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农器图谱》体例研究

2006-11-24柴福珍张法瑞

农业考古 2006年4期

柴福珍　张法瑞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历代遗留下来的农业古籍十分丰富，但是采用文图诗并茂体例行文的农书却仅只元代王祯《农器图谱》(1)一部。《农器图谱》何以采用这一体例尤其是在农书中附诗，后世农书又何以不能继承这一体例继续在农书中附诗成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去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农器图谱》采用文图诗并茂体例的历史原因

首先，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农事诗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王祯作为重要的传统农书的作者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

自《诗经》开始，我国就有农事诗出现。到宋时，大量农事诗产生，而且南方农事诗的作者数量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南方农业生产为主的诗作也大大超过了北方，我国农事诗创作达到高峰。据统计，宋代涉及农业的诗歌有一千多作者，十万余首诗作（包括断句），约占宋诗的一半(2)，这其中有许多直接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的发展。农器也开始成为关注对象，被大量而直接地写入诗歌，热情赞颂。如可为代表的苏东坡的《秧马歌》。到南宋后期，农事诗的创作仍方兴未艾。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大诗人相继辞世，以江湖诗派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中小诗人开始活跃于诗坛。这些诗人或为布衣，或为中下层官吏，身份地位普遍比较低微，对农村相对熟悉，对农事诗也表现出较大的创作兴趣。据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农事诗作者有百余人，作品数量近八百诗，较之上一个时期毫不逊色(3)。就王祯所处的元代而言，也有不少农事诗创作，给王祯《农书》作过序的堪称元初的诗文大家戴表元，就作过不少农事诗，深刻反映了宋末元初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表现了作者对农耕生活、乡村景物的热情，富有生活气息(4)。再有袁桷《同之唯赋水车》、严世贞《沤麻池》、刘讠见《秧马歌和萧养吾》、潘省元《大车》、王冕《水车歌》等还直接对农器进行描写和赞美。

其次，到宋代已经出现了附诗的农书：《禾谱》(5)、《农器谱》、《耕织图》、《全芳备祖》等。当然《禾谱》在撰写之初并无诗，是苏东坡看后“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才作了一首《秧马歌》赠给曾安止附于《禾谱》的后面；《农器谱》是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为弥补《禾谱》的缺憾，在作耒阳县令时写成的。《农器谱》成书之后，周必大为该书作了序，陆游也给该书题过诗。曾之谨本人在农书结构上亦采取前序后歌的体例，如“薅鼓”诗，可惜原本逸失，究竟作了多少首诗已经无从查考。《耕织图》是南宋於潜县令楼王寿绘制的，图四十五幅，且图诗兼备。“《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一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6)。《全芳备祖》是南宋陈讠永创作的花谱类集大成著作。书分前后两集，共著录植物270余种。各种植物之下分三大部分，一是“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目，记载古今图书中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一是“赋咏祖”，下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共十目，收集文人墨客有关的诗、词、歌、赋。一是“乐赋祖”，收录有关的词，分别以词牌标目。在结构上，明显呈现先事后诗的特点。总之，在元代《农器图谱》之前，未见文图诗并茂的农书，但却为文图诗并茂的《农器图谱》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祯《农器图谱》文图诗并茂的体例受到前面所提农书的直接影响(7)，又超出了以上任何一部，它不仅用图文罗列他所能看到的和农业有关的所有工具和零件，还几乎在每幅图后都附上了一首以农器为创作对象的诗。这些诗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广泛，数量众多。这里我们将《农器图谱》与《耕织图》作一比较：

