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令澳

五、撤军谈判的前前后后

（一）初抵长春

按照中苏双方协议的规定：接收东北主权，首先要与东北的苏联驻军当局洽谈撤军的时间和程序，要在苏军同意后，国民党军队才能逐步接防。因此，第一阶段东北局势，以中苏双方外交折冲居于首位。

1945年10月7日，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由主任秘书胡世杰率领一批主要工作人员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同由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廿对内称东北行营前进指挥所卅的两架运输机，一起由重庆白寺驿机场起飞，经北平住宿一宵，10月9日作为先遣人员抵达长春。在机场受到苏联驻长春司令部的一位少将参谋长的欢迎，并由苏军女兵向我们献花。长春市民的代表，举着欢迎的旗帜，列队欢呼迎接我们。下机后，由苏军联络官及所谓“长春市民接待委员会”人员廿后来知道他们多半是长春伪满政府官员卅陪同，乘坐苏方所准备的汽车，下榻在原长春市长廿日籍卅官邸休息。翌日，正逢“双十节”。上午9时在官邸前草坪上举行“升旗”典礼，由董彦平副参谋长简单致辞以后，全体合影留念。记得董彦平是东北人，他流亡关内历经苦难，现在衣锦还乡，心情激动，即席演讲时声泪俱下，感染了同机去长春的所有官员。这一批到达的人员是为蒋经国和熊式辉来长春打前站的。当时出面打头阵与苏联军方谈判的是外交特派员蒋经国。行营这个军事机构尚未得到苏联官方的承认。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在行政系统上是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行营处于平等地位，又加上“太子”当特派员直接“通天”，凡与苏方交涉的经过，都用绝密电报直接发往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廿组长毛庆祥卅译呈，这些事都是我在第三科经办的。

从到达长春后的第二天起，东北行营前进指挥所迁往长春中央大街的原“满洲煤炭株式会社大楼”（习惯上称“满炭大楼”）。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仍旧占用原来长春市长的官邸。这所房屋作为蒋经国会客、宴请、办公之用。门卫由苏军士兵担任，并由苏军驾驶的一辆吉普车供蒋乘用。当时长春完全处在苏军管制之下，市面萧条，社会秩序很不安宁。苏军一部分士兵军纪较差，常拦路抢劫行人手表、照相机、皮衣等物。许多从北满牡丹江、佳木斯一带逃来的日本难民，情况更为狼狈。女的都面涂黑灰，头戴棉帽或包裹毛巾、黑布等，不辨老少。他们白天流浪街头，天尚未黑即躲藏进空无人住的大楼地下室中。长春那时一到下午4时，街上行人不见踪影，只有苏方的军用车辆往来飞驰。苏联方面在我们这里派有联络员，凡我们有事外出，都乘坐苏军驾驶的吉普车，不论白天黑夜均可通行无阻。而对行营方面却并无此等“优待”。例如副参谋长董彦平有事外出，也要来电话联络，由特派员公署派懂俄语的人陪同他乘坐苏方提供的吉普车，方保安全。我们在那时感叹：“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我们反倒成了享受特权的外交官了。”

（二） 现地谈判曲曲折折

1945年10月12日，蒋经国、熊式辉、张嘉偕同一大批随行人员搭乘两架专机抵达长春。我们都去机场迎接。在机场上欢迎他们的还有苏联红军远东地区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大将的代表帕甫诺夫斯基中将、苏军长春警备司令卡里洛夫少将等。蒋经国等下机后，因与熊式辉等同行，就去事先准备好的原伪满大臣丁鉴修的公馆。旋即由胡世杰陪同来到外交特派公署察看，并和我们一一谈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因熊式辉频频来电话催他回去商谈，不久他就走了。待到第二天，他就搬到公署来住了。蒋经国首次在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谈判，主要内容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商谈具体的实施办法。

1、明确苏军开始撤兵日期及撤退的程序。

2、在苏军未全部撤退之前，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先行接收东北各省几个主要城市的行政权并保证其独立行使治权。

