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智

中国文化有一大特殊现象，即有时一种消极反动的文化观点比积极健康的文化观点的影响还要大。五千年的文明史可谓博大精深，同时也良莠并存，文化的劣根性在民族灵魂深处滋长隆替、延绵不绝，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去粗存精，品评历史，作一番反思，常会发现诸多有益的启示。举成语“指鹿为马”故事为例。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指鹿为马”的故事。公元前207年8月的一天朝会，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并说这是马。秦二世以为赵高开玩笑，询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慑于赵高的淫威，有的说是马，有的沉默，也有个别的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是鹿的大臣都杀死了。从此，赵高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伎俩层出不穷。

其实，赵高撒了个弥天大谎，马就是马，鹿就是鹿，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改变。但赵高的“真实的谎言”为何能大行其道？究其原因，还是权力给他撑了腰杆。知识与权力交锋，结果前者一触即溃，判断真与伪的标准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唯权力马首是瞻，看谁拥有话语霸权。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让谎言得以广为流传，自然而然地会让一些人丧失判断力，甚至包括权力证书的颁发者——皇帝，连皇帝老儿都可忽悠一回，秦二世眼睁睁地看见鹿在赵高嘴里变成了马，便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赵高乘机说他神经错乱，他也就信了，也就遵赵高之意，去上林苑斋戒，以求上天宽恕。

谎话不是什么时候说都能够得逞的，重要的是要寻求到权力的庇护，先有“言而无罪”的资本，再有“闻者足戒”的效果。赵高能够把“鹿”说成是“马”，与其个人奋斗成果不无干系。赵高是有一些能耐的，他的成长过程绝非一帆风顺。他是赵国人，出身低微，其母为官家的奴婢，据传乃其母与人野合而生，他的身心也饱受摧残，是一名被掳入秦的阉宦。由于他身体强壮，又粗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秦始秦出巡途中驾崩，他便与李斯勾结，密不发丧，矫诏令公子扶苏与将军蒙恬自杀，把胡亥扶上皇位，自己也功居中丞相，“戮死十二公子于咸阳市”，“诛十公主于杜”，杀戮功臣，排除异己，终于爬上了权力的顶峰。

在专制权力宝座之上的赵高丝毫没有安全感，于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幕历史话剧，用一只鹿做试金石，来测试民意。民意调查结果分三种：鹿，马，非鹿非马（或似鹿似马）。

指鹿为马的是小人，小人唯利是图，善于察颜观色、溜须拍马，成为独裁的帮凶，虽然结果不错——大都得到提升，但一没情操二没气节，不提也罢。

指鹿为鹿的人后果不说也知道，一个不留，“嚓，嚓，嚓”，全都被杀光了，说真话的人必须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代价，尤其在别人考验你要你说假话的时候。

对于那些非鹿非马，似鹿似马的人，故事没有说到结果，想必他们是活下来了，可能还活得不错。他们没有表态，既没有说真话也没有说假话，没有留下任何把柄，日后东山再起的时候还可以反戈一击，先以不变应万变。这些态度暧昧沉默不语的人并非性格懦弱，他们玩弄的是生存智慧：打死我也不说，我虽然没有仗义执言，但也没有“为马作伥”，出卖良知，我本来就不想彪炳千秋，自然也不会遗臭万年，静以待变，得过且过。这种文化心理，流传千古，渐趋成为部分国人的一种生活心态：说真话干嘛，一切缘于生存，一切为了生存，好死不如赖活着。

生活、生存、欲望、挣扎，人的生存需求成为人的首要选择，当说真话的成本大于生存的成本时，常人当然要选择生存。所以，能够时时处处讲真话的人倒成了超人，因为他们讲真话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存资本为代价的。

“指鹿为马”虽是个成语故事，但是起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它告诉我们一些道理：鹿是可以说成是马的；把鹿说成鹿，你就要被杀头；关键时刻，什么也不说，这样也是可以的。拓展开去，我们得到如下的心理暗示：说真话的都是要被杀的，说假话的大多能升官发财，如果不想惹火上身，干脆就闭嘴。

凭心而论，说假话的人也是为了生存，情有可原。但造假者也不要太猖狂，譬如硬逼人说假话的赵高，在把活生生的鹿变成马之后，确实潇洒了一些日子，但最后还不是被秦二世的儿子公子婴剁成了肉酱，结局也很悲惨。当然，这一结果，是赵高之流事先所不能料到的。

（高 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