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今洪

隋代铜镜仍有北朝遗风，其承上启下的风格，为以后唐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隋镜的镜体大而厚重，半圆形钮比较丰满，多为连珠纹钮座和柿蒂钮座，镜缘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缘内侧多饰一周锯齿纹。纹饰图案多四方配置，布局谨严讲求对称，并常设置界格。纹饰种类不多，主纹以四神瑞兽为主。

本文收录的隋镜分为四神镜、十二生肖镜、团花镜等。

仙山并照四神纹镜(图1)，莲花瓣钮座，外设双线方格，主纹为形态各异的四灵，外区有一圈铭文。这类铜镜在湖南长沙、陕西西安隋墓中有出土，特别是西安东郊郭家滩第61号墓，年代为隋大业七年(611)，为断代提供了依据。但此镜与这些铜镜稍有不同，方形四角没有对应的曲尺纹，同样的纹饰见于西安灞桥出土的秦王镜。

十二生肖镜也是隋镜的特色(图2)，纹饰中有浮雕的十二生肖图像。练形团花纹镜(图3)，主纹为六个团花，内置菱花，团花间隙处饰有花卉，纹饰繁缛工整，疏密有致。周缘有——圈铭文三十二字，书体俊逸清秀，词藻华美，情调浪漫，六朝骈体文风韵犹存，“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展”的名称一“练形神；台，莹质良工”即为此镜铭文的起首句。

唐代铜镜的形制除了传统的方、圆形式，又创新了葵花形、菱花形、折角方形等。镜钮以半圆形钮为主，并有兽形钮、方形钮、树枝形钮。

唐镜的发展演变可概括为四个时期，即：初唐期，7世纪初到7世纪晚期；盛唐期，7世纪晚至8世纪中期；中唐期，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晚唐期，9世纪初至10世纪初。

本文收录的唐镜按镜面题材可分为鸾鸟纹镜、双鹊衔绶镜、孔雀莲花镜、五岳镜、瑞兽葡萄镜、蟠龙纹镜、人物故事镜、宝相花镜、卐字纹镜、日月星辰八卦镜等。

舞鸾纹镜主要图案为鸾鸟相对而舞，双翼展开，长尾上飘，口衔绶带，脚踩花枝形态婀娜多姿(图4)。镜型多为菱花镜或葵花镜，陕西西安东郊高楼村、韩森寨唐墓，河南偃师杏园M137出土有相似纹饰的铜镜(图5)，据墓志，Ml137年代为开元十年(722)。

双鹊衔绶云龙纹镜(图6)，钮两侧为凌空飞翔的鹊鸟，口衔绶带，钮上为月宫图，钮下为巨龙出水。陕西西安二府庄西北端唐墓、河南洛阳涧西唐墓出工有相同的铜镜，涧西唐墓的年代为兴元元年(784)。出土资料表明，此类铜镜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时期。

由相对的两只鸾鸟、孔雀、鹊鸟等鸟类组成的图案的铜镜，也称为对鸟镜，纹饰绚丽多姿而富有变化。唐诗中对这类铜镜有精彩的描述，如李贺《美人梳头歌》有“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李群玉《伤柘枝妓》有“曾见双鸾舞镜中，联飞接影对春风”等句。这些文学作品说明唐人对此类镜的珍好。根据出土资料，唐代丝制品上也有类似的图案，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橙色连珠纹对鸡锦(图7)、茶色连珠对孔雀纹锦残片(图8)；而据《新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将双鸾衔绶、雁衔绶带等图案定为三品以上官员朝贺宴会的朝服。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图案似乎已成为当时的风尚。

舞马双雁镜(图9)，装饰相对而舞的两马，两胁有向上飘逸的双翼，蹄下踏二朵莲花。双鸾天马方镜(图10)，镜钮右侧饰有一马飞奔，双翼上扬，钮左侧一瑞兽作疾驰状。装饰有马匹形象的铜镜发现不多，陕西长安斗门村唐墓、河南洛阳岳家村第21号唐墓各出土一枚，前者铸有“千秋”二字，为庆祝唐玄宗八月五日“千秋节”而铸，后者有一天马飞驰在云间。

唐代盛行养马，马匹广泛地用于征战、交通、运输、驿传，如著名的“昭陵六骏”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骑，李世民曾经骑着它们征战疆场。马匹在当时还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的舞马图案(图11)，形象地反映了这些情况。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时期有训练舞马的活动，舞马表演时装束讲究，表演内容也非常丰富。而上海博物馆所藏舞马双雁镜，双马的造型与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较为相似，亦为舞马。而天马两胁长有双翅，是神化的马，造型上颇有飞动感。唐代艺术中不乏天马的形象，如乾陵石刻翼马等。

五岳真形方镜(图12)是比较少见的镜类。唐代的五岳镜，钮为一山，四角耸出四山，其纹饰比较具象，这类图案直到明代还在铜镜上出现。五岳真形图在文献上始见于约为魏晋时人所作的《汉武帝内传》。五岳真形图为山岳的平面图，与道教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内传》云“诸神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迎”，这也就是铜镜上装饰这种图案的原因。

瑞兽葡萄镜是著名的唐镜，由瑞兽和葡萄蔓枝构成主题纹饰，形体厚重，造型独特，纹饰精巧豪华。

唐代纪年墓中出土了有多件瑞兽

葡萄镜：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西安韩森寨刘宝墓出土镜。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洛阳关林墓出土镜。

