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上午，接左川电话，得知莫先生于早上7时35分去了，一时黯然。前几日还在商量着再去看望先生，计算时日，也认为先生必能亲见2000年的到来，现在竟都是见不到了。含悲忆往，不意却未感沉重，而是觉得先生并无精神之累，飘然仙逝，也一定不愿后人承受苦痛。我这样想，希望先生不会怪责。

先生是我1978～1981年就读建筑史研究生时的导师。1980年夏秋，有幸陪先生往福州测绘华林寺大殿。完成任务后，从福州乘车向南，经闽侯、长乐、莆田、泉州等地抵厦门。返回福州之后，又上车向北，经天台之杭州。继而下船，沿运河适苏州。一路饱览闽、浙、苏三地沿途古迹，朝夕陪伴先生左右，聆听先生之见解，感受先生之胸臆，承受先生之教诲，实毕生难忘的一段经历。毕业之后，半是忙，半是懒，只时常心中念及，却甚少前去看望。也正因此，先生之于我，不论如何，都是永存于心，不会弃我而去的。

我心中的先生，是一个绝顶爱美之人，挚爱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又是一个极其善良之人，善待周围所有亲朋子弟。先生一生，在这种发乎内心、与生俱来的爱与善的滋润中渡过，是一种常人难以感受到的幸福。从一开始，就知道先生喜欢各类艺术，而眼光又极挑剔。对于先生来说，画作之美，首先不在于内容、主题的表现，而在于线条、笔墨的形态。我想，这恐怕也正是先生作品往往与众不同、并为世人不解的原因所在。就我所知，先生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并因此而得以保持纯净宁和的心态。前些年，先生在家中研习笔墨，壁上满布画稿，并不在意成品，纯为领略“美”感，全无世俗目的。先生病重住院之前，有一次我们去探望他，先生指着面前桌上，半遗憾、半调侃地说，因体力不支，已将画具换了音响。其实爱美之心依旧只是换了一种追求形式罢了。先生在北大住院期间，我陪傅熹年、孙大章先生去看望他。自始至终，谈书论画，从“元四家”中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万岁通天时的七人十帖，兴致勃勃，完全是挥舞着美的旗纛以驱赶病痛的斗士形象。过些日子，又替傅熹年先生将翰墨轩出版的万岁通天帖一册转呈先生，记得当时先生正在进餐。左手因输液而固定，仅右手可以活动。一见此帖，先生即搁箸转身，抬起右臂，以特有的手势连连示谢，随之荡漾起一片会意的笑声。那一刻，相信先生自己都暂时忘记了病痛。

再三仔细、认真地回想，我所见到的、哪怕是重病中的先生，也只有凝神、兴奋、喜悦的面容，而绝无消沉与忧伤的神情。可见先生的心，早已超平尘世形骸之外，不为人间得失所累。本来一直默默祝愿先生能见到新的世纪，这样一想，也就释然。只要今后见到美好的景物，听到优美的乐声，便想起先生，在心中与先生共享，则先生有知，必会快活。就像那时沿途考察之中，每当我们自以为发现宝物而朝他惊喜大叫，先生总是颔首微笑，让我们小小得意一回……”

上面这篇小文写于1999年12月13日，先生去世后第6天。是为自己写的，以寄托对先生的感念，以承载失去先生的哀思。

自1981年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现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工作，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的研究与相关的建筑设计，至今已25年。虽然没有作出过什么重大的业绩，但自信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始终没有偏离先生当年的指引，窃以为这是最足以告慰先生之处，可多年来心里始终觉得还应该为先生做些事情。故而当得知《建筑创作》杂志社准备在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纪念刊时，我便立即将上面这篇小文捡出奉上，以表达对先生诚挚的怀念与祝祷，同时又想再写点儿什么，将自己对先生的种种感念奉献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共享先生留给后人的知识与精神财富。

