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莫宗江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在眼前萦绕，一切仿佛都是昨天的事情。

我跟莫先生的相识是在学生时期。那时在系里常常会见到一位体格消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每每见到学生，总会露出一种慈善而略带天真的笑。从其他老师那里知道，这就是跟随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数十年的莫宗江先生。老师们在谈起莫先生的时候，总会带出一种敬佩的语气说，莫先生无论是绘画还是绘图功力都很深，梁先生的著作与文章中的许多图版与插图都是莫先生绘制的。还有的老师带着感慨和教诲的语气对我们说，莫先生的艺术感觉极好，在他的谈话中，时时会蹦出艺术的火花，要学会从莫先生那里“偷”学问。从那时起，我就对莫先生就产生了一种景仰的心情，很希望能够聆听先生的授课，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古代建筑史课程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除了在系里偶尔见到先生的身影外，很难与先生有交流请教的机会。那时，除了因为有关《营造法式》问题而请教，一段时间内与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外，真正能够拜在门下师从于先生，是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之后。

莫宗江先生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916年，1931年他15岁时，开始师从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作绘图生，并主要承担梁思成先生的助手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其勤奋好学与聪颖智慧，不仅在绘图技巧上，而且在学术与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莫先生的水彩画、钢笔画，及墨线测绘图，意境高雅，笔触潇洒。他绘制的西蜀王建墓中人物雕刻的写生画，以及大量精美的测绘图、古建筑速写，都堪称艺术佳作与绘图典范。晚年时，莫先生还曾钻研国画。留下了许多国画习作。

莫先生的水彩画画的好在系里是有口皆碑的，我曾有幸在系资料室看到过一幅先生的水彩画，是抗战时期在四川出土的五代王建墓中为墓内棺椁基座上的乐女人物像所绘的写生，在光线幽暗的墓窟中，一个五代乐女盘腿而坐，手抚鼓瑟的形象，仅用了淡淡的几笔，且用的是与实物十分接近的浅灰的色调，却将人物的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而其色调仍不失墓窟石雕的苍古氛围。据说，这只是先生所绘王建墓中一系列雕刻人物绘画中的一幅。他的许多画随着动荡的岁月与变迁的时代，已经渐渐地失散不存了。

莫先生看我们用针管笔画的图，看着那缺乏弹性的线条，有时候会笑。然后就讲起他是怎样用鸭嘴笔的，使用鸭嘴笔是要磨的，还要防止墨的流淌，更需要学会掌握手上的力，才能做到所绘线条的精美。然后，他就拉过我们的手，轻轻地在手心示意，让你感觉到画图时应该运用的那微妙的力。先生绘画与绘图功夫的厉害，还可以从梁思成先生论文与著作中的许多插图中看出来。而莫先生自己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中有关山西榆次雨花宫的研究文章中，插入的几张他自己亲自手绘的插图，其线条之简单流畅，其对对象表现的把握之扼要自如，使每一位读到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叹为观止的。

莫宗江先生追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先生，为中国建筑史学科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梁思成先生在学术上的许多拓荒性工作，如对数千座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测绘，发现与研究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应县木塔等重要古建筑等，都包含了莫宗江先生的大量心血。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梁思成先生的许多文章中略窥一斑，而且，作为弟子的我也曾有幸从莫先生那里听到过一些。

莫先生常常说起的一句话是，自己是十分幸运的，可以同时与几位大师共同工作、学习了数十年。莫先生说，艺术的感觉，是看出来的。梁先生那里的书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国外的书，还常常能够听到梁先生与林先生在那里点评。而且，跟着两位先生，走了那么多石窟寺与庙宇，看的多了，眼睛就把握的准了。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包括建筑物上的装饰雕刻，其线条，其刀法，其衣饰、其面的凹凸，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有了艺术上的优劣差别。要紧的是要用心地去观察、去触摸、去感觉。

莫先生特别提到了1937年他跟随梁先生与林先生在五台山考察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的过程。他说，那个时候的他们高兴极了，一直深陷于发现、研究与考察的兴奋之中，直到完成了考察工作，回到太原时，才得知了北平已经沦陷的消息，心情又忽然变得十分沉重。他曾谈到，那一年他辗转回到北平，从长安街上走过，看到在东单附近有日本军人在操练中，用枪瞄准过往的中国人时，内心的悲愤感觉，无以言表。按照营造学社的安排，学社成员们分散各自撤离北平，辗转到了天津，再乘船去往了南方。

