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动因分析

2006-11-24曾芸王思明

农业考古 2006年4期

曾　芸　王思明

向日葵，学名Helianthus annuus，菊科(Compositae)一年生草本，原产美洲。向日葵是世界第二大油料作物,在我国的栽培面积仅次于大豆和油菜。2003年，我国种植向日葵117万公顷，总产174万吨，(2)其经济价值超过玉米和大豆。向日葵自明代传入我国后，对我国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向日葵传入我国的时间与路径

关于向日葵引种至我国的时间，以往公认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称丈菊。“向日葵”之名首次见于文震亨的《长物志》(约1635)。(3)清代陈氵昊子《花镜》（1688）对向日葵随日而转的特性作了最早的描述。(4)近年有报道，河南省新安县荆紫山发现明正德14年(1519)重修玉皇阁时的琉璃瓦，瓦上有向日葵花图案。(5)如是，则将大大提前向日葵传入我国的时间。但也有学者认为瓦的时间及其图案所指都仍待鉴定。

我国现存8000多部地方志，绝大部分为明朝以后的，是研究明代向日葵引入中国栽培及其影响的珍贵资料。笔者就手边所能查到的地方志，发现明代纂修的方志物产中有不少关于向日葵的记载，特别是明嘉靖(1522—1566)《（浙江）临山卫志》（方，328，89）(6)的记载，将我国向日葵最早记载时间向前推了半个多世纪。明天启7年（1627）《（浙江）平湖县志》，万历36年（1608）《（河南）汝南志》，万历37年（1609）《（山东）济阳县志》及崇祯13年（1640）《历城县志》，万历46年（1618）《（山西）安邑县志》等也都有记载，说明明代中后期向日葵在我国的部分省份已开始种植。

史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向日葵的记载，也能使我们管中窥豹。在16-17世纪间成书的屠本丁镀渴吩卤怼分芯陀小跋蛉湛”之名，该书按一年十二个月，逐月分“花盟主”、“花客卿”和“花使令”三项列举花名，向日葵是“七月花使令”中列举的四种花名之一，只是没有形态的描述，(7)这个记载时间与明嘉靖《（浙江）临山卫志》的记载时间比较接近，可以算作相互印证。明代赵山函著《植品》二卷提到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传入了“向日菊”和“西番柿”，书前作者自序时间为万历丁巳年（1617）。(8)明万历47年（1619）姚旅《露书》记：“万历丙午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传至。其树直耸无枝，一如蜀锦开花，一树一朵或傍有一两小朵，其大如盘，朝暮向日，结子在花面，一如蜂窝”（万历丙午年即为1606年）。(9)姚旅为福建莆田人，《露书》记录了大量万历中后期或稍前的资料，多半系作者东南西北频繁旅程中的亲身见闻。他们看到、搜集到的向日葵当是它已传入国内一段时间后。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向日葵约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万历年间我国部分地区已有种植，比我们原先认为的要早得多。

目前，向日葵引入我国的准确路线仍不能确定，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相关的史料，笔者认为向日葵很可能通过海路引种至我国。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阻塞，而“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又一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沿海港口出发，经南海，至波斯湾，将中国丝绸、陶瓷、香料等物产运往欧洲，而中国也不断有新的农作物引进，其中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占了很大的比重。据姚旅《露书》记载，同属美洲作物的烟草是“漳州人自海外携来”，也可以作为旁证。另据北京大学陈炎教授说，1570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后，中国通过马尼拉开辟了一条横渡太平洋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使亚、美两大陆开始了联系。西属美洲的各种农作物如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等就是通过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运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至南洋各地，并进一步引进中国。