我始终觉得先生之于这个世界，是处世不入世，之于我们，则是人离神未离。七年中，每逢清明去八宝山扫墓，都会到先生墓前看望，瞻仰先生熟悉的笑容，体味先生的思想与风格，忆起和先生相处的时日，总有一种亲切、一种感染，更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清新。这是由于先生的毕生追求，完全依从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寄托，不为社会与生活环境的外力所左右。先生的富有，在于精神，称得上是一位精神贵族。因而他所发散出来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引导与培养，全在于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对艺术的感受与发现以及对研究和创作方向的把握，不带有丝毫功利色彩与世俗目的。

先生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捕捉要素并发现事物本质特性的人。在短短两年中，我总是发现先生在思考与建筑历史或其他各类艺术相关的各种问题，并不一定出于实际目的，更不是出于应酬，只是任思绪在广阔的艺术天地中不受羁绊地驰骋，眼中不时地跳动着思维的火花，闪烁着欣欣然有所得的喜悦神采。这似乎是先生选择来享受生活，享受生命的最好的存在方式。而毫不吝惜地与朋友、同事，弟子们分享自己的所思所得，则几乎是先生唯一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是先生最好的教学方式。记得在学校时，听系里的老师戏称先生为一座开掘不尽的“富矿”，意味着凡去讨教。必有收获，似乎大家都曾不同程度地从先生那里获得过教益或启发。

正是由于这种思索的习惯和积累，所以先生总是能够在事物观察和实地考察中发常人所不见、得常人所不识。1980年，我们陪同先生在福州考察华林寺大殿时，惊诧于大殿用材等级之高，先生马上敏锐地联想到，它的建造或与吴越占领闽地之后闽王宫殿的命运相关。因为大殿的建造者虽然是吴越派驻闽地的守臣，但从建筑风格来看，工匠和材料均取自闽地。大殿梁柱斗拱用材之大、规格之高，即便不是直接取自闽王宫殿，也当与宫廷营造储备相关。这一创见虽然尚未能从文献学和考古学上得到证实，但充分显示了先生以学识广博加思维敏捷凝练而成的对事物的洞察力。

先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同凡俗的取向。在我的感觉中，似乎是更偏重于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过程(方式，方法)的而不是成果的享受，如先生的水彩画作，笔触激扬洒脱，画面柔和奇美，下笔随心，绝无匠气，但却往往于别人认为未完成时戛然而止。今天想来，或许正为留住瞬间体味到的美好心境，不忍破坏画面与笔触的和谐吧；又如，先生指导学生绘制墨线图时，会用指甲轻轻地划过你的手心，让你真切地感受绘图时心态的沉稳、呼吸的平静，并领悟笔尖滑过纸面的轻柔与匀速，先生说，只有这种感觉下出来的线条才富有美感与力度。在绘制古代建筑构件和装饰图形时，先生则要求我们尊崇“离方遁圆”的原则，即造型和线条须极力避免几何形走向，克服现代人不自觉地陷入方圆套路的習惯性心理，这样才能使线条富有弹性、图形呈现活力。而关注细部、小中见大、于细微处获真知，则是先生治学的独特方法，如对佛教石窟造像的研究，便充分表现了先生的这一思

想以及对事物作精微观察与分析的学术功力。先生指出，造型、构图等风格要素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技巧，因此在探讨巩县石窟艺术风格时，除了对造像的比例、体态、面容、衣纹样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归纳之外，先生还分析了各部分所用刀法与线条轮廓的关系，其中特别提到一种仅于北魏神龟、正光间流行一时的佛像眼部雕刻技法，极其简洁概括，却又富韵传神，“在我国雕刻艺术史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1]。这种对过程、细节的重视，也体现出先生做人做事、看人看事的独特标准。是追求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宏篇巨构，还是每一步的奇思妙得、细致微；是满足世俗的感官享受，还是珍視点滴的心灵滋养，每个人自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而我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人赞同先生的选择。

