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蓓

“唱诗班”给了诗人和歌者一个再次拥抱的机会

1974年，当罗大佑的一段美妙乐曲遇到徐志摩译自英国诗人罗赛蒂的诗作《歌》，诞生了罗大佑生平第一首发表作品《歌》。1999年，万晓利遇到诗人顾城的《墓床》，在他脑海里，此前在某个沉郁天气里信手写下的那段无主的旋律立刻苏醒，变成了一首顾城词、万晓利曲的歌《墓床》。

所有有灵魂的歌里，音乐和歌词，都似命中注定的伴侣，懂得在茫茫世界中寻访自己的惟一。

2007年，当诗人翟永明、张枣、于坚、张小波、李亚伟、万夏、沈浩波、尹丽川、赵野、胡赳赳、朱朱、马松、默默遇到歌者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子曰、苏阳、张玮玮、王娟、马条、小娟又会发生什么呢？确定的是，有一些歌，将因此找到它们诗意的居所，就在一张名为“十三月唱诗班”的“诗”歌合辑里。

海子的《九月》和它的歌

“十三月唱诗班”的大名单中，目前有20余位诗人和10余位音乐人，还不断地有人加入，有人走掉。他们看彼此的诗歌和曲子，自由寻找喜欢的合作者，或由诗谱曲，或以曲填词，或者将原诗中的几句精髓作为动机发展成曲子，再根据曲子的律动改诗。他们中间，行动快的已改了四五稿，也有的合作进行不下去放弃了，慢性子的还在仔细地相选。没有什么强加的任务，艺术家们也不大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还是按照自己习惯的节奏散漫地生活。

本来，这套预计定价在数百元，集CD、DVD、诗歌、随笔于一身，只发行8千到1万册的出版物，也几乎没有任何市场方面的考虑。

人员、作品，在所有的不确定里，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两首现成的“诗”歌：顾城词、万晓利曲的《墓床》，以及海子词、张慧生曲、周云蓬编曲的《九月》。这两首歌都是已经在地下传唱了三四年的成熟曲目，词作者已故去，对现在的成品满不满意，只有听众说了算。

有很多人，在民谣酒吧里第一次听周云蓬唱《九月》时感到脊背发凉。“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一个血肉之躯的海子和他的《九月》，乘上了旋律的诗，像在天空中显影的天使。

第一个给《九月》写曲子的是80年代北京名吉他手张慧生，写成之后在朋友间传唱。但是，继海子1989年自杀后，张慧生也于2001年年底自杀了，由于没有留下乐谱和录音，他谱曲的《九月》，差点成为“我们时代的《广陵散》”。

1995年，周云蓬初到北京，寄居在圆明园画家村，在那里，第一次听张慧生唱《九月》。“慧生比我大两岁，为人快意恩仇，经常和朋友痛饮达旦。有一年国庆，北京清理外地人，好多圆明园的朋友都躲进慧生家(他是北京户口)，他家的院子俨然成了避难的巴黎圣母院。”周云蓬直到2003年才听说张已去世的消息，他对记者说：“我常常想起他和圆明园，就凭着模糊的记忆，一点点把《九月》整理出来，调性和调式都有所改变，而且我加上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旋律。所以在这里冒昧地把我的名字写在他们的后面。”

“唱诗班”的企图

“你觉得我只是个梦想家，但我不是一个人。”列侬在伟大歌曲《想象》里写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解释“十三月唱诗班”这个貌似乌托邦的企图找到它现实基础的过程。

时间倒退到2005年，正是《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最火的年代，“十三月”音乐独立厂牌还没成立。现在“十三月”的老总卢中强当时只是一间网络音乐公司的总裁，是为数众多的，想靠网络歌曲发财的人之一。春天，卢中强召集他的诗人朋友们到黄山开会，讨论怎么能把网络歌曲搞得更像样。结果很多人向网络歌曲及整个流行音乐的歌词发难，并达成了一个诗人介入歌曲创作的动议。