武则天长寿三年(694)，偃师杏园李守一墓出土镜(M1 366：12)。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偃师杏园宋思真墓出土镜(M1 041：5)。

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洛阳涧西墓出土镜。

武则天神功二年(698)，西安独孤思贞夫妇墓出土镜。

唐中宗景龙二年(709)，洛阳安菩墓出土镜。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偃师杏园李殉墓出土镜(M1 710：20)。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偃师杏园卢氏墓出土镜(M11 37：40)。

唐宣宗大中元年(84 7)，偃师杏园穆惊墓出土镜(M1 025：7)。

从这些纪年墓的资料看，瑞兽葡萄镜产生于初唐时期，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时期，而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直到晚唐仍有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瑞兽葡萄镜，从镜型、纹饰分析，为盛唐时期的作品。

瑞兽葡萄镜也称为海兽葡萄镜、海马葡萄镜、狻猊葡萄镜。对其纹饰来源、含义等诸多问题，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多数认为镜背所装饰的瑞兽形象在六朝、隋、初唐的铜镜上已颇为流行；而葡萄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国内地引种成功的，东汉以后出现在艺术品中，唐代葡萄种植以及葡萄纹样已经比较流行了。这是外来文化和中国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唐镜的铸作是工艺技法与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这充分反映在金银平脱镜、金背镜、银背镜、镶嵌螺钿镜等创新的制品上，映射出唐人开放、大气的心态，豪华、精致的生活品位，以及唯美主义的审美情趣(图13)。

银平脱四凤纹委角镜、银平脱花鸟狩猎仙人纹镜，纹饰采用了金银平脱法制作。金银平脱法是从漆器工艺借鉴而来，将金银薄片刻成各种纹样，粘贴在素地上，全面髹漆数层，再经研磨显出金银花纹，使花纹与漆底达到同样平度。这种装饰法，精细费工，

材料贵重，而整个镜面色调和谐，给人富丽优雅之感(图14)。

银背镜(图15)在制作前，镜背完全没有纹饰，仅有一圈宽宽的边缘。镜背的银壳是将银在模子中锤打成薄片，再压印凸起的纹饰，然后经过錾刻而成的。其纹饰题材主要是鸟兽花卉的内容，经过银背的工艺处理，更显雍容华贵、富丽堂皇。

人物故事镜的种类比较多，上海博物馆所藏包括真子飞霜镜、月宫镜、荣启奇镜、高逸图镜、骑猎菱花镜、仙骑镜等。此类镜主要流行于中唐时期。

真子飞霜镜(图16)，镜中祥云、飞鹤、仙人等图案，表现了当时民间流传的神仙故事。月宫镜，主要表现嫦娥、玉免、蟾蜍和桂树图案，突出了嫦娥奔月的神仙传说主题；特别是唐开元十年镜，铸有铭文三周，共一百五十六字，为现知铭文字数最多的唐镜，同时为葵花形镜和月宫题材镜的始铸年代提供了准确的纪年文字资料。荣启奇镜又称三乐镜，此镜纹题材取自《列子·天瑞》：“孔子游于泰凶，见荣启期行乎郧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日：‘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这类铜镜在唐代比较流行，反映了唐人的一种人生观。

高逸图镜，亦称弈棋镜，图案由三个传说故事组成。镜钮的左侧，为黄帝至崆峒山向广咸子问道的故事。镜钮右侧是许由和巢父的故事。镜钮的下端为商山四皓的故事，秦末汉初时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隐居商山。传说吕后用张良计，迎四皓，使辅太子的记载。此镜纹饰主题为高士隐逸，唐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此类题材，如李白的《商山四皓》、《过四皓墓》；白居易的《题四皓庙》、《咏史》。

骑猎镜(图17)，主纹为猎者骑马射猎场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类图案在丝绸上亦有所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工的狩猎纹印花绸，有骑士射狮、猎犬追兔的画面，造型与铜镜上的纹饰很相近(图18)。

宝相花镜、卐字镜均为佛教题材镜，盛行于中晚唐。宝相花是佛教艺术中特有的花卉形象，取材于自然界的各种花朵，在镜钮周围形成花瓣纹钮座，花卉纹样多呈放射状布局，这种图案构思精妙，具有圣洁之感。卐字镜最具佛教特色，形制多样，但多以钮为中心作双线楔字形，乃释迦胸部所现“瑞相”，象征吉祥万德之所集。

日月星辰八卦纹镜为道教题材镜，主要流行于晚唐时期。这类铜镜发现的不多，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河南磁涧老井村发现一枚，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枚，河南巩县石家庄5号墓出土一枚。前三件的纹饰比较接近，基本构成大同小异，钮及钮的四边饰连山纹方钮象征五岳，钮的四角相对处各饰铭文四字；而5号墓镜，钮和钮的相对处为山岳纹，上有松树，纹饰比较具象，钮的四边各饰铭文四字(图19)。

另外，还有一种与此类镜比较相似的铜镜，旅顺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都有收藏，皆作葵花形，钮上端的圆圈内有一“镇”字，环以日月星辰和八卦图案；钮下端的方框内为连山纹；钮两侧为相对而立的鸾鸟，外区有铭文一周：“上圆下方，象于天地，中列八卦，备著阴阳，辰星镇定，日月贞明，周流为水，以名四渎，内置连山，以旌五岳。”这两种铜镜在纹饰和铭文方面有颇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后者，铭文解释了图像，很直观地介绍了纹饰的含义。这些道教题材铜镜的渊源，有学者认为与《道藏》同玄部所收的《上清含象剑鉴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