在探讨向日葵在我国的分布及演进情况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向日葵经常和一些植物混在一起。明代吴宽的《葵》：“倾心识忠臣，卫足成古典。作羹谅非菜，名同亦须辨。”说明在明代已出现同名异物的严重混淆现象，因此今天进行葵辨是有必要的。“葵”原指葵菜，为人们普遍栽培并食用，最早记载于《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烹）葵及菽。”由于种植季节的不同，葵菜分为春葵、秋葵和冬葵。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记载，冬葵是葵菜之一种，仅秋季下种隔冬采收而已。唐代以后，随着大量新菜种的引进和培植，葵菜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中晚唐开始，“葵”不是单指葵菜而也可能是指观赏植物葵花，如秋葵、蜀葵、黄蜀葵等。秋葵非葵菜里面的秋葵，色蜜心紫，朝暮倾阳。蜀葵又称戎葵，花如木槿花，色有红紫、深浅桃红等，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誉为“五月繁华，莫过於此”。黄蜀葵并非蜀葵中黄色者，而是另一种，又称为黄葵，六月开花，花大如碗，鹅黄色，紫心，六瓣侧出，旦开午收暮落。(10)而向日葵最早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后，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把其带到欧洲，开始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植物园种植观赏。引种至我国后，没有立即命为今名，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花谱三》附录丈菊：“一名西番菊，一名迎阳花。茎长丈余。干坚粗如竹。叶类麻。多直生。虽有旁枝。只生一花。大如盘盂。单瓣色黄。心皆作窠。如蜂房状。至秋渐紫黑而坚。取其子种之。甚易生花。有毒。能堕胎。”(11)这段描述可谓逼真之至。其实，葵花属于锦葵科，向日葵属于菊科，区别是很清楚的。

地方志在著录向日葵时，也是混淆不清的。明天启7年（1627）《（浙江）平湖县志》：“葵，有蜀葵、向日葵、黄葵、锦葵诸名”、民国7年（1918）《上海县续志》：“葵，一名向日葵又名西番葵…前志列为秋葵之一种，误”，说明有些方志注意到“葵”的不同种类并予以区分。而光绪16年（1890）《（广东）揭阳县续志》：“葵，又有秋葵，花最大，尔雅所谓磗戎葵也，俗呼向日葵，花可食”、嘉庆13年（1808）《（江西）丰城县志》：“蜀葵，向日葵，花似木槿而大倾叶向日不令照其根，左传鲍莊子之智不如葵”等方志中，所记载的并不是向日葵。此外，许多方志中都著录有“西番莲”一名，应该说大部分省份中西番莲的记载都不是向日葵，如民国7年（1918）《台湾通史》：“西番莲，一名天竺牡丹，种出印度，传入未久，花如菊，有十数种，播子插枝皆可发生”。由此可见，在进行“葵”辨后，利用方志资料时就能相对准确了。但仍需特别注意，地方志中向日葵所用名称有三十多个。因此，利用方志资料查找向日葵引种情况，不能只为了追求时间上限，对于只存一名而无具体描述者，则不能判断是否是指向日葵。

二、向日葵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演进

（一）明清时期向日葵的引种情况

进一步考察明清时期向日葵在中国的传播和分布情况，地方志是极为有用的第一手材料。明嘉靖《（浙江）临山卫志》(12)中的向日葵记载是目前笔者所查阅的资料中最早的记载，明天启7年（1627）《（浙江）平湖县志》中也有后续记载。从方志中还发现，清康熙之前浙江省内就有比较广的向日葵分布记载，并主要集中在浙江省的沿海地区（参见图1）。前述，向日葵从海上传来，浙江临海，所以最先有记载也是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方志记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同一信息两地记载相差半个世纪以上，还是可以认定先后次序的。其他省份的方志中向日葵的记载时间都要比浙江晚至少几十年，如临海的几个省最早记录分别为康熙39年（1700）《（福建）漳浦县志》、乾隆4年（1739）《（广东）兴宁县志》、顺治11年（1654）《（江苏）徐州志》、明万历37年（1609）《（山东）济阳县志》。故此，笔者认为向日葵从海外引进后，最先在华东浙江一带种植，随后以此为中心向国内其它地方传播是主要的渠道。而向日葵以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在国内迅速传播，可能是因为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水陆交通网络的日臻完善，长江及运河商道为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

线路一：以浙江为中心，向其周边地区辐射。

1、方志中浙江及其周边地区有向日葵记载的最早时间分别为：明嘉靖（1522—1566）《（浙江）临山卫志》、顺治8年（1651）《（安徽）含山县志》、顺治11年（1654）《（江苏）徐州志》、康熙39年（1700）《（福建）漳浦县志》、雍正3年（1725）《（江西）武宁县志》。

