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不久前以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名义，在“流金岁月”栏目组织了《长征组歌》创演人员重新聚首的访谈类节目。上下二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断出现热泪盈眶的感人场面，使我这个有着《长征组歌》情结的观众也心潮起伏，不由得联想起有关音乐的许多问题并陷入深深的思考。

记得《长征组歌》首演那年我是个初二的学生。当时坐在邻居家的收音机前，手捧着薄薄的、小小的《解放军歌曲》上刊载的《组歌》全曲（初稿）细心聆听。这个初稿后来经过了较大的修改，至拍成电影并出版简谱单行本时已有很大不同。约30年后，我在社会音乐活动中也组织排练并指挥演出过《组歌》的选段，我挑选的就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此曲初稿的标题叫做《入云南》）和《到吴起镇》。长征组歌为什么广受欢迎？为什么访谈中当年参加演出今已年过花甲的战友文工团的歌唱家们，无论知名或不知名、名气大或名气小，个个激情澎湃，从心灵深处表现出对这部作品的热爱和深深的依恋？难道仅仅归因于老年人的“怀旧”？绝对不是。这就是我思考的发端。

在访谈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已故词作者萧华将军的亲人的回忆：是一个才10多岁就亲历长征的小红军刻骨铭心的记忆，促使后来身居要职的他利用养病的机会写出了长篇诗歌，奠定了这部组歌的文学基础。我们了解到作曲班子组织了长征沿途11个省的深入生活和音乐采风，领导部门组织全体演唱人员听报告、听故事，了解长征史实，领会长征精神，使组歌的音乐创作和演出更加深刻，更加传神。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出马，不只是原则上的关怀，更多的是具体的思想指导和艺术探讨。从节目中贾世骏、耿莲凤等人动情的追述中，我们发现老一辈革命家的长征精神传布到了至少跨越三代的创演人员身上，形成了作品成功的思想基础。这就启迪我们，成功的音乐作品应该是来自生活，反映社会，尤其要表现时代精神，表现人类在不同的特定条件下那种永恒存在的反抗命运追求理想的伟大力量。

《长征组歌》的成功除了来自正确的创作思想，从音乐技术上看，取决于它的丰富多彩、优美动听、感人肺腑的旋律。（本文不是作品的分析和评论，本文旨在谈这档电视节目给人的启示，所以不泛泛举例。）长征的“内容”涉及11个省份广大的地域和众多的民族，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丰富的资源包括地域性旋律和民族性旋律，成为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成为《组歌》成功的得天独厚的“神助之力”。听《组歌》旋律的写作者之一生茂讲述甚为快速的谱曲过程，听贾世骏讲述《过雪山草地》中领唱部分的演唱构思，听耿莲凤演示《告别》中女声合唱《惜别》片断时的演唱处理，听《祝捷》的领唱者演示湖南花鼓调的片断，特别是听马国光夫人回忆马在演唱处理上由于美声专家的指点不顶用、而从曲艺表演中获得灵感的过程，我们无不感受到民族旋律和民族风格的重要地位和强大魅力，极其深刻地体验了“旋律是音乐的灵魂”这句话的涵义。而且，中国的音乐传统尤为强调旋律，要想创作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没有优秀的旋律就不可能。这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傅庚辰在全国音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乐派是何等正确，这确实是每个音乐工作者应该把握的方向。

“流金岁月·长征组歌”这档节目发挥电视媒体灵活采访、直观展示的特长，使我们对音乐上不少问题的感受和认识都得到了深化，由此我就联想到值得注意的当前音乐传播的方式问题。在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之前，音乐作品的传播主要依靠广播和电影，演唱和唱片的覆盖面是有限的，纸质文本倒也不少。现在，电影已基本不是音乐传播的渠道了，演出仍是有限的，唱片和纸质文本的比例似乎颠倒过来，广播的影响很小了，电视的传播无限膨胀起来。而广播传播和电视传播有一个根本区别，广播仅仅提供渠道，而电视则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别是电视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经济实体，传播什么怎样传播除了取决于电视台的认识，更多地取决于它自身的利益。这种对音乐传播的选择性制约，实际上制约了音乐的创作，从长远看，会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导向。比如“流金岁月”的这次访谈，对音乐界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如果不是《长征组歌》有部记录片，电影频道就完全有理由不搞这档节目。全面探讨音乐与电视的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是提醒音乐界人士重视并研究音乐的电视传播这一课题，扬其促进音乐之长，抑其制约音乐之短，处理好二界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调节和消弭二界之间的矛盾，以期得到双赢的效果。看到原本就为数有限的音乐评论性报刊，仍多年一贯制地把音乐评论的重点放在音乐厅演出上，很少意识到对电视传播的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作出评价的重要性，自愿放弃了应尽的舆论导向的职责。还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刊看到全国民乐界的活动蓬蓬勃勃，但是界外人士和普通群众了解多少呢？振兴民乐不借助电视传媒是不行的。曾经与央视联手的三届民乐展播不是很有意义的么？为什么不能继续了呢？就是诸如此类的现象，促使我提出上述议题。

顾礼俭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苏州国际外语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