3、苏军撤退时中国军队需制定接管的细则，避免出现双方的军事真空或双方军队并驻而引起的误会和磨擦。

谈判中苏方声称：第一点，撤军日期由于目前苏方作战任务尚未彻底完成，何时开始撤军，必须等候斯大林元帅的命令。苏联红军当局无可奉告；但苏方自当履行双方的协议。撤军程序除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地区以外，将自南而北逐步撤出。中国方面可以根据苏方的通知，陆续进驻。第二点，同意国民政府中央派遣行政人员接管东北的地方政府；但在苏方军管期间，应尊重当地苏军的军事行动。由苏军派遣各级军事联络员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当局与苏联驻军之间的桥梁，相互尊重。第三点，中苏双方军队之交接换防，现在为时尚早，须待第一项明确后再议。第四点，目前东北的铁路、交通、电力、工矿企业，是属军管，在苏军未撤退前不能移交。

双方第一次谈判气氛尚称融洽，外交活动也频频开展。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将军主持过一次宴会，宴请中国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蒋经国、熊式辉、张嘉等。苏军驻长春警备司令还举行酒会，有苏联派来远东地区慰劳苏军的著名“红旗歌舞团”演出节目及进行伴舞等。当时重庆方面接到谈判情况的报告后，即由蒋介石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饬令中央各部、会所派的接收特派员及东北九省三市的主要负责人，带领接收人员迅速飞往长春，由熊式辉负责作好地方行政机构的接收准备事宜。蒋介石又指示蒋经国会同张嘉继续谈判，内容有：

1、 东北工矿企业、电力能源等如何接管问题，特别提出对鞍山钢铁厂与抚顺煤矿等日本统治时期一些主要工业基地，要求苏方同意中方派员廿工程师、技术人员卅了解廿被破坏、迁走的卅实际情况。

2、 中苏双方如何具体履行“中国长春铁路协议”，成立中方理事会与苏方共同管理中长铁路，首先是哈尔滨至大连一段的铁路。在这两个问题上，谈判发生了分歧。苏方宣称：

1、在东北的日本军队是苏联红军击溃的，东北是苏联红军经过“作战”而占领的。正像在德国作战一样，苏军认为东北境内的日本重工业、电力能源及其他矿产资源，均属具有作战潜力的军用物资，自应作为苏联占领军的战利品，由苏军作出处理，中国方面无权过问。

2、苏联军方告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长铁路曾遭到多处破坏，现经苏方修复通车，由苏联红军实施军管，已在（1945年）9月22日宣布在长春成立“中长铁路理事会”。由于中方人员未曾到达，苏联军事当局已任命卡尔金中将为理事长，负责管理中长铁路。中国方面可以在一定时候，按照协定，成立中方理事会，共同接管中长铁路的合办事宜。

此时，熊式辉根据伪满分子的种种情报，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进入东北各地，纷纷成立民主政权。他要求蒋经国与苏方交涉，允许派遣东北籍国民党政府大员，如莫德惠 、金镇、邹作华等分赴吉林、沈阳、哈尔滨去“宣慰”各大城市民众；并代表蒋介石发表《 告东北同胞书》，企图通过接触伪满时代的一些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等地方势力，了解各地方实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开始时，苏方为了敷衍蒋经国，应允派遣苏军联络官陪同莫德惠去离长春市不远的吉林市一次。以后则声称：中国官方尽可以自由地去各地访问，无须苏方派员陪同。此举使得其他“大员”因无苏方的安全保护，都不敢前去。与此同时，熊式辉又碰了钉子，他一到东北就在“满炭大楼”门口挂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招牌。苏联远东地区红军驻长春前进指挥部司令伏斯德诺霍夫大将立即派一参谋军官来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提出抗议，说早已通知：在苏军占领期间，除中国方面的文职人员接管地方行政权外，不允许任何军事机关进驻。要求立即撤去“军事委员会行营”的牌子。蒋经国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熊式辉，熊十分气恼，一面要求蒋经国向苏联军方解释：“行营”并非单纯的军事机关，而是兼管地方行政及经济事务的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最高代表机构。但苏方不接受，说除非有莫斯科的指示，苏军不能承认这个机构，如被武装占领，苏方不负任何责任。熊式辉无奈，只好暂时卸下了这块招牌。由此他认为东北局势不可测，问题严重，与蒋经国商谈后，决定一同回重庆，亲自向蒋介石汇报情况，研究对策。