2、作物的引进传播具有重复性，也许在引进之初，由于生态适应性、有相关替代物，或其他原因，未能扎根下来，但后来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又从另一个地区再次移种过来。这可能是浙江周边地区的向日葵记载要远远晚于浙江的原因之一。因此，方志中记载的时间，只能作为各省有向日葵时间的下限。

3、在乾隆之前的福建省方志中，有向日葵记载的地区大多数集中在沿海一线，如漳浦、泉州、安溪、莆田、连江等，所以也不排除向日葵从海上直接引入福建的可能性。

4、关于台湾地区。台湾临海，引种向日葵比较便利，可是台湾到乾隆7年（1742）《台湾府志》中才有向日葵的记载。由于台湾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以捕鱼为生的小岛，直到公元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才开始开垦土地，引种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等。从清康熙57年至乾隆51年(公元1716—1786年)的70年间，虽是清政府对台湾实行禁渡时期，但在乾隆36年至51年禁渡已经放宽，雍正10年和乾隆11年曾两次开禁。其中，大部分移民来自福建、广东两省。(14)三省的方志中有向日葵记载的最早时间比较接近，台湾地区从福建、广东引种向日葵可能是途径之一。

线路二：以浙江为起点，沿京杭运河，传入华北地区。并以直隶(15)作为次级传播中心，向东北地区扩展。

1、方志中华北地区有向日葵记载的最早时间分别为：明万历36年（1608）《（河南）汝南志》、明万历37年（1609）《（山东）济阳县志》、明万历46年（1618）《（山西）安邑县志》、顺治3年（1646）《（河北）真定县志》。

2、直隶是明清时期的京畿之地，而向日葵早期主要作观赏之用。因此，向日葵很可能较早地引入直隶地区的庭园中。天启2年（1622）《（河北）高阳县志》中有：“望日莲”，康熙14年（1675）《（河北）新城县志》又载：“葵，又一种向日葵，俗呼望日莲”。故此，笔者认为向日葵引入河北的时间要早于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的顺治3年。

3、方志中东北地区的向日葵记载都比较晚，东北三省有向日葵记载的最早时间分别为：康熙29年（1690）《（辽宁）辽载前集》、光绪11年（1885）《（吉林）奉化县志》、民国6年（1917）《（黑龙江）林甸县志》。这是因为东北三省在清初时，地居边陲，土旷人稀，以畋猎游牧为生。土地长期以来为边防驻兵所占用，黑龙江直到光绪30年才全部放垦，吉林直至宣统时期才全部丈放。(16)清代以后，随着关内流民的大量迁入，很多中原农作物被带入东北，使东北地区的作物种类和作物品种日益丰富，就连边陲僻地也广泛种植各类作物了。因此，东北地区的向日葵很可能是河北省的向日葵推广的结果。另外，叶静渊先生认为，“向日葵从沙俄传入我国黑龙江当是又一途径”。(17)

4、关于内蒙古的问题。在方志中，内蒙古周边地区关于向日葵的记载时间都比较早，如山西（1618），而内蒙古有向日葵的最早记载为光绪9年（1883）《（内蒙古）清水河厅志》。这是由于内蒙古土地一直是作为牧场之用，“到道光30年，黄河水溢，北岸决成一河，名曰塔布河。河流所及都成膏腴，那时山西人民移植来的渐渐多了，他们在那边种地，有非常好的收获”（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页516，1935），内蒙古的种植业才开始发展起来。而明清时期，山西晋商活动频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向日葵的传播。

线路三：有长江之便，从浙江传至湖广地区。(18)湖广则作为次级传播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

1、方志中记载湖广及其周边地区的最早时间分别为：康熙23年（1684）《（湖南）零陵县志》、康熙36年（1697）《（湖北）宜都县志》、康熙48年（1709）《（广西）荔浦县志》、康熙57年（1718）《（贵州）余庆县志》、乾隆元年（1736）《云南通志》、乾隆4年（1739）《（广东）兴宁县志》、乾隆13年（1748）《（四川）南川县志》。从方志记载的时间先后顺序，可以推断向日葵从浙江传至湖广地区后，湖广作为向日葵的次级传播中心，左路可经湘江、灵渠传入广西、广东省，再由广西进入贵州、云南；右路可沿长江，传入四川省。