与《耕织图》相比，《农器图谱》中的诗与图在数量上都是大大地多于《耕织图》的诗与图的，而且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内容上也是各有侧重的。依王毓瑚校本，《农器图谱》中共介绍了261件农器，附诗共计254首，图共计303幅(8)。如：太社、国社、健⑶、伞⒖稹⒍凇⑷T、箩、升、斗、概等农器文之后各附1幅图，没有单独创作诗；铡、砻、斛等农器文之后各附2幅图也没有单独创作诗；犁、牛、耙、锋、劐、薅马、镰、砺、杈、搭爪、种箪、杵臼、甑、瓦窦、水磨、缫车、丝蒕、络车、织机、绵矩、木棉弹弓、蒊、屦、橇、葛灯笼、帚、蒔等农器文之后各附2幅图，1首诗；木欠有四类：铁木欠、木锨、铁刃木锨、竹扬锨各类都附1幅图，1首七言诗；杷有五类：小杷、大杷、谷耙、竹杷、耘杷，各类都附1幅图1首诗（小杷除外），共5幅图4首诗；、禾檐、蚕簇、瓢木否等农器文之后各附3幅图1首诗；筲、量器综述、蒖、法制长生屋等农器文之后各附1首诗，没有图。这些图中，有的是“带有背景和人物的，以及比较复杂的机械，都有些像是工笔画；更有一些简直近似风景画了”，属于“《耕织图》式的艺术作品”；有些则只单独画出农器，将其中的部件则一一作出标识，简捷明确地传达出农器形制功用用法的信息，“已脱离了绘画的形式。”“图样的绘制、线形的采用，文字说明等技术事项，都明显地反映出王祯《农书》中工程图样规范化和标准化倾向，特别是在图线的线型方面大都采用一种线型，即实线，这种单线勾勒更好地表达了各种器物的质感”(9)。诗的内容大多与图一致，附在“《耕织图》式的艺术作品”后的诗大多用赋、赞、歌、咏与长诗的艺术形式，着重渲染田园风光，突出重农思想和对当时现实社会状况的艺术反映；附在只有农器的图后的诗着重强调农器形制、功用与功效，突出劳动人民在农耕活动中的智慧。

二、《农器图谱》采用文图诗并茂体例的时代因素

诗歌创作是一定会带有时代特征的，是深受诗人生活的时代状况影响的。王祯的诗歌当然也不能例外。王祯生活的时代大约是蒙古灭金后到元代中期结束前。

蒙古灭金以后，一些蒙古贵族先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以其原有的游牧生产方式统治中原，把大量耕地圈为不稼不耕的牧地、草场，并一度盛行驱口(10)买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建元，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1)，国家经济政策才开始逐渐重视农桑。不仅设劝农司、大司农司，还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鼓励农桑。“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12)。此外，忽必烈还屡颁禁令，严禁权豪势要扰民圈地，侵害桑稼；并且把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户，蠲免赋税，兴修水利，从而使元代农业生产得到比较迅速而且卓有成就的发展(13)。相应地农器在宋代农器的基础上也有进一步发展，如牛转翻车、水转翻车、水转连磨、机碓等的改进与发明。这种发展在王祯的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尽管如此，官不知农、不懂农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今之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勸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赍敛，只为烦扰尔”(14)。农民负担很沉重。诸色官府“一切趣办，用民最繁”，而且往往采用野蛮的强制手段，“聚数百人于庭，鞭笞拷掠，责其成于一二日之间”，甚至出现“民之役于官者，莫古于佣的情况”。赋役不均的情况也仍然十分突出(15)。王祯《农器图谱》的许多诗正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悲惨状况：农民们辛苦劳作，“凌晨几用和烟属斤，逼暮同归待月携”（《镢》），“才使赤页肩到场圃，主家仓廪又催收”（《禾檐》），“一得岂能偿百费，终岁勤劳一虚欠欷！”（《芟麦歌》）生产者根本没有消费自己产品的权利，而且在这样的盘剥之后极端贫困，根本无力更新农器，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在农业逐渐恢复，社会逐步安定的基础上，蒙古贵族大力提倡手工业，优待医、卜、工匠等专业人才。宋末以来的手工业、商业，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以后，重又走上繁荣的道路。但是享受这种繁荣的也仍旧是那些豪门贵族，他们生活奢侈，只知挥霍享乐，不问民间疾苦。农民们“才与机头借光润，已闻催布有征胥”（《纟卢刷》），“从此输功到机杼，年年亻希纟谷为谁新！”（《小纺车》）却不知豪门贵族们正“红炉画阁簇婵娟”（《火仓》），富贵之家更是“罗绮簇朱榭”（《蚕架》）。对此，作者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在政治思想上，元朝政治者仍不过是披上中原王朝皇帝龙袍的蒙古大汗(16)，他们不能完全接受农耕文化，“考有元一代诏令，率用蒙古文，蒙古色目，尽居显位。与汉人隔阂。故政治施设，罕有足观。……唯赋敛烦数，刑政废弛，种族见解过深”(17)。很多蒙古族官员根本不懂也不学习汉语，“北人不识字，使人为长官或缺正官，要提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18)，他们“立怯里马赤，盖译史也，以通华夷言语文字”(19)，即使这译史是否接受农耕文化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否能正确传达上下意见，沟通文化差异更是不得而知。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元代统治者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甚至于还有人提出要没收“两股铁禾叉”。还以归附时间先后为界线，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原金统治下的北方各民族）、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四个等级，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对这四等人的不同对待。蒙古、色目人在官僚系统中逐渐占据了重要职位，汉人只能起些辅助作用。但蒙古、色目人获取官位不是按照才干或者能力大小，而是凭借祖荫，看他们是否出身于“大根脚”或者怯薛侍卫。科举制度废立无常，“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20)。文人儒士的出路被断绝，即便踏入官场，也受到严格控制，只能做副职，晋升困难。于是一些儒士在潜心经史之余，涉猎有用之学如农谱、医药、卜筮、易历等，以济世用(21)，甚至于表现出相率写作农书的风气(22)。《农器图谱》的作者王祯正在此列，他游宦多年，政绩显著，年高之时仍不过是个县令，而元代县官的官俸是很低的，权势也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谷(23)。

