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良

一、槟榔消费需求的历史变迁

古籍很早就有关于槟榔的记载。东汉·杨孚在《异物志》对槟榔有如下描述：“槟榔若荀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 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叶、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去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又说：“槟榔可以忘忧”。(1)可见当时人们对槟榔的栽培和效用有了一定的认识。槟榔作为一种热带植物，古人早就认识到 “其性不耐霜，不得北植”，“越徐闻则不宜”，“唯海南地暖，土产最宜”。由此可见，将槟榔开发为一种栽培植物，海南岛原始居民应是最早的实践者。

在古代，人们对槟榔的认识主要是防治疾病的效用，尤其是“槟榔除瘴说”更是医者认同。古籍上凡提及槟榔，均指明其：“辟膻、消食、去虫、除瘴”之药效。晋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记载：槟榔，“气味辛温无毒，主治消谷，逐水除痰，杀三虫，伏尸寸白”。唐刘恂在《岭表录异》记述：“两广地热，食槟榔用以怯瘴疠”；宋代朱熹指出：“槟榔收得为祛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槟榔可以“活泻痢，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他还列举了槟榔的附方旧十三条，新增十三条，共二十六方，主治痰涎为害等二十六症。(2)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关于槟榔消费的记述已明显侧重于嗜好品的享用特征。当时海南人已习惯将槟榔当作嗜好品咀嚼，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 有人甚至用溢美之词来称赞其特殊功能：“一曰醒能使之醉，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槟榔的一般食法是：用萎叶（也称扶留）合贝壳灰（也称古贲灰）同嚼。初嚼时味甘而微涩辣，继而便脸热面红，如同喝酒抽烟之后的感觉，即所谓“两颊红渐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苏东坡当年被贬海南客居儋州，当地人见面就以槟榔来招待他，他在《食槟榔》诗中写道：“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3)如果说，苏东坡对食槟榔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那么，屈大均的体会则是妙不可言：“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4)

从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述，可知宋代槟榔消费的区域，已从岭南扩展到大陆东南和西南，周去非写道：“自福建下四川舆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其法，昔刂而瓜分之，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少焉，面脸潮红。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篓叶处，只用篓藤。”(5)宋代，岭南地区的槟榔消费，以广州人花钱最多：“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5)享用也最为讲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周去非这样描写：“(食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5)广州人还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加香“吃法”：“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因此，外地人嘲笑广人说：“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杂咀，终日噍饲也，曲尽啖槟榔之状矣。”(5)外地人话是这么说，但来穗一年半载之后，“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由于食槟榔之风盛行，连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也嗜好成习。宋人庄绰在《鸡肋编》记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6)为了方便取食，时人还设计制作了一种随身携带的槟榔盒，里面分三格：一格装蒌灰，一格置蒌叶，一格放槟榔。这种盒子用银或锡制成，精雕细刻，主人爱护备至，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

粤人嗜吃槟榔的习惯，延续至明清时代更上升为一种时尚的高消费。丘浚在《赠五羊太守》诗中，有“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之描写。明人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泽》中说：“俗好以萎叶嚼槟榔，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明人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记述：潮州人以口红齿赤为富贵子，盖槟榔不离口也；在广州城中，不时看到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在行进的途中仍不停地咀嚼着槟榔。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形容说：“粤人最重槟榔”，“日食槟榔口不空”。(4)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到了清朝，连北京人也嗜好起槟榔来了。他们吃的是一种晒干了的槟榔，“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中也有这样的描写：“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妹妹有槟榔，尝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可见，吃槟榔作为一种时尚的消费也进入了京都大观园之中。

千百年来，随着嗜吃槟榔蔚然成风，风之传播便潜移默化为一种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槟榔文化现象。明《正德琼台志》指出：海南人“俗重此物，交接以为先容，婚姻以为定礼”。即有客人来访，必先用槟榔向主人表示敬意，主人也要拿出槟榔待客致谢。媒约婚礼更必用槟榔做为信物，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写了这种文化现象：“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人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4)槟榔成为为婚俗中的必备礼物之后，需求量明显增大：“富者用槟榔一百斤或三二十斤亦可，贫者用四半，以为定亲之礼”。(4)广西壮族群众举办“定命礼”时，男家送的礼品中也必有槟榔。在广东人日常生活中，敬槟榔甚至可以化仇为友，屈大均特别提到：“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者之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4)看来粤人连拜神祭鬼也用上了槟榔。