2、关于四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湖广进川一路，因为湖广进川有长江水道之便，而湖广又曾是经济和文化繁荣地区，向日葵很可能就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被引入。而四川与云南接邻之地，“横断山，路难行”；川北与陕西接壤之地，“云横秦岭”，人迹罕至，(19)所以由这二路引进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3、关于云南省的问题。乾隆前云南省方志中有向日葵记载的不多，其中有记载的地区，如镇雄、腁益都位于与贵州接邻之地。并且由于云南地处中国西南，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较少。故此，笔者认为云南省的向日葵很可能是从国内慢慢推广的结果。此外，叶静渊先生认为，“明代我国云南与缅甸之间的通衢大道可能是向日葵传入我国的途径之一”。(20)

4、广东沿海，且与福建毗邻，所以广东省的向日葵也有从海外直接传入或从福建引进的可能性。

线路四：以陕西为中心，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到达甘肃、新疆，再向西北地区慢慢扩散。

1、方志中记载西北地区的最早时间分别为：康熙20年（1681）《（陕西）米脂县志》、康熙41年（1702）《（甘肃）岷州志》、乾隆47年（1782）《（新疆）西域图志》、民国8年（1919）《（青海）大通县志》、民国24年（1935）《西藏史地大纲》。

2、据赵山函《植品》记载向日葵为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传入。值得注意的是，赵山函为陕西莟苢人，平生好花木，亟力搜求奇种亲自栽种。书中记载以关中所产和作者本人种植的为主，书的特点是记载真实。由此推断，向日葵很可能直接从海外引进陕西省。然而，方志中陕西省关于向日葵的记载最早是康熙20年（1681）《米脂县志》，这比浙江记载时间晚了约一个多世纪，而且米脂县靠近陕西与山西的接壤处。因此，笔者认为陕西省早期的向日葵可能从海外偶然传入，但未发展起来，后来又从其邻省（如山西、河南）重新引种。

需要说明的是，方志中记载某个省的州、县有向日葵，只是说明某个省的州、县有过向日葵，而不是说整个省都种向日葵，它只是指种植点，与种植面积无关。明清时期各地方志的编纂，由于各省的条件不同，有的省虽然种向日葵的时间比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或未编方志，或编的时间相当迟，因而具体到某个省是否有向日葵及其种植时期时，方志编纂的时间仅为参考。(21)从方志的记载中，我们了解了明清时期我国向日葵分布的大致情况，弥补了文献记载过于笼统的不足。但以上仅为笔者依据史料作出的推测，可能有漏误，需特别指出。

（二）民国时期向日葵的分布情况

民国32年《（广东）大埔县志》：“向日葵，多在蔬园栽植”、民国14年《（河北）献县志》：“今邑境向日葵或于园圃种之”、民国9年《（四川）合州县志》：“向日葵田家多种之”等，反映了民国时期向日葵在我国仍是零星种植。民国19年《（黑龙江）呼兰县志》：“葵花，子可食，有论亩种之者”，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我国较大面积栽培向日葵的最早记载。

虽然种植面积不大，但民国时期向日葵的种植已遍及大江南北，全国23个省区的地方志中均有向日葵的记载。其中，河北、辽宁、四川三省方志中关于向日葵记载的州、县数量最多，这表示民国时期向日葵在这三省的分布面最广。这是因为向日葵喜干燥、寒冷，故在北方、西南种植很普遍。但在南方，特别是在炎热、多雨、湿润的亚热带地区台湾、海南等地种植有限。（参见表1）

（三）建国以来向日葵的发展情况

1、主要分布情况

建国以来，向日葵面积不断扩大,并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扎根下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华北、西北的半干旱或轻盐碱地区。近年来，随着全国食油需求量的增加，在中国北部约有300万km2的地区逐渐发展了一条向日葵带。东起黑龙江，西起新疆，北纬35°～50°，包括黑龙江省大部，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北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北部，免耕地6亿多亩（见图2）。这些地方主要属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热同季，全年降水80%集中在作物生长旺期，具有向日葵生长所需要的生态条件。(22)由于现在大部分土地已经或正在改造为良田，所以向日葵的种植区域从沿河低洼下湿盐碱地上逐渐向丘陵旱坡地发展。其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其次是吉林、内蒙古、辽宁、新疆。单产以内蒙最高,其次是黑龙江、甘肃、云南、吉林。(23)