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得到确认，但是“孔子之哲学及其恃以平治社会之道德仁义之道，在残猛侵略家视之，自不能发生兴趣”(24)，仅为一种工具而已。崇尚功利与实用的社会心态普遍存在，人们赤裸裸地追逐功名利禄，社会风气世俗化。“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至如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又恐贻笑邻里”(25)，可谓奢靡之风盛行。

在文学创作方面，元有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包容最广泛的诗坛(26)，元代诗歌数量与质量皆可踵武前代(27)，而且诗的繁荣普及超过了两宋(28)。诗歌仍然是元代文人文学中居于“正宗”地位的最重要的形式，而且在元朝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汉人儒士们于自己本民族文化中寻求精神避难的过程当中，希望用汉文明吸引蒙古、色目人，包括他们当中的上层人士，并且产生了很大成效(29)。再者“唐宋以来，挟一艺游公卿之门，因诗以得知者不少焉”(30)，因而农器也就有了“一遇诗人经品题，附名《农谱》名始跻，愿言永用同锄犁”（《田繾》）的可能。汉人官员中，擅长作诗的很多，《元诗选》中收录的诗歌作品作者很多就是地方官员，仅癸集就收录了中统至大德出仕的111人的259首诗歌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诗成了作者因为当时社会状况和个人遭遇所产生的许多复杂情感和热切愿望的最好的表达方式。这些诗以农器为歌咏对象，不仅融入了作者喜怒哀乐爱憎的深厚情感，而且表达了《农器图谱》的作者王祯的强烈愿望：希望借助于这些诗来讽谏元代异族统治者真正重视农耕，吸引他们了解和接受农耕文化，尤其是希望“躬任民事者”能够“有取于斯”，以期唤醒这些同他一样秩卑位低的躬任民事的地方官们维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改变世人认为儒者无所用心的看法。

三、文图诗并茂的体例未能得到发扬的原因探讨

首先，《农器图谱》文图诗并茂的行文体例对以后的创作是产生過深远影响的，如陈椿在元统年间（1333年—1335年）创作的《熬波图》，“自各团灶座，至起运散盐，为图四十有七。图各有说，後系以诗。凡晒灰打卤之方，运薪试运之细，纤悉毕具”，在结构上与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完全一致。

其次，《农器图谱》文图诗并茂的行文体例在以后的农书创作中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是与后世诗人们的创作和鉴赏诗歌的标准有关的。这里以《元诗别裁集》和《元诗史》为例分析大多数诗选和文学史（包括诗歌史）没有收入或论及王祯诗歌的原因，借以窥到后世文人创作和鉴赏诗歌的心态。

《元诗别裁集》原名《元诗百一钞》，是清人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合编的元诗选本，共收录152名诗人的619首诗。选诗要求“取精之又精”，所选的作品大都是抒写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其中有一些反映了当时汉人和南人在元代统治者的压迫下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但是反映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作品却很少(31)，从诗选中更很少看到直接以农业生产命题的诗歌(32)。所以可以想见其选诗标准的设置上就已经忽略了那些反映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诗歌，因此王祯农器诗没有被收入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了。

