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是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1923年10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邀请,派他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华后,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对此给以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

学习苏俄

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前苏联考察,意欲学习前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前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

同年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孙中山特意举行欢迎会,会上,他热情地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介绍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鲍罗廷是位坦率的人,来到中国的实地感受,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现状的分析是正确的｡他对孙中山说:“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纯是出于真诚的愿望｡”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并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对国民党进行重新改组｡

于是,国民党很快便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

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他也陪伴左右,当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时,又委派他为政治委员会顾问,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所有事务,临终前,孙中山立下三个著名的遗嘱,其中《致苏联遗书》是由孙中山口述,而由他和陈友仁整理的｡

改组风波

1924年1月20日~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他让人通知鲍罗廷来大会秘书处,他们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否提交大会讨论进行探讨｡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是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

在大会讨论宣言时,鲍罗廷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首先发言,他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顾问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后又由汪兆铭同志润色,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

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庄严宣布:“同意宣言草案的,请举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意见,在广州黄埔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并放手让鲍罗廷和廖仲恺负责黄埔军校的最初筹备,苏联政府提供了各项有效的援助,除派军事顾问指导军校建设外,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开办费,并且陆续运送大批武器弹药｡仅1924年,苏联政府就运来了好几千支步枪和子弹以及许多机关枪､山炮､野炮｡

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杰出工作,功不可没｡

风云突变

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会议,蒋介石被推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可是,大会闭幕仅5天,蒋介石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此时,鲍罗廷正在莫斯科｡

鲍罗廷匆匆由莫斯科回到广州,首先与中共广东区委进行接触,表示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损害｡他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设法挽救｡”随即,鲍罗廷便和蒋介石会晤,同意他所抛出的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而作为交换,蒋介石也原则同意鲍罗廷提出的处理国民党右派的意见｡

于是,蒋介石的地位扶摇 直上,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他手中有了军队,自觉羽毛已经丰满,再也不把鲍罗廷放在眼中,而视其为攫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公然叫嚣,“鲍罗廷是篡权者”,甚至要挟武汉国民政府“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后来,他还以三万大洋悬赏鲍罗廷的人头｡

时隔不久,汪精卫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手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说:“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

鲍罗廷在中国已不能存身,他黯然神伤,不得不悄然离开武汉,开始其步履维艰的回国旅程｡

鲍罗廷回国后,他的政治命运罩上了黯淡的色彩,尽管他谨言慎行,谈话中注意政治敏感问题,却依然难逃厄运｡1949年,他被指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锒铛入狱,自此销声匿迹｡1953年9月3日,著名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费尽周折,才采访探询到鲍罗廷的情况,并获准向外界透露,鲍罗廷于1951年5月病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