综上所述，海南槟榔在古代一开始是作为药材采摘种植，用于防瘴治病；自宋代以后，逐渐演变成风糜岭南闽蜀、甚至京城的时尚嗜好品，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孕育，最终使槟榔这一土产俗果演化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所有这些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对海南乃至大陆广大地区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海南槟榔营销及其对粤闽经济的影响

古代海南槟榔大多是在家前屋后种植，槟榔果的使用价值，仅是被受瘴疠之苦的土著流民及过往商贾以作治病的药材，或作为老百姓日常待客和婚寿的礼物，偶而也因其婀娜多姿的树形花果，让文人墨客作为抒怀咏叹的题材。然而，这种状况到了宋代，则发生了槟榔果从产品到商品的性质转变，大陆市场的热切需求，刺激海南槟榔完成“惊险的一跳”，从此产销两旺。

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7)中，较为详细地记述海南槟榔种植和营销的概况：①（海南黎地）“漫山悉槟榔、椰子树，”“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②他列举了海南沉香、槟榔、吉贝等24种土特产品，并指出：“其货多出于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与商贾贸易。泉船以酒、米、面粉、纱、漆器、瓷器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回船；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提到泉州商船如装运鲜槟榔就要提前回航，可知槟榔占有相当大的装载比重；③“商舶舆贩，泉广税务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

海南岛四面环海，宋代以后槟榔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两广和福建，因此，海运是当时槟榔外销的唯一途径。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东南沿海一带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趋成熟，为商品货物的运输提供了基本条件。北海、海安、雷州、赤坎、江门、广州、潮州、泉州等滨海港埠，先后成为海南槟榔的主要集散地。

乾隆年间，雷州港“往来商贾辐辏”，有专营海南槟榔批发的商家成行成街。该港的南亭街，是经营槟榔商号的集中之地。槟榔是从琼州海运而来，天后则是保佑航海平安之神，两者均与海运关系密切。榔行商人因为生意兴隆特别热衷于修建天后宫。乾隆八年（1743年）重修天后宫时，榔行众商47家捐银九百一十二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榔行众商43家又捐银五百二十四两重修天后宫东面两廊。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榔行众商28家又捐银一百一十六两再修天后宫正殿屋宇。(8)

江门港地处西江、潭江下游，明代开始兴旺。进出口岸的贸易船舶有：往琼南、雷州、高州、惠潮、浙闽各口的白艚贸易船，以及广西、海南陵水、清澜、崖州来的船只等等。当时来往江门港的海南各地货船很多，原因是阳江一带商人，自明至清长期专做海南岛槟榔、椰子生意，他们从产地以低价买入，雇船运输，再经过江门港转销粤地，“物虽微而利最長”。广州港和泉州港在宋代已发展成大港，闻名天下。福建泉州早在北宋时已有商船定期与海南通航，苏东坡贬昌化军北归时说：“必待泉人许九船来才可”可证。泉（州）商、兴（化）贩正是因海南槟榔及其它土产生意特别兴旺，才敢抢季节乘风破浪而来，又满载倍蓰之利而归。宋人王象之写道：“琼人以槟榔为命，产于石山村者最良，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4，（琼州）］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述：“槟榔生海南黎峒，……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数万缗，惟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5)

海南槟榔产销两旺对广东、福建等地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岁过闽广不知其几千百万”之槟榔的采购、加工、储运和分销，不知有多少行脚商、经纪人和海商车夫，常年奔波于琼岛各县，长途贩运于粤海闽地，同时又需要多少船舶车马来从事营运。清代吴者仁在《槟榔赋》中生动地描写了海南槟榔经包装过海之后，从水陆两路分销岭南各地的情形。明朝高官丘浚曾对海南槟榔业的兴旺景象，赋诗抒怀：“千树榔椰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从市场营销学原理分析，一种商品通过它的需求效应，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吸引众多商贩投资营运，既能在市场获利，又成为当地财政税赋的重要来源，而且其市场生命周期维持上千年之久，这在海南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三、海南历史上的槟榔生产与经营

海南槟榔的种植区域基本上跟海南历史人口分布和农业开发的进程趋同，即唐宋元相对集中于东部，明清以后则扩展到中、西部。海南谚语“东部槟榔西边米”，大致概括了这个特征。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海南槟榔产业的分布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槟榔产琼州，以会同为上，乐会次之，儋、崖、万、文昌、澄迈、定安、临高、陵水又次之，若琼山，则未熟而先采矣。会同田腴瘠相半，多种槟榔，以资输纳，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4)明末清初，除了传统的种植区域外，东北部的儋州、澄迈、临高等地槟榔种植也发展较快。东部的会同县，在明嘉靖年间“田土膏腴，竞种槟榔”，到了清初居于首位。至道光年间，这些县份仍然是槟榔种植生产的重点地区。