不仅在工作和事业中，就是在生活中，先生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精神价值取向，尽情地享受着“过程中”的乐趣。在他人看来，先生的生活或许是简朴甚至粗疏的，但只有先生和他的家人知道，他用自己的双手做成了多少一般人靠购买得来的东西，从中享受到多少不为人知的情趣，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对家人、对生活的挚爱。比如先生曾无师自通地动手制作过小提琴，为追求音色的完美，还摸索出一套在琴板上刻划细密纹路的方法，令人不可思议且钦佩不已。我到历史所工作不久，还曾听老所长程敬琪先生说起过一件关于先生的趣事：1981年冬天，去安徽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第一届年会会议时，先生身穿的是一件自己缝制的、尚未完工的蓝布棉袍。在会上先生突感不适，诊断为肺炎，住进了医院。当时程先生在旁照顾，帮先生脱下棉袍时，忽觉手指刺痛，仔细一看，里面竟然还留有一枚缝针！回想先生当时一定觉得身穿自己缝制的棉袍出席会议，是一件何等惬意的事啊。当今世界虽物质极大丰富，但我相信还会有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欣赏先生的心曲、领略先生的境界。

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考察与研究。直至晚年，在考察中仍始终保持着亲历亲为、身先弟子的精神风范和登高攀危、如履平地的非凡身手。1980年测绘福州华林寺大殿时，先生已年逾花甲，每日和我们一起攀登到距地10余米、随走随颤的毛竹脚手架上，指导我们实测梁架斗拱数据。之后南下厦门途中考察长乐三峰寺塔时，先生更是显现出惊人的体魄与功力。三峰寺塔又名南山塔，是一座楼阁式石塔，建于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塔高27m，八角七层，现已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抵达当天的上午，我们先环绕塔身作了初步考察，在惊叹于此塔石构精湛、造型瑰丽的同时，也对登塔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塔内虽有石阶可供登攀，但每登上一层，都得走出塔身，沿着宽仅尺余的石板绕行半周，才能进入上一层石阶。石板外无护栏，却因年久失修多有残缺，须凌空跨越才得通过，说是不险也有三分。中午稍事休息后，先生便果断地率领我们上塔，一口气登上顶层。因为有先生在前，随行者个个奋勇，了无怯意，就连原本不打算登塔的司机小李也在先生的感召下，随同我们一起登上塔顶，领略了一把战胜自我的豪情。站在塔顶，大家都为此次获取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顶层发现了北宋题记而狂喜不已。那种感受，至今想起仍令人激动。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我在网上查到当地还保存着“1980年夏天，清华大学建筑系莫宗江教授考察三峰寺塔”的记录，还记有先生对这座宋塔的高度评价“整座塔无论是设计、建造都是高水平的，福州的乌塔、白塔，马尾的罗星塔，福清的瑞云塔都不如它。泉州的东、西塔名闻中外，但就文物水平来说，长乐的南山塔一点也不比它差。东、西塔大而壮丽，南山塔精致俊巧，在全国没有几座这样建筑物。”^[2]先生的评价准确到位，话语不多，却是出白干毕生的经验积累与感知思考，出自于深厚的学术积淀与艺术造诣。

跟随先生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思想和行为风格上都极大地受益于先生的指导，深为自己能够成为先生的弟子、能够分享并继承先生的精神财富感到万分荣幸，可是多年来也一直因未能报答先生而感到歉疚。在此特别感谢《建筑创作》杂志社在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出版这本纪念刊，你们为所有爱戴先生的人们达成了一个美好的心愿，令先生为之献身的事业薪火相传，令先生的精神财富得以传承永续，这是弟子们对先生最好的报答！

注释：

1．引自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9年8月版之《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和《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

2．引自福建长乐旅游网《漫步郑和公园》一文作者何长民所记应为莫先生当年在长乐县有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钟晓青，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