先生也谈到了在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时候的情况，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还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艰苦条件下，用手刻蜡版与油印的方式出版的，我看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保存的这一卷汇刊，不仅因纸张的简陋与粗糙而为当时条件的艰苦卓绝所感触，也为字迹的工整与插图的精美而感叹，其中无疑也有莫先生的许多心血。莫先生说，那时候梁先生常带他们到四川各地做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与研究。有时，实在太困难，没有经费作调研工作，梁先生就带着他们到住所附近的电线杆上作攀高爬杆的练习。这种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在今后测绘古建筑的工作中，能够更快捷，更熟练地获得测绘数据。

可能正是有过这样的训练，加上多年的古建筑测绘实践，即使是到了花甲之年，莫先生的身手仍然不凡。记得1979年莫先生带我们一行研究生们去山西应县木塔考察参观时，先生一边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着，一边登塔，到了塔的第三层楼梯处，先生忽然一跃就顺着木楼梯的扶手，攀上了三层与四层之间暗层的梁架上。当时的我们几乎是一楞然后，也有同学跃跃欲试，虽然是一些年轻人，却远没有先生的这身功夫。跟随莫先生考察时的体会就是，只要一到一座古建筑物面前，莫先生就会变得十分兴奋与年轻。他几乎总是会第一个就攀上梁架。在蓟县独乐寺，在福州华林寺，在杭州闸口白塔，在正定开元寺钟楼，我们都曾跟随莫先生攀上梁架做过草测。一边画测稿，一遍丈量一些重要的数据，以便能够带回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莫宗江先生对建筑与园林艺术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凡是听过莫先生讲中国古典园林课的，都会对中国古典园林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深刻的理解。在文化革命以前，莫先生曾经指导过一位研究生，从事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莫先生对研究论文的要求很高，所以，不满意的研究文稿，绝不发表，据说那位研究生的论文，因为没有达到先生的要求，而未能获得通过。莫先生的考察笔记、测绘手稿、及已经进行但尚未完成的文稿等，高可盈尺。除了抗战期间，在梁思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关干山西榆次雨花宫的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上的研究论文外，上世纪70

年代对辽代建筑河北涞源阁院寺大殿的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先生注入了大量心血的成果。莫先生指导我们几位研究生对福州华林寺大殿进行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史料、文献与测绘数据，否定了原来已经发表的华林寺大殿建于南宋时期的错误结论，明确肯定了华林寺大殿是建造于五代末的吴越王时期(时为北宋初年)这一史实，并对华林寺大殿与日本天竺样(大佛样)建筑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探讨，从而为华林寺大殿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奠定了基础。

听莫先生的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几乎不带讲稿，只在一张纸上，列着一个简要的提纲，随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一堂课下来，会旁征博引出许多的历史故事。有时为几位研究生上小班课，大家甚至忘记了是在上课，不时地插话问先生。这样的课有时会不在意是否到了下课的时间，大家越谈会兴致越高。有一次陪莫先生在一个省会城市，受邀作一次演讲，起初，我还担心先生若不用讲稿，可能会像和我们小班课上谈天一样拖延了时间，谁知那一次演讲，先生条分缕析的讲了两个小时，时间把握的十分恰到。一堂演讲下来，我就为先生讲课时那潇洒轻松的风度与时间、会场气氛的把握能力所深深折服。

在福州的那段日子，每天晚饭后，我们会跟随他去散步，走在福州老城的三坊五巷中，穿梭在那些有曲线的风火山墙所围合而成的街巷中，街巷曲曲弯弯，时而还会在窄巷中，放出一块空间，置放几个石桌、石凳，或者还有一棵老榕树，就会透出一股南方传统城市特有的浓郁地方氛围。每到这种地方，莫先生会兴奋地问我们的感觉，然后加以点拨，讲出自己的道理。在后来的一路考察中，他也会时时地发问，比如怎样使园林的空间显得更大，中国园林的水系为什么那么曲曲折折，园林中的池岸为什么会那样处理，那些风火山墙的曲线为什么那么优美，中国古代建筑的反宇式凹曲屋面是出于什么道理，如此等等。莫先生对福建的山水与文化十分欣赏，他总是说，江南园林中的景观，是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福建的寺庙园林就不一样，福州鼓山、厦门南普陀，都将寺庙与大气磅礴的山景、石景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古人的摩崖石刻，给人一种雄浑的南国风韵。福建人重视书法，即使是街头巷尾张贴的一纸告示、通知，甚至讣告，其文字书法都很不俗，为什么福建民居建筑中风火山墙的轮廓线，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是直线的，而是一些自由而道劲的曲线，这也许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吧。在这样的交谈中，一种耳濡目染的学习，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有了深刻的体验。