《元诗史》的研究则集中于历代已经有定评的诗人诗作上(33)，当然容易忽略那些选诗并不少，但是名气稍弱的诗人诗作，如，杨镰先生（《元诗史》作者）认为咏物诗是元诗的特点之一，却一点也没有提及专以吟咏农器创作诗歌的诗人王祯（至少现在所见仅是农器诗）。也许，杨先生限于著作篇幅，不能充分分析咏物诗的具体状况，故而未及王祯及其农器诗的吧。

从以上分析可见，《农器图谱》诗歌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并非诗歌本身的原因，而是选诗者和论诗者的个人标准所致。自然不重视这些诗的人也就不会创作这一类诗了。

再次，《农器图谱》文图诗并茂的行文体例在以后的农书创作中没有得到发扬光大还与后世农书的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文学修养有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诗歌作为文学作品，写入农书仍有不合时宜之嫌。从后世论诗者对《农器图谱》中的诗的评价即可窥见一斑。如清代翰林院的翰林们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这些诗给以“风雅可颂”的高度赞美，顾嗣立从中选诗51首并给以“皆能刻画模拟，曲肖情状”的热情肯定，石声汉对这些诗进行了“新颖入妙”的中肯评价都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唯一涉及农学角度的还是徐光启对王祯“诗学胜农学”的评价。这些情况足可反映出后世农书作者所处的文学创作氛围是很不利于在农书中创作诗歌的，这些农书作者本身是不乐于在农书中创作诗歌的。而且，一般说来，善诗者不善农，善农者不善诗。后世农书作者大多不能诗农兼善，在农书书中创作诗歌的能力有欠缺。所以，虽然《农器图谱》文图诗并茂的体例使这部书产生了摇曳多姿，内容表达充分的实际效果，但是后世农书大都只是选用其中的文图，很少涉及诗，更别说在农书中创作诗歌了。

再有，王祯《农器图谱》文图诗并茂的行文体例在以后的农书创作中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与后世的社会环境有关。元以后，以文明形态差别产生的巨大反差不复存在，而且题图诗和咏物诗的繁荣状况不能重现，农事诗创作缺乏元代特有的社会氛围，缺少相应的动力。而且后世的文字狱束缚了诗歌的创作。明代的文字狱是空前的，不仅直言犯忌，有时贺词也犯忌讳，禁令之多、犯罪名目之新，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社会上最有权势的是宦官，最有财富的是商人，正直的士大夫生命多不能自保，正直的文人学者也多不得好死(34)。为了加强文化专制，清代政府也是大兴文字狱，沿用明制以八股取士，使得很多文人学者钻入故纸堆中，潜心考据，并形成一种风气(35)。借农器起兴抒怀讽谏当然也便成为不可能的了。

注释：

(1)《农器图谱》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第一部兼论南北，企图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性的讨论，并把南北农业技术及农具的异同、功能进行比较分析的综合性农书王祯《农书》中最具开创性的部分（这部书由三部分组成：《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几乎罗列了他所能看到的和农业有关的所有工具和零件，并附有插图，每幅图还都附有文字说明。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农器图谱》的“每图之末，必系以铭赞诗赋，亦风雅可颂”这些铭赞诗赋共计255首（包括附录中的法制长生屋诗），而且都以农器作为创作对象。这样大量的以农器为创作对象的铭赞诗赋（下文将直接称之为农器诗）集中出现于一部农书中，且做到文图诗并茂的行文体例在历代农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2)孙开铨：《宋代诗词农事录凡例》，《农业考古》,1999(1):111-112。

(3)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演进和分期》，《文史哲》,2004(6):39-44。

(4)罗永忠：《戴表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5)《禾谱》是北宋曾安止在做彭泽令时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志。当苏东坡被贬职路过庐陵时曾安止将该书献给苏东坡。苏东坡看后认为，该文“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并作了一首《秧马歌》赠给曾安止附于《禾谱》的后面。

(6)楼钥（宋）《攻瑰先生文集》卷七十四《跋扬州伯父“耕织图”》。

(7)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462。

(8)文图诗的统计不包括杂录部分。

(9)刘克明,胡显章：《中西机械制图之比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97-98。

(10)驱口即奴婢。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已经明确这一概念：“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

(11)《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农桑》。

(12)铁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644-645。

(13)师道刚：《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1984,11:27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