从史料所见，明清时期，海南一些州县几乎依靠槟榔生产来维持地方财税收入，如陵水县：“岁贡惟槟榔，熟而价高，少为差粮之助”；〔康熙《陵水县志》〕；会同县：“役重，借槟榔输差”；（乾隆《会同县志》）乐会县也是“栽槟榔赖以供粮税”〔康熙《乐会县志》〕；“(海南)土人以是作贸易，田亩大半种此，因籍以资输纳焉。”〔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明清海南州县赋税多是将“榔椰税”合计，各地差别较大。根据清·道光《琼州府志》列举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笔者作了一个统计，其中：“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是最多的；其次是“牛税”，占28%；而万州榔椰税在全岛各州县中，又独占26%，是最高的；其次是会同、定安、乐会、文昌、琼山、陵水、崖州、澄迈、儋县、临高、昌化。这个统计数据，从基本面反映了清代海南槟榔种植生产的情况。

明清时期，受岛内外市场的刺激，海南槟榔种植面积愈加扩大，各地民众不仅“耕种之暇，凿山种榔”，有些地区的田地多半用于栽种槟榔树，甚至发生与粮争地的现象。例如康熙年间，乐会县就因“多治榔而少治田”被认为“弃本而趋末”。但是也有不少人士正视现实，就事论事。明《正德琼台志》（槟榔）条目下特意选录了一组“槟榔诗”，从中发现海南槟榔种植和经营的许多信息。从诗文可知，海南槟榔交易居货之首，炙手可热，众商竞争激烈。为了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售成本，提高赢利，尤其槟榔果加工需趁季节采摘加工才能迎合嗜好者口感，众多商贩们想方设法在收获期到产地直接采购。所谓“小贩纳税月，巨商守藩篱”，“海贾寻村远问津”，为的是及时装船起运。

明清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放弃了粮食生产，转业成为槟榔园的经营专业户。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提到：琼山县，农业条件不差，但“禾虽三熟，而禾亢禾余往往不给”，原因是“人皆从事贸易，不甚力耕，……多取盈于果瘢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斯则膏腴之产矣”。(4)375在这些地区“槟榔弥山遍野”的景象随处可见。清代甚至出现了植树数万棵的大规模的槟榔种植园(9)，不仅比元明时代的“千棵槟榔园”有更大的扩展，而且从管理到收获也都雇佣农工，园主依靠长期经营赚取投资利润。如此看来，其投资规模和雇工方式，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了。

明清时代，黎族群众在聚居地开荒种植槟榔园的现象日趋普遍。发现于琼中县原和平公社斩对村的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地黎人将槟榔园作为遗产继承并立契树碑的事例。中央民族大学也收藏一份关于黎族槟榔园财产买卖立契的材料。从上述两份材料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几点认识：①槟榔园是黎族群众世世代代经营的重要的产业，且作为家庭谋生谋利的重要手段，起初多是合伙开垦几处榔园，并有财产权和继承权；②槟榔园座落在村寨周围山岭，并且常有祖坟同在，较大的榔园须雇工照管，同时负责修坟拜扫；③榔园植株一千二百株不等，槟榔果收入不菲；④该碑禁止头家众人私自典卖榔园，则说明在黎族地区槟榔园是可以典卖的；⑤头一份碑文没有交待要交租纳税的问题，说明某些黎村有例外；而后一份契约则交代槟榔园应由买方“耕助纳”，即要承担相应交纳槟榔税的义务。

槟榔的种植要经过育苗、移栽、照管等环节，经过几年栽培便见开花结果。槟榔树对土肥要求不严，适宜岭土坡地和家前屋后栽培。由于海南岛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只要种苗优良，照管得当，可望有十几年稳定的收成。作为一种热销数省的农产品，关键问题是如何对成熟果实进行加工和储运。

海南民众很早就掌握了槟榔的分类加工和储存包装的一套技法。如东汉杨孚早已记述加工槟榔“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1)，这就成了槟榔干。宋代周去非和赵汝适在其著述中都详细介绍槟榔的加工方法：“春取之为软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5)(7)“槟榔白”也可食用。所谓“槟榔白”，指的是槟榔花和花苞，经加工可服用，清热解毒有疗效。此外，还要根据中医治病和药房配制成药的要求，对槟榔的各品种成份进行加工，既要保持药用特性，又满足市场需求。

