因社会诚信等问题而悬置。

鄙视两校对状元的争夺，理由却十分牵强，在当前几乎以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高考录取制度中，衡量一所学校生源好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录取分数线以及录取了多少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在这样的制度中，一所学校不去努力争抢高分学生，倒是奇怪了。美国高校也抢生源，但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双向选择”，所以他们实施的选拔标准是多元评价标准，而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办学质量与服务质量。

笔者所关心的是此次争锋中对清华大学“无视规则”的议论。与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一出“闹剧”相反，笔者认为，这是一出颇有意味的“好戏”，而且，如果没有清华大学“无视规则”，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年的高考这么“好看”，当然事件的意义决不止于“好看”与否。

这出“戏”的情节并不复杂：在重庆没有文科招生计划的清华大学，想采取非正常的特殊程序和手段来录取当地的文科高考状元，由此制造了“混乱”——也许，清华高估了自己的“能量”，认为自己可以“运作”成功，但最终，在强大的既定规则中败下阵来。这一出“戏”，至少有三大看点。

一是内地高校萌生抢夺生源的意识。不管怎么说，此次清华大学看着重庆“状元”眼红，想把他揽入校门，并为此想尽办法，不惜上报教育部，直面交锋北京大学，相当程度上显示其注重生源的强烈意识。类似清华大学这样的“过错”，这两年连连发生在自主招生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身上，不是被传为美谈吗?

二是高校挑战陈旧规则的勇气。虽然有人认为此次清华大学太“霸道”，竟然无视规则，最后碰了一笔子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具有包括招生权、学科设置权、专业设置权、科学研究权在内的自主权，可是统一高考录取规则，当所有高校总是对高考规则一味地服从和遵守，是不是对办学自主权的丧失?任何事不宜极端。试想，一个地区所有文科考生无论你学得多好、表现多优秀，居然没有一个拥有资格报考清华大学，这是现代教育所允许看到的局面吗?

三是对行政权威强化的忧虑。这一事件中，最大的赢者显然是教育主管部门。清华为“状元”特别增加招生计划的要求，先是被重庆市招办拒绝，随后与教育部的交涉也没成功，所有努力受挫于教育部的“招生规定”，而最后教育部自己违背“招生规则”，以“特别协调”的方式要北京大学增加名额，“补录”这名学生。结局似乎不错，没让状元惨遭落第，但是它不能不引起更多的思考：为何高校违背规则自主招生就不行，而教育主管部门违背规则就一路绿灯?这无疑再一次强化了行政权威，而如此行政强化，对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十分不利。但假如在清华大学违背规则之后，教育部却坚持规则，那么，恢复高考三十年来首例“状元落榜案”就如期发生，这样一种假设的结果当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但也值得我们思索——它是对不遵守规则考生的惩罚，还是对目下教育规则的讽刺?而为了招好学生而制造“混乱”的学校，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2007年夏天这一出高校招生“戏”，再一次将当下教育的弊端暴露无遗：在一个尚不完善的录取规则面前，高校如此缺乏自主空间，还谈何创建一流大学?当我们高声赞美着港校用高额奖学金来抢内地状元，却排斥内地学校也“自主”一把，只因内地高校有“规则”所限，这不能不令人称奇。这样的规则，是不是该早一点破了的好呢?

中国的教育改革，必将面临各种利益的复杂博弈，包括学校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受教育者之间。如果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导向政府淡化行政管理，高校增加自主权，考生增加选择权，那么，教育改革走向成功的希望还在。而如果博弈的结果，还是行政权力不断被强化，那么，有关教育种种理想的改革设计，都只能停留在纸面，用来对比现实规则的无奈。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