2、新品种的引进

19世纪早期，俄国人V.S.Pustovoit在Krasnodar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向日葵培植，成果斐然，油的含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向日葵的大面积种植。建国初期，我国的向日葵以食用种为主，种植的品种有三道眉、大马牙、墨籽葵花等。50年代初从苏联、匈牙利引进了油用向日葵苏联二号、三号、匈牙利一号等品种，但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不多。70年代后又引入墨葵，先进工作者等品种，在中、南部地区多用于麦茬复播。这些新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以墨葵推广面积最大，占向日葵种植面积的60%左右。随着向日葵新品种的广泛应用、栽培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市场上食油需求量的增加，向日葵在我国逐渐从非传统油料作物变成重要的食用油作物。（见表2）

三、向日葵引种推广的动因分析

（一）良好的生态适应性及生长环境

向日葵的适应性很大，《致富奇书广集》中写道：“其性、不论时之水旱。地之肥瘠。高下俱生。路旁墙头生者。俱茂。宜于不堪耕种之地种之。”(25)清何德刚（1903）《抚郡农产考略》：“墙边田畔。随地可种。生长极易。”(26)光绪6年《（江苏）周庄镇志》：“向日葵，田岸篱落间俱种之。”民国12年《（浙江）定海县志》：“向日葵，瘠土废地均可种。”等等，均记载了向日葵耐盐碱、耐瘠薄，适应性强，栽培管理简便等特点。发展向日葵可以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地、争季；可利用晚秋生长季；可对土壤起到脱盐碱作用；可充分利用沙荒、盐碱风沙薄地低产农田。而且，向日葵栽培技术也比较简单：大田生产，可以畦种；用饱满的葵子点种在畦内，株距一尺多；杂草用手拔，不宜用锄；种时施以熟粪，并以土培覆(参见《抚郡农产考略》)。所以，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向日葵在我国的大部分省区都有种植。此外，我国向日葵主产区的自然气候条件优于世界其它同纬度地区，更适宜发展向日葵生产。海拔或纬度较高，气候较冷凉的地方子粒含油量较高，这些地方适宜栽培生育期较短的油用向日葵品种，如北部高原区、内蒙古西部和宁夏甘肃部分。而生育期较长的非油用向日葵品种则适宜在纬度或海拔较低，气候较温和的地方生长，如东北平原、华北东部等地。(27)

（二）与传统种植制度的协调

向日葵引入我国后，与传统种植制度很好地吻合，间种、套种均可，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见表3）。如在华北地区多实行套复种制，即前作实行玉米和小麦套种，麦收后复种向日葵；在东北垄作区流行向日葵与大豆、秣食豆、绿豆以及草木樨间作；在西北地区盛行与畦田小麦带状间、套作。(28)而宁夏地区将向日葵与扁豆套种，不仅可充分利用光、热、土地资源，还可减少蒸发提盐，达到培肥、改土、创收之目的。(29)

（三）经济利益的驱动

向日葵的传播与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吴其浚撰《植物名实图考》：“丈菊…俗间遂通呼向日葵。…滇、黔与番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31)书中首次明确记载向日葵用于零食并已零售。《抚郡农产考略》：“瓜子炒熟。味甘香。每斤值三、四十钱。”同治10年《（湖南）保靖县志》：“向日葵邑多取子卖者”。但最初向日葵在农家的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不占主要的地位。虽然有时产品也进入市场，也只是自用有余的情况下，作为自然经济中一种赢余和短缺之间的相互调济，并非为了营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渗入农业，向日葵在市场上获利比种粮食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民扩种向日葵。(32)然而，向日葵之所以经济价值大,又是由于其用途广、功效强。史料中关于向日葵用途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观赏向日葵引种至我国后，长期被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群芳谱》将其编入“花谱”中，各地的地方志也都载于“物产·花类(属)”中。