与会者之一，诗坛川军的领袖李亚伟向记者解释了他对这个动议感兴趣的原因：“当时，我从诗的角度考虑，想要读者，为什么不向歌的方向发展。”李亚伟说，80年代诗歌繁荣，但精神实质上仍是启蒙，从2000年前后，中国的诗歌界各种流派思潮涌动，真正实验性的东西才刚开始。将诗“歌化”，也算是实验之一。

另一位成名于80年代的诗人张小波，则在黄山会议后急切地拿出了一首新作《熊猫》交给卢中强做实验材料。《熊猫》在卢中强手里放了一段时间后，碰到了子曰乐队的主唱秋野，荒诞调侃的秋野执意要“迎娶”有着同样气质的《熊猫》回家。去年9月，经过4次修改，秋野宣告谱曲完工。那一天，卢中强、张小波、李亚伟、马松4个朋友直奔天通苑秋野的家，听得很激动。其间，几个诗人还试图加入唱些和声，从秋野家出来，一伙人全都喝高了。

不久，卢中强与人合作创办“十三月”独立音乐厂牌，签下万晓利，听到了那首很成熟的“诗”歌《墓床》，接着，又听到《九月》，很快，“十三月唱诗班”的计划就确立下来。除了卢中强，这个计划的另一发起者是张小波。这位做了多年赚钱生意的出版界大腕，在近年开始回馈他的“旧情人”——诗歌，赔钱出了不少诗集。这回，他对“唱诗班”这个项目的评价是：“概念很好，所以不计后果。”

“唱诗班”进入实操阶段后，追求诗意的歌者发现很多同路人早就在那里了。崔健同时代的歌坛前辈王秀娟曾拿顾城的诗写过很多歌；周云蓬提到海子的诗被黄金刚、胡畔谱过；音乐人张玮玮了解到于坚的诗都被无名网友谱成曲传到网上去了。“可见这事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不谋而合。”张玮玮说。

很多当代诗人也都是一些真挚歌声的密友。2000年，巫昂写过一首诗《我听到云蓬在唱一首忧伤的歌》，后来被周云蓬很不好意思地改写成歌曲《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2002年，诗人黑大春就和目光乐队搞过“校园吟游”，试图“把诗歌带回到声音里去”。“十三月”公司刚刚成立一年，而中国“最好的女诗人”翟永明，已经不是第一次为其旗下歌手填词。“唱诗班”只是给了诗人和歌者一个再次拥抱的机会。

去影响流行音乐的气质

李亚伟年轻时爱好音乐，大学毕业那年，还差点做了流浪歌手。眼下，李亚伟有两三首诗在与音乐人磨合。

“诗歌在最开始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回事，在中国更是如此。”李亚伟说。只不过在后来的漫长年月里，诗和歌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现代诗学习西方以后，才渐渐远了。诗向内，走得更自恋、深沉；而歌向外，重在与更多人交流。

80年代写了诗，总是用复写纸抄多份，或邮寄给朋友，或随身携带，吃饭喝酒时就拿出来朗诵。李认为，与音乐人的合作，可能对于诗人写得太小众有提醒作用。“音乐会挑剔诗，最终把诗剔成亮晶晶的艺术品，就像水洗过一样干净。”李说。

前“野孩子”乐队成员，来自兰州的音乐人张玮玮加入“唱诗班”后，将20余位诗人的作品各找了60首来研读。“这一个月来每天都在读诗，挺多都挺有感觉的。”张说，做民谣的都很重视歌词，“特别好的音乐就应该和特别好的词放在一起。”张强调，在西北民间，真正的好歌手，不仅唱的好，还要有很强的语言驾驭力，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尊重。“诗人的文字确实很厉害，相比之下我们很平淡。”

张小波不期望歌去承载太多刁钻的思想，但他认为诗人的加入至少可以影响流行音乐的气质。“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加有骨头。流行文化的外表可以很甜蜜很舒适，但它内里应该有一根骨头，哪怕它是拱在那儿的不太和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