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韩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胡厥文等为代表的爱国民营企业家，坚守民族气节，积极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把自己的 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继续从事军需民用的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积极发动组织民营工厂内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业绝大多数都建在沿海地区，其中又以上海最为集中。当时的统计资料表明：上海有大小工厂、工场5418家。1936年底正式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登记的规模较大的工厂为1373家，约占全国已登记工厂总数的1/3，而资本额却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左右。上海的技工人数占全国技工总数的41％。这些民营工厂中的大多数厂家，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接受国营兵工厂的定货。它们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胡厥文深知工厂内迁一事关系着全国抗战大局，他认为必须在日军到来之前，把上海等地的工厂迁到内地去，在那里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积极生产，充实国力，为争取抗战胜利效力。1937年全面抗 战爆发后，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胡厥文和颜耀秋作为上海机器五金业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明确表示了态度：上海机器厂家，自愿将机器迁移到内地，以保证军事制造的需要。此举促使国民政府加快了工厂内迁的步伐。

国民政府决定着手组织工厂内迁。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并立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等业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并在监委会指导及监督下进行工作。8月12日，以上海机器五金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宣告成立，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任主任，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和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源任副主任。

当时，民营工厂中有部分人对内迁一事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心存侥幸；有的人认为机器设备极为笨重，战时交通阻塞，长途迁移，风险太大，顾虑重重；有的人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上海一旦发生战争，就把工厂迁入租界，苟安度日；有的人从本厂的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看，认为离开上海即无法生存；有的人对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生活十分留恋等。

在内迁动员会上，胡厥文说：“现在神圣的抗战救国战争已打响，这次战争不可能像‘一· 二八抗战那样快结束，日本的胃口大得很，它的目标就是要占领全中国。”“须知亡国之日，守财者财不能守，惜命者命也难全。”“租界不是保险箱，依靠租界并非万全之策，要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法西斯强盗，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它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占了再说。”“我们大家都不愿做奴隶，更不愿当汉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方工业很落后，我们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胡厥文当即表示将自己所办的工厂率先迁往内地，使得在场的 爱国实业界人士深受鼓舞。他们也都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有的企业家还斩钉截铁地表示：“誓不以厂资敌。”

在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内迁工作紧张地进行。其时，淞沪抗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工厂拆迁过程中随时可能遭受日机的轰炸。有时，人们正在抢拆机器，敌机来袭，不少人牺牲于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幸存者含泪把同伴的尸体抬到一边，咬紧牙关，继续前进。胡厥文全身心地投入迁移工作，冒着酷暑，顶着烈日，满脸是汗地走街串巷，四出奔 走动员、呼吁。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先后落实了迁移中急需政府补助的款项56万元和运输工具等，保证了迁移工作的顺利进行 。

8月27日，20余艘满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上海机器厂、顺昌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以及160余名技工的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从苏州河率先驶出，驶上了内迁的征途。在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内迁工厂的负责人和工人们一起在敌人的炮火下，抢拆机器、设备和物资，表现出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工作奉命结束。在胡厥文等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的146家工厂，1.48万吨物资和2500 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大后方。

对这次民族工业内迁的壮举，国人给以很高的评价，胡厥文对此亦感慨万千，他在《题逸千画马》一诗中写道：“朔风凛冽天初明，群骥奔腾万里情。丹毛动，白鼻鸣。壮心天赋予，千古此长征。”

加紧生产军需物资支援前线

1937年9月上旬，胡厥文所办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由上海运到武汉，随后马上进行了安装、调试，并于10月开工生产，成为首批开工的工厂。这两个工厂接受了大量的军需订货，先后生产出大量的飞机 炸弹弹头、弹尾引信，还与其他迁鄂工厂一起生产出10万多枚手榴弹，2万多枚迫击炮弹、 弹尾翼片以及大量地雷、水雷、军用镐、军用铲等军需器材。合作五金厂同时还完成了军需署被服厂干粮袋背包上的大批铜件订货。1937年10月，内迁至汉的机器工厂首批开工生产的有15家， 到1938年1月开工的有27家。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直逼武汉，武汉也处于危险之中。1939年3月，新民机器厂、合作五 金厂又只得从武汉迁至重庆。不久，两厂便开工生产。新民机器厂以制造工作母机为主，批量生产。合作五金厂因有电镀设备，制造各种医疗器械。两厂还承制各种军用品，曾大批量生产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壳子、刺刀、军用剪刀、军用铲、军用锅等支援前线。

