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的关怀

2004年2月2日清晨，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惊悉马烽老在1月31日逝世，不胜悲痛。我因来南昌看望病中的老母，不能回太原送别马老而深感歉疚。当即发去唁函，对马老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马老是我崇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作家，又是我尊敬的一位老领导。我调入省文联已整整40年，马老对我关怀甚多，这里略举一二。

1998年5月24日中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6周年之际，马老托司机小吴把一个大信封送到我家。小吴说，马老特别叮嘱他“信不能放在传达室，一定要交到董其中手里”。打开信封一看，是贴在蓝色衬纸上的两幅古元的重要木刻《哥哥的假期》和《离婚诉》，还有马老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不长，全文抄录如下：

董其中同志：

这两幅木刻是古元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时的作品。当时我在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学习，古元是我们的教员，这是我借用他的原版印的。至今已保存了五十六年，现转送给你，我觉得你保存比我保存更有意义。

衬纸是当时延安产的马莲纸，颜色是用自制的喷雾管喷上去的。

敬礼

马烽九八年“五·二三”晚

5月28日，我给马老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6周年之时，您将保存达56年之久的，古元同志在延安创作的两幅木刻送给我，我如获至宝。请放心，我会把它当作革命文物一样来珍藏。

手捧这两幅历经风雨的木刻，心情很不平静，这是您老对我的关怀。在我念高中时，就读过您的小说《一架弹花机》，受到革命文艺的哺育，那时我就非常仰慕和崇敬您。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竟来到山西，而且工作在您身边，深感幸运。正是在您等省文联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言传身教下，我才得以走正路、健康成长，成为党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今年是我来山西工作整整40年。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由衷地对您等老文艺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时也深情地缅怀古元同志。

古元这两幅木刻虽然尘封了60多年，马莲纸的衬纸也略有破损，但画面仍十分清晰完整，显得古朴和富有时代气息——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年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

1998年10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山西省文联、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主办我的版画展，马老时任山西省文联主席，展前我去请马老题词。过了几天，马老就将题词写好，在大半张宣纸上题写了“刻出生活情趣，展示时代光华”两行刚劲的大字，派人送来信一封，信中称：“为你的展览写了两句话，字不好，纸不好，倒也相匹配，仅以此表示祝贺。”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以上两件事充分体现了马老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像古元同志那样坚持《讲话》道路，创作出富有“生活情趣”和“时代光华”的作品。我一定不辜负马老的关怀和期望。

为马老刻木刻肖像

根据我长期与马老的接触和手头掌握的一些马老照片等资料，2001年下半年，我决定创作一幅马老的木刻肖像。画出木刻稿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12月12日带着木刻稿来到山医二院，一是看望病中的马老；二是捎去李允经著并送给马老的《中国藏书票史话》(内刊有我创作的马老藏书票)；三是征求马老对木刻肖像稿的意见，马老夫人杏绵同志也在场，两人对木刻稿提了些中肯的意见，总的来说是不太像。后来我重新起稿，画成木刻效果图，复印后带着一张来到马老家中再次征求马老意见(马老临时从医院回到家)。这已是2002年的事了。这年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著名版画家力群老先生，他对我说：我在马烽同志家看到你刻的木刻像(其实尚未刻，只是效果图)，总的来说还像，只是结构有点散。他这一点拨，我明白了。当时木刻稿已上版，于是我便根据力群老先生的意见在木版上修改，细化强化了结构。从那以后曾刻过三次，我都不满意，直到最近第四次刻出来才较为满意。

