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启明:大学社改制 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待改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研讨会上说:良好的外部环境是高校出版单位依法经营、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我们希望上级主管部门能为高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促进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一要尽快完善出台有关出版的根本大法，以解决法律相对于出版行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以及改制后《公司法》和《出版管理条理》在现实中时有冲突的问题;二要强化政府监管和服务职能，依法对出版活动和出版物市场实施监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监管力度;三要授予具备条件的大学出版社出版物外贸经营权，运用多种措施鼓励、引导、扶持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使外向型的出版产业快速发展，让华夏文化走向全世界。

李家强: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实质是对法人属性重新定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在接受《大学出版》采访时说:出版社转制的实质就是对出版社的法人属性进行重新定位，从根本的体制上进行改革，理顺关系，作到责、权、利明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出版产业。大学作为主办单位，是大学出版社的唯一股东，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出版社作为经营者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回报股东，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作为大学出版企业，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不仅包括有形资产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大学无形资产的经营。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密不可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应与大学整体建设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石涛:网络是开发“长尾”的最有力方式

卓越网副总裁石涛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采访时说:消费者本身的需求变化给长尾市场带来了机会。消费者需求受到两个方向的作用力:大众媒体对消费者需求有强大的引导功能，会把消费者往统一的产品方向引导;而每个人又都有想挣脱主流寻求自己个性需求的本能。两个方向互相作用，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市场。当然，有悲观的看法认为，人们最后会变成没有自己想法、完全被大众文化拖着走的动物。但目前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悲观，越来越多的人想挣脱主流的惯性，发现自己的需求。长尾理论在互联网里面能够产生，正是因为网络使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展。

仝冠军:应对手机出版，保护核心资源

仝冠军在《中国出版》上撰文说:传统出版领域，版权保护主要对著作权有效，而在手机出版领域，包括整个数字出版领域，出版权、编辑权都应该受到保护。在我国，出版权的获取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而电信运营商无论从出版管理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出版品牌、文化影响力的角度来说，都远远不如出版社。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仅仅是技术，而手机出版的核心——信息及其出版权则应该是由出版社牢牢掌握，不可轻易、廉价地将图书的电子版权转让出去。出版社在和作者签订合约的时候，最好声明拥有除平面出版以外的出版权，可以一次性付给作者稿酬——这一做法在学术期刊领域已经很普遍。如此，出版社就拥有了作品的数字出版权，在手机出版及整个数字出版领域中占得先机。

杭瑛:少儿类图书走出低迷六招

杭瑛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撰文说:家长对孩子早期教育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奠定了低幼图书的消费需求肯定还有较大增长空间，建议出版选题和市场营销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按婴幼儿的认知特点和视觉阅读习惯来确定。第一招，低幼读物应把知识性融于趣味性中;第二招，从市场销售来看，低幼作品应该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益智、动手、幻想和服务亲子教育需求;第三招，幼儿读物不可忽视的是色彩和图案，这也是吸引家长购买的重要因素;第四招，图书从内容到形式和销售模式等环节要体现出差异性;第五招，加强市场培育;第六招，要善于借势，借助传播媒体的宣传力度来开发与此相关的低幼读物，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吴福辉:呼唤更多的城市史著作

学者吴福辉在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都市文化——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说:目前，对于古代至现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不够完备，导致城市史研究著作的缺乏。上海、北京虽有城市史著作，但是属于私家的，有见解的并不多;虽然材料积累丰富，但是缺乏包括各种子题(如经济、商业、教育、礼仪、演艺)的系统整理。而京沪以外的城市史，如与文学关联较大的南京、扬州、苏州、武汉、成都等长江流域由东到西的城市，则更少有出色的城市史著作。 研究城市史，学者在对都市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兼作对该城市历史的基础性研究，负担繁重，力不从心。对都市文学、文化的研究需要有综合看待中国城市的基本态度，才能够逼近中国都市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