2、药用中医学认为向日葵性味甘、平,无毒,可入药,种子油可作软膏基础药,茎髓为利尿消炎剂,叶、花可作苦味健胃剂,果盘有降压作用等。据《中西异闻益智丛录》（清·光绪23年）记载：“印度之西北，种之居多，而土人言能收低湿土地内欲发之疫气，令人免疟疾发热之症。”《抚郡农产考略》：“（物用）叶嫩时可茹。以箸将花箝下。浸麻油中。封固。可治汤火伤。…墙外门前。种葵一株。可保合宅不染瘟疫及一切时症。”方志中也记载有向日葵的药用功能，如道光7年（1827）《（安徽）桐城续修县志》：“向日葵，…孕妇经花下能堕胎”、光绪33（1907）《（陕西）兴平县乡土志》：“向日葵（甘寒无毒）治五脏五腑五癃及寒热瘦弱久服坚骨长肉轻身延年”等。

3、果品向日葵籽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含有亚油酸、17种氨基酸及维生素、铁、钾、磷、镁等微量元素，深受人们的喜爱。“江北窭户，大都植葵荫门…剥而啖之，香腴松美，比诸西瓜子，南瓜子，别有风味。最好浴罢乘凉，与家人庭除闲坐，备香瓜子，谈仙说鬼，其乐可傲南面。”(33)说明葵花子很早就已成为中国的主要干果零食之一，中国人磕瓜子的嗜好和习惯逐渐形成。方志中也有不少相关记载，如康熙27年《（浙江）鄞西桃源志》：“向日葵，其子老可食”，首次提到向日葵子可食、道光25年《（贵州）黎平府志》首次将向日葵同时列于“果之属”与“花之属”中等等。

4、油料乾隆27年《（福建）福宁府志》中，把向日葵与芝麻、花生并列记录，又在花属中有向日葵记录，可见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向日葵的油料特性，可能受技术条件等限制，未予以重视。晚清，《抚郡农产考略》首次提到向日葵“子可榨油”，这是中国首次记载葵花子用于榨油食用，表明人们对向日葵的认识了解开发利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稍后，贵州的一些地方志中也记载向日葵“子可榨油”，接着却说，人们对它的评价“不佳”(民国4年《瓮安县志》)，这或许是由于贵州产茶油，在当时相对来说，向日葵子油次于茶油。此外，方志中还有一些记载，但相对都比较晚，如宣统《（江苏）吴长元三县志》：“向日葵，…子可食并能榨油”、民国30年《（辽宁）黑山县志》：“向日葵，…子可食并能榨油”等。

5、其他用途清陈庆林撰（1898）《江震物产表》：“向日葵——近日慈溪陈君启怀考得葵用极广。…作乳哺婴。尤胜牛乳。秸叶烧灰。可为胰皂。其用化学提炼。又能抽丝。比于蚕。特载之以备考验也。”(34)《抚郡农产考略》：“其秸浸水中。剥皮为缕。可织布及搓绳。又可点火。照夜行。”民国朱琛撰（1916）《洞庭东山物产考》：“葵花子，…其干硬，留为园中架棚之用。”(35)方志中也记载有向日葵的其他用途，如同治2年《（江苏）邳志补》：“西番葵，…黑子煮汁染色”、民国12年《（浙江）定海县志》：“向日葵，…（茎灰）含碱质甚富，瘠土废地均可种，磘灰制碱利益极大”等。

由此可见，我国长期以来栽培向日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观赏、药用或直接食用其种子。这是由于我国北方盛产花生和大豆，提供了丰富的食用油资源，向日葵的榨油一直未曾引起注意。直到近代资本主义机器榨油业的兴起和榨油技术的发展以及向日葵用途的扩大，油料作物经济才日趋发展。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向日葵的用途更加广泛，逐渐成为增值的途径。