槟榔果先要避开阴雨天采摘，而后要经过蒸焖、分切、腌制、串联、晾晒等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技术出现偏差，会直接影响其色香味。槟榔加工还要考虑到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和需求特点，比如：海南人喜欢食用榔青，“味厚而香”；钦廉、新会、西粤、交趾人喜食熟制槟榔肉；高州、雷州、阳江、阳春人食用干焦连壳的“枣子槟榔”；惠州、潮州、东莞、顺德人食“心小如香附”的干槟榔；广州、肇庆人食盐渍的盐槟榔。在营销过程，海南民众还发明了一种替代蒌叶的配料，既解决了蒌叶保鲜期过短之虞，又使平时吃食槟榔更为方便。

唐宋时期，随着海南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和港口津渡的建置，海商货贩纷纷从大陆各地往返于海南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尤以粤、闽、东莞、新会、潮州、北海籍海商为多。历至明清两代，在历史上开发较早、经济比较发达的府城州县治所和港埠，形成了槟榔批发市场和商人会馆。

乾隆、嘉庆年间，高州商人捐资在海口建立了高州会馆。高州商人主要从高州、安铺等地把米运到海南销售，同时采购槟榔运销岛外赚钱，高州会馆的经费是他们从每包米和槟榔里醵出铜钱若干，再补以其他来海南经商的高州人献捐的“香灯钱”。崖州天后宫后来也经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台山等地商人合资重修，再添一座“五邑会馆”，作为五县商人寓居安歇、招商贸易和祭祀拜神的场所。1989年，三亚市崖城镇还出土一个明代大铁权，即当时商人起称槟榔的铁秤砣，上铸：“崖州天后宫槟榔码重一百角力”，使用一百斤重的秤砣，可见崖州槟榔产量和贸易额之盛。

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一个估算数据：海南槟榔“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4)《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年间，如果这个数据属实，则说明海南槟榔的销路发生变向，从宋明两代主渠道在两广闽蜀，转而销往交趾（越南）、扶南（柬埔寨）。究其原因是：清代以后，两广闽蜀对槟榔的需求明显减少，而海南槟榔业却在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和产量，本地商人唯有寻找新市场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海南槟榔业面对盛极而衰之形势所做的分销决策，也可以认为：经营者随机应变，转而开拓国际市场了。

通过考察海南槟榔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海南槟榔经济从宋代以至明清得以迅速的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宋代以后，槟榔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从平时防瘴治病的药材扩展为老百姓日常享用的嗜好品，甚至是象征身份的奢侈品，接而形成千家万户交际应酬的礼品，其市场容量和消费需求之广，是海南槟榔经济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2，海南槟榔的种植、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经营，环环相扣，周转顺畅。同时岛内岛外密切配合，交通流通相得益彰。这是海南槟榔营销的成功之处，尤其值得后世借鉴。

3，海南槟榔经营者为了适应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及药用特性，在采摘、制作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加工技术，这对海南槟榔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农产品的深加工不但能使其保值、增值，还能使农民分工分业，又能刺激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促进再生产的扩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4，宋元之后，海南槟榔在全岛各州县普遍种植且成林成园，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产量质量有保证，既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能培育出名优商品，或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黎族群众通过经营槟榔园参与市场竞争，其意义非同小可，黎族群众对海南槟榔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

5，海南槟榔经济从清代中后期走向衰退。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经济衰落，民不聊生，再加上外国商品大量倾销，鸦片烟更首当其冲，与此同时，烟草种植和消费也在粤闽两地流行起来。作为嗜好替代品，香烟消费比之槟榔愈显时尚，造成嗜食槟榔者日趋减少。而槟榔作为药材仅为中成药的一味配方，其功能和需求量也逐渐弱化。如此看来，槟榔一旦消解其嗜好品的商品属性，还原其“宾门之郎”的双关称谓，那么，其终极价值将成为婀娜多姿的绿化树和岭南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了。

參考文献：

(1)杨孚：《异物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南越王五主传及其他七种》,1982。

(2)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227-1230。

(3)唐胄：《正德琼台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

(4)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8-629。

(5)周去非：《岭南代答》［M］.中华书局，1999.235-236。

(6)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3.53。

(7)赵汝适：《诸蕃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86-220。

(8)叶显恩：《广东水运史》（古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230。

(9)吴建新：《我国槟榔应用和生产的历史》［J］.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