马老再也看不到我为他刻的这幅木刻像了，我力求将马老的精神刻在木刻中，将马老的人品修养、道德文章永远刻在我的心上。

为马老创作藏书票

藏书票和藏书章、名章、签名的功能异曲同工，是读书人藏书的一种标记和信物，它配以图像，达到图像与文字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趣味。我为马老创作藏书票时，专门去访问了他，请他出点子。马老右手握着一支铅笔，在桌子上敲一下，说一声“梯田”，再敲一下又说一声“高粱”……话不多，却给我以启示，很快我为马老刻出了三枚藏书票，其中两枚的票面主体图像均为高粱——几株壮硕挺立的高粱，另一枚的票面主体是笔杆为高粱形象的一支钢笔，背景是把梯田刻成了摞起来的一本本精装书，宏观是梯田，细看是书本。我为马老刻的第四枚藏书票的主体图像，则是马老名篇《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农业局田副局长——他“三伏时候……披着件夹衣，下身穿着条黑棉裤，裤脚还是扎住的，头上又戴了顶大草帽……低着头，驼着背，倒背着手，迈着八字步……”背景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河水波纹漩涡。我为马老刻的第五枚藏书票则是最近完成的马老头像，表现马老的睿智与深思。为使票面文字有变化和亲切感，书票中的“马烽”二字都采用了马老手迹，又为对称起见，在第三枚藏书票中将“马烽”二字排在中间位置，其左右两边分别为“藏”和“书”字。妻子看后说：人家会念成“藏马烽书”。我说：藏马烽书也很好嘛，愿怎么念就怎么念吧。后来我见到马老说起这件事时，他笑了起来。当《人民日报》准备发表马老的那枚“高粱”藏书票时，要求我写一段文字，刊于书票旁的那段文字是：“著名作家马烽从小生长在山西吕梁地区，我为马老作藏书票时，便自然想到他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著)和《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小说，想到黄土高原上那满山遍野的高粱和那层层的梯田。据此，我选择了高粱作票面主体，把它作为马老讴歌英雄的吕梁人民的象征。”

香港笔会会长，《文荟》杂志主编胡志伟先生原先收藏火花，后来他发现藏书票更具品位和魅力，便转为收藏藏书票。胡先生曾在太原住过八九年，对马老作品非常熟悉，对马老藏书票情有独钟。1998年他将马老的“梯田”和“田副局长”藏书票送到香港《大公报》发表，并撰写了评介文字，“梯田”藏书票的评介文字是：“一支健笔穿透浩瀚的书籍，象征这位文坛老人笔大如椽，已臻名山事业”；“田副局长”藏书票的评介文字中说：“马烽和董其中分别以文字和木刻表现了一位舍己为公的老干部的光辉形象。”

马老做模特儿塑像

在我主持省美协工作时，出于我对“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崇敬，曾在一个场合表示，将来要为“山药蛋派”五位主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每人塑一个像或刻一幅木刻像。1995年我退休后，便着手来做我想做的事。鉴于已有雕塑家为“山药蛋派”首领赵树理塑了像，1995年底，我邀请我省著名雕塑家、原太原市雕塑研究所所长郭盛洧同志为马烽老塑一尊胸像。盛洧欣然答应后，我陪他来到马老家，将他引荐给马老，马老热情接待我们，表示非常感谢，将予以配合，盛洧表示要把为马老塑像当作一项创作任务来完成。马老和我们交谈中，对郭盛洧名字中的“洧”(wěi)字颇感稀罕，并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笔者注：除用于河南地名洧川外，无其它用途)，马老还和我们合影留念。他和盛洧还约好了下次来拍照的时间。盛洧拍得马老头部正侧面照片后，便在他们研究所内的工作室开始工作。工作室离马老家约五六公里，面积十五六平米，中间竖立着一个雕塑工作台，台上已用泥巴堆起了一个胸像雏形，再深入塑下去，就需要请马老做模特儿了。这时盛洧便会通知我，我再给马老夫人杏绵同志打电话，约好马老去盛洧工作室的时间。每次马老在杏绵同志陪同下，乘专车先到桃园南路西巷省文联我的住处接上我，一起去盛洧的工作室。根据盛洧的安排，马老便会端坐在一张普通的靠背椅上，做着一件他从来未做过的工作——做模特儿，不过每次时间不长，休息时马老和我们聊天，但从未听到马老对塑像提什么意见。而我作为旁观者，倒是面对塑像常与盛洧磋商研究。马老大约来过四五次，经过近一年时间，一尊比真人稍大的马老胸像便竖立在我们面前。塑像接近完工时，我特地邀请马老战友西戎、胡正同志和省作协几位负责同志到场先睹为快，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围在塑像周围合影留念。现在这尊由化学材料翻制的古铜色的马老塑像，置放在马老家中，供人瞻仰，令人肃然起敬。马老没有走，仍生活在我们当中。盛洧同志曾让我向马老转达他的一个建议，能否借马老的声望和影响，向企业家要点赞助，把塑像制成铜像，以利永久陈列。当我向马老转达上述意见时，马老笑了笑说：“牐?我们山西的企业家?”好像马老对此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