蒋介石听了蒋经国与东北苏联驻军当局初次谈判的经过，以及熊式辉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以后，认为问题的中心是共产党军队在苏军的掩护下，正在迅速进入东北。他们必然会利用苏军所缴获的关东军武器扩充武力，对抗“国军”。如果国民党能早日接收东北各大城市， 利用地方政权就地组织保安团队及建立警察武装，可以制止共产党势力迅速蔓延，再配合中央军的到来，东北局势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蒋介石决定采取两项措施：

1、根据苏军所同意的，由国民党派员迅速接收东北省、市政权，首先是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三个中心城市。

2、抽调中央军精锐部队，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并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洽商利用美国军舰、飞机运送部队到塘沽、秦皇岛一带待命，作好军事接收的准备。一方面蒋介石指示外交部：将东北苏军到期不撤退，苏联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阻碍国民党政府接收政权、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致送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履行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的决议，保证中国在东北行使完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其实是为了要求美国迅速空运国民党部队及为加紧装备蒋军制造根据。

1945年10月26日，熊式辉和蒋经国飞回长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除长春市长赵君迈廿他与蒋经国在江西时代已私交甚笃卅早已随外交特派员公署飞抵长春外，新任的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翰涛、大连市长沈怡、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等纷纷来到长春，准备前往接收各地的行政权，成立省、市政府。但是，苏联方面此时忽然生出种种借口：或强调交通不便，目前不能去；或说地方秩序不安宁，苏方不能保障中国政府官吏的安全。而且扬言：苏联驻军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准备撤退。经过了大约十多天的交涉，关于接收一事迟迟不能落实，于是在“满炭大楼”内，反苏反共谣言蜂起。国民党的大官们认为，苏军不肯如期撤退，不愿协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主要城市都是为了“掩护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壮大”、“要把东北交给共产党”、 “苏俄是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的国家”等等。

（三） 第一次长春大撤退

此时，熊式辉与蒋经国频频向蒋介石电告苏军态度变化，接收无望，谈判无法再取得进展等情况。11月10日，蒋介石电召他们两人去渝廿重庆卅。

当时在长春确实有不少倾向共产党的“土八路”，并且还有人包围了“满炭大楼”。我记得我们外交特派员公署是设在伪满长春市长的官邸，一天中午正在吃中饭的时候，忽然接到行营董彦平副参谋长来电，询问我们这里情况如何？我跑到外面一看，院子里的草坪上忽然开来了约一个连的“土八路”，他们穿黑色军装，把枪架成三角形，枪尖上系着红色小三角旗，静静地安坐在枪架四周的草地上，纪律良好。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不答。干什么的？说是“来保护你们的”。当时第一科科长许培尧立刻去找派驻我们公署的苏军联络官，他却不见了踪影。许培尧感觉情况有异常，就到联络官室挂军用电话给苏军长春警备司令部，询问联络官为什么撤了？我们受到不明来历的武装包围，要求苏军立刻前来保障我们的安全。苏方佯作不知，答应立刻派军官来解决这一事件。不到30分钟，这些“土八路”忽然悄悄地走了。两位苏联军官带了几名士兵坐汽车前来，一再说明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云云。同时“满炭大楼”方面也解除了包围，“土八路”不知去向了。在这种情况下，长春的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惊惶失措，人人自危。外交特派员公署将这些情况电告了蒋经国，蒋经国回电：“作好准备，退到北平。”

11月7日，重庆派了飞机，由北平分批来到长春机场，准备把在行营内待命的各省、市主席和市长以及外交特派员公署全体人员在一天之内接走。这就是所谓东北著名的“十一月大撤退”。只留下副参谋长董彦平等12人组成军事代表团留守行营，与苏军保持联系。其中无线电报务员及在长春机场与苏军作联络的国民党空军一位姓金的少校（懂俄语），仍坚守岗位。苏军方面见到国民党大批官员突然集中到长春郊外飞机场等候搭机离去，曾经向外交特派员公署主任秘书胡世杰和行营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少将进行挽留，要求不要撤退，重行谈判。但因重庆的命令必须执行，飞机已经一批批到达机场，我们只好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

（全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