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几家在重庆的上海民营内迁厂。当他们一行来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极为欣赏。周恩来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邓颖超也分别挥毫，写下了“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和“合作奋斗，发展生产”的题词。

在此期间，胡厥文还在桂林、祁阳等地创办了大中机器厂、新民机器厂湘厂等企业。1945年初，大中机器厂承接制造10万套4号甲雷引信的任务，并于4月正式开工，至8月如期完成全部任务。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亲自来厂视察，并颁发书面表扬。这是内迁工厂中唯一获得政府书面表扬的工厂。

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60多家机器厂被人们誉为抗战时期后方机器工厂的中坚力量。除了机器制造业外，还有不少其他民营厂在当时也是全国第一流的，这些厂构成了大后方民族工业的主力军。1939年以前，大后方民营工厂以生产抗战所需的军用产品为主。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些工厂每月可制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炮弹、炸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000多枚，机枪零件1000多套，小圆锹30万把，大小十字镐20多万把，地雷引信1000多个，军用钮扣500万个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赞扬，称之为“大后方工业生产之洪流”，“抗战初期厂长与职工为迁移工厂而流洒血汗所培养出来的花蕾”。

1938年4月，迁入四川工厂联合会成立。该会章程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为宗旨。”胡厥文被推选为执行委员。1942年4月，胡厥文又在联合会第3届会员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在以后的辰旎嵩贝蠡嵘希他被连选连任，直至他离川返沪?943年4月，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成立。该会的目的是组织工业界人士共同努力促进工业化，以巩固国防，充裕民生经济。随后各地陆续成立分会，胡厥文被推选为中南区工业协会主任委员。

为了展示迁入四川工厂4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展示民族工业的雄厚实力，1942年1月，迁入四川工厂联合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参加展览会的有230个单位、97家工厂，共展出49类产品，显示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和重大成就。 新民机器厂生产的万能铣床做了现场表演，博得了好评；合作五金厂生产的镀铬医疗器械引人注目，填补了后方生产的空白。展出中重庆渝鑫钢铁厂和中国兴业公司的冶金产品和机器模型倍受关注。人们把这些民族工业，特别是民营重工业的发展，誉为“抗战中的火花”。展览会为期15天，参观者逾12万人，盛况空前，获得中外人士的一致赞誉。《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写道：“这个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四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它充分体现了以胡厥文为代表的爱国企业家和迁川各厂广大职工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必需品的爱国精神。

1944年10月10日，迁入四川工厂联合会同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牛角沱再次举办了“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参展的主要厂家有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新中工程公司、上海机器厂、西南化工厂、家庭工业社、恒顺机器厂、震旦机器厂、华生电器厂等。一些新产品出现在展览会上，再次轰动了山城。中共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也亲临参观，他们参观了所有的展品，并对合作五金厂生产的军需品和镀铬医疗器械作了高度评价。

内迁工厂对后方的巨大影响

1937年以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十分不合理。据有关统计 资料表明：战前，后方较具规模的民营工厂，在四川仅有机器工厂2家，电力工厂1家，面粉 厂5家，水泥厂1家，纸厂1家；贵州有纸厂1家；陕西有纱厂1家，面粉厂2家。西康、青海、宁夏三省没有近代工业。上海等地民营工厂的内迁，对改变这一状况起了重要作用。内迁民营工厂共计480余家，其中迁移四川的约占一半多，其他大多迁到陕西、广西、湖南。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内地工厂已发展到3000多家。

内迁工厂门类结构比较完整，不仅使大后方原先基础较为薄弱的工业得到增强，同时内迁工厂带来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大量的技术人才，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内迁的钢铁、机器制造工业也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装备。正如1942年1月，周恩来参观渝鑫钢铁厂时题词那样：“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作者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