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明

民意的一般含义是指公民共同的意思、意志，是指具有行为要件的人们之意志，其间即有动机、目的和相应手段的意思表达，往往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直接关系，将直接影响、左右公共政策的形成，同时，公共政策也将反映民意的走向。民意是民众对某一问题所产生众多观点的表达，它创造了民主政治的根基，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主要内容，而民主政治则保障了它的生存空间。

台湾自从1987年解除“戒严法”来，开放言论自由，90年代的政治民主改革，更加促进言论自由开放、媒体发达，反映民意的社会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更加密切，台湾民意亦成为当局各项措施的推行、选举候选人的提名、施政满意度、议题取向等等的必要的基础和重要因素，而政治选举更是为民意集中表达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要讨论的台湾民意主要是指选举中民众的意志表达以及对一些议题的意向。

“结构”一词，指的是结构里面存在着以各种关系类型为特征而聚集的“亚群体”。社会结构理论认为无论社会关系的内容及其表象是什么，都有一个潜在的形式或结构。譬如，选举是民意集中表达的重要机会，它固然是以人选为选择的对象，但竞争中的人选为了赢得选举，必然会通过同一社会关系的渊源来动员支持者，使民意建构出以民众自身的价值观、认知、社会分歧为基础而衍生的不同政治、社会利益冲突为诉求的结构。

台湾民意的结构化体现在:其一，无论是从近10年的民意分布的趋势看，还是以自“二届立委”选举至2004年“总统”选举中“族群认同与政党认同”以及族群认同与统“独”之间等议题的相关性看，台湾民意在议题间呈现明显的关联性和一致性，而10来年的时间跨度，也反映了台湾特有的政治环境以及议题具有高度稳定的特性，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情形。其二，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议题间彼此既有一定关联，而民众对有关议题的态度与意见因种种的社会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又分化成鲜明，较易辨识的，甚至是泾渭分明且又相对稳定的立场。正是这种相关性与差异性的分合，使得台湾民意结构得以维持。如有关统“独”的立场、族群认同的议题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三，主要形成了以地域性、情感归属以及传统社会关系的组合分化为基础的，以“地域、群体认同”为特征的结构化现象，这种归属与“认同”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人对政党、候选人、政策、议题等等的认知与评价，即在同一地域内、族群内、派系内有同质的心理归属感，从而形成了以南北地域、地方派系、族群差异等为特征的结构模式。

l. 以南北地域为特征的结构。由于历史的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重北轻南”政策原因,南北矛盾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加之代表本土势力的民进党上台之后,在民进党选举策略与民粹主义的激化下,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省籍矛盾,使得南北矛盾依旧突出,形成南北地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如传统上,国民党在北部拥有基础,而民进党在南部占有优势,南部民众历来本土意识暨台湾认同较强,最支持民进党。台湾的南北矛盾与差异是台湾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地域为界分割成具有不同利益或目标的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的政党或政治势力的民意基础。

2. 以地方派系差异为特征的结构。地方派系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台湾地方派系遍及全台县市乡镇，这些派系活动源远流长，在政治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下，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影响着历次选举的结果，尤其在都市化程度较低较慢的县市或乡镇，地方派系在选举期间所展现的动员实力仍然相当惊人，政党间的竞争往往演变为派系间的斗争,而地方派系为了政经资源与利益,与政党形成了相互依恃的结构性（下转第39页）（上接第36页）互动关系，凝聚了区分于派系基础上的、有差异的民意基础，具有结构性的特征。

3. 以族群差异为特征的结构模式。台湾族群的政治动员，在大型选举中最常见，尤其当候选人具有不同族群的代表意义时更加突出。在台湾政治斗争中，族群类属往往被用作一个区别的标准，尔后产生一种神圣性、一种近乎宗教性、排他性的情绪，这种基于信仰、价值而展现的意见，常常较具稳定性，而且每逢选举就被炒作一番。从20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看，虽然，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未能过半，但“闽南人”这个族群的支持率约在55％，比连、宋相加还要多，另有研究指出，就四个族群过去历次选举的投票行为看，闽南人偏“绿”，外省人、客家人、原著民偏“蓝”，已经是很稳定的族群投票趋势，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盛治仁，也就他实际参与过的多次民调经验指出，闽南人选票约占七成五，其中“绿”、“蓝”比例约五五比四五，至于外省人、客家人、原著民约占二成五，绝大多数是“泛蓝”的票仓。除了上述主要的结构模式外，以及以人口学特征分野的社会范畴，如阶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也较具结构性差异的特点，因这些特点也常见于其他民主社会里，故这里不做详细的阐述。

由上可见，台湾民意的结构化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结构，是一个有分化的结构，已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秩序，经过历史因素的沉淀、现实长期的互动，形成了以社会关系、情感结盟的，相对稳定的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社会分歧结构与民意结构分布有一定的拟合与对应，社会上既有的分歧与主观的政治价值冲突，构成了民意结构性差异与分化的基础，具有难变动性。这一结构是由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不但反映了台湾现实的民意状态，也反映了它与现实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