（四）政府政策的引导

纵观历史上向日葵的生产，可发现其呈波浪式的动态变化（见图3）。促成向日葵生产的这种变化趋势，除受自然因素制约外，主要是农业政策的影响。

建国初期全国向日葵种植面积不超过30万亩。1958年中央农业部在山西省定襄县召开了《全国向日葵生产会议》，促进了向日葵的生产。但60年代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扩种粮食挤了油料及其它经济作物，向日葵的播种面积下降到27.5万亩，造成食油供给紧张。直到国务院召开棉、油、糖会议以后，向日葵开始恢复生产。1976年以后发展迅速,到1979年正式列入国家油料种植计划，全国向日葵种植面积发展到547.5万亩。此后，国家对向日葵生产发展采取较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向日葵生产的发展。1981年播种面积达到1560万亩左右，从而向日葵一跃成为我国五大油料作物之一。到1982年以后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左右。1984年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跃居世界第3位。(36)可是，由于我国向日葵的收购价格偏高，每年国家财政要用10亿元左右补贴葵花籽的收购，国家各级组织不愿发展需财政补贴较多的农产品生产，最终导致向日葵生产的下降。据了解，1982年全国向日葵种植面积比1981年大幅下降，与此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农业政策的导向对向日葵的生产具有关键性的作用。(37)

（五）思想文化的动力

明文震亨撰《长物志》：“葵花种类莫定。…一曰向日葵。别名西番莲。最恶。秋时一种叶如龙爪。花作鹅黄者。名秋葵。最佳。”也就是说如果从花的角度，向日葵还不如秋葵。可是，诸如葵菜、蜀葵、秋葵等曾经比向日葵更有名的植物，其重要性逐渐弱化，而向日葵却在我国扎根下来并且发展势头很好，这与向日葵特有的思想文化特征不无关系。在中国文学中，向日葵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它不仅出现频繁，而且具有很高的品位。而文化意象的来源实质上就是文人把对于社会、自然的态度在一些具有和这态度的某方面相似的事物(也包括文化现象)身上的投射。(38)清陈扶摇撰《花镜》：“向日葵，…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说明向日葵和其他花一样，仅仅在园圃中随便种种，充充数，没什么意思，只不过其对太阳忠贞不渝的追求构成了有别于任何其它植物的独立品格，受到人们的关注。向日葵本身并没有任何文化指向,而是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在不同时期，向日葵向日的特征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首先，受传统文化“忠君恋主”的理念的影响，形成了忠心赤诚的意象；“五四”之后，在以人为本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社会里，向日葵转为追求光明幸福与胜利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袖品格获得了民众的崇拜之情，人们很容易把三者镶嵌在向日葵——太阳——毛泽东的模式中，向日葵成为一个忠心崇拜神圣、始终追逐光明的事物象征。因此，人们对向日葵情有独钟，从表面看是其花向日，作为光明和幸福的象征，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前程和希望。事实上是因为向日葵向日的独立品格与中国文化专制及阴柔的文化性格相符，从而使得向日葵在各个时期都深受人们的喜爱。(39)

四、结语

苏联著名植物学家、农学家瓦维洛夫曾说：“假如没有了向日葵、玉米、土豆、烟草和高地棉之类的作物，则难以想象今天我们的存在。而它们都是不久前才从美洲引进的”。(40)向日葵的引进是中外农业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它的传播不仅增加了我国油料作物的种类，丰富了中国饮食用油的品味、形成了吉祥喜庆的饮食文化、对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食油需求及增加农民收入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向日葵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向日葵的主要产地是盐碱沙漠地区，这使得全国各地不同自然条件有不同的农业种植结构与生产格局，农业生产的布局更趋合理，资源配置日趋优化。向日葵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是最初传播时也始料未及的。

注释：

(1)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项目资助，批准号：03BZS034，特此感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李长年编：《油料作物（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七种》，农业出版社，1960年6月第1版。

(4)陈扶摇撰：《花镜》卷5《花草类考·向日葵》，清善成堂刻印本。

(5)张宗子：《河南新安荆紫山发现向日葵图案琉璃瓦》，《古今农业》1995年第2期。

(6)本文查阅480部方志均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在此标注的“方”代表方志，前一个数字代表本方志的编号，后一个数字代表该记录所在的页码。后面受篇幅限制，如不影响论述，则不再单独列出方志号。

(7)叶静渊：《“葵”辨——兼及向日葵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8)王毓瑚：《中国农学书目》，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175页。

(9)见于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收集整理的农史资料续编（植物编）。

(10)赵红娟：《葵与古诗文及信仰习俗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1)王象晋撰：《群芳谱》卷3《花谱·丈菊》，56页，明天启元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