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琦

“一切拜地产所赐，而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香港知名媒体人陈冠中如此形容回归前港人的心态。

当年的《纽约时报》也称，香港人普遍信心十足，摩拳擦掌，准备教会“北边的人”如何搞资本主义。没有人想到，从大喜到大悲的距离如此短暂，而从一系列挫折中走出来需要如此漫长的路径。

金融风暴、地产泡沫崩溃、SARS、23条立法争拗，特首易人……

香港怎么了？

当年保驾护航，令香港历尽劫波屹立不倒的金科玉律，如今苍白乏力；当年似乎无所不能的精英共治联盟，时时束手无策：当年令港人骄傲的共享经济发展的普惠之道，如今因底层民众难以应对经济结构性转型而黯然失色。

大家担心，那个狮子山下努力打拼的香港人还会再回来吗？

问题意识，忧患意识令港人踏上了自省之途和突围之旅。原本政治冷感的中产们开始上下求索，寻求治道，针对种种政经议题的参与热情渐次高涨。挥别了骄狂心态的香港人，在努力再造经济辉煌的同时，也正试图构建起新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依，所以他们对“集体记忆”突然如此珍惜，第一次对赖以栖身的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的规划，从与地价脱钩的角度去考量。种种的努力和探求开启了社会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契机，一种新香港范式似乎正在成为可能。这期间，知识分子、媒体将起到何种作用？香港文化流变的方向在哪里?香港社会又如何避免断裂化的危险倾向？

为此，本刊赴港采访了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和香港文化守望者董桥，就上述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找寻其中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