莫先生与陈明达先生交往很深。陈先生家一度住在石碑胡同，莫先生常常会在周末骑自行车，从清华园到石碑胡同，两个人会聊得很久。我有幸陪先生去过陈先生家一次。看到两位老者，谈论起《营造法式》中的学术问题，会是那么津津有味，绝没有一点枯燥的感觉。莫先生是艺术感觉极好的人，思维也十分敏捷，交谈中常常会蹦出思维的火花，陈先生又是十分严谨扎实的人，在学术上一丝不苟，两个人谈起来无拘无束，有时还会争执起来，听这两位前辈学者的一席交谈，简直就像是参加了一场有趣的学术沙龙会。我常常记起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莫先生是一个宝库，关键是要善于从他那里去捕捉，去发掘。在莫先生看来，学术乃天下的公器，在与学生及同行的交流中，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抛洒自己的学术新见。凡是与莫先生有过长时间交谈的人，都会对莫先生在海阔天空般的漫谈中，不时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有深刻的印象。

其实，莫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人，对学问有很深的积淀，从与先生的交谈中，常常能够感受到他智慧与思想的充溢，但先生卻从不轻易动笔。也许因为对身后之名淡薄之至，所以，不是做到深思熟虑的东西，他是绝不肯落墨的。这也许是莫先生毕一生之力于建筑史的研究，讲起课来思路开阔、知识纵横裨合、引例趣味四溢，且十分熟谙绘画、雕刻艺术，但留给我们的文字却不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时常在想，若是先生身边有一位助手，随时将先生日常言谈话语间流露出来的一些思想火花记录下来，将先生草绘的图，加以仔细的整理，一定会有许多有相当分量的建筑历史学术成果问世。

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钟晓青的硕士论文就是由莫先生在认真思考后所确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研究课题，题目是对位于福州市越王山下的华林寺大殿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结构于造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座建造于唐宋间的木结构建筑。由于南方现存古代木结构建筑如凤毛麟角，这座建筑的重要性就更凸显了出来。这座建筑的被发现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最初，由地方文物工作者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认定这是一座建造于南宋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因为这样一个断代，其历史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最初仅仅将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因为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座位于福建省委大院中的南方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在文革中因为要为省委机关车队让出一个通道，而遭遇了“截肢”手术，即将大殿清代时所加建的前后檐廊截除，使大殿进深变短，从而紧贴前殿身铺设了水泥道路。万幸的是，尽管大殿遭此不幸，尽管大殿中的佛像被野蛮地摧毁，但在当地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将大殿木结构古代原构的主体部分保留了下来。

1979年，莫先生到福建考察，他一眼就被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所吸引了，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莫先生认为这座建筑应该早于南宋时期。就莫先生的直觉，这座建筑有可能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遗物。于是回到北京以后，莫先生就将这座建筑选定为我们的论文研究目标。在国家文物局与福建省文物局的支持下，1980年春，我们师生三人就进入了这座建筑的现场。

在莫先生的带领下，由福州文管会的杨秉伦先生密切配合，我们对福州华林寺大殿的主体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莫先生和我们一起穿梭在梁架之间，仔细的寻找每一点历史上可能遗留下的蛛丝马迹。在经过大量文献阅读，及相关史料的比对，并对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的各种比例、做法进行了系统比对的基础上，我们基本确定这是一座建造于五代末年吴越王时代的建筑，其具体年代是公元964年，时间虽已进入北宋时代，但当时的福州仍然在五代吴越国的范围之内，故仍应看作是五代晚期的木构建筑。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现存中国南方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木结构建筑，比原来所知南方最早的建造于公元1013年的北宋时代宁波保国寺大殿还要早49年。

莫先生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座建筑与日本大佛样(天竺样)建筑的关系。以圆润的月梁以及复杂的插拱为特征的日本廉仓时期一度出现的大佛样建筑，一向被认为是古代日本特有的建筑形式，而莫先生认为福建地区建筑中大量使用插拱(丁头拱)的做法，和华林寺(以及宋代建造的福建莆田元妙观大殿)中所使用的肥胖圆润的月梁，与日本大佛样建筑之间很可能

有所关联。我们在莫先生所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将莫先生的这一猜测做了详细的论证。后来又有资料证明，在韩国12世纪的木构建筑中，也有与华林寺在造型意匠上十分接近的圆润月梁的做法。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国与日本的同一类建筑，主要是建造于相当于北宋时代的公元12世纪左右，而华林寺大殿却是公元10世纪的遗物。显然，具有浓厚特色的日本大佛样建筑以及韩国同一时代的类似建筑，很可能是从福建地区传入的。这也突显了华林寺大殿在东亚古代建筑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莫先生所主持的这一重要研究，使得华林寺大殿获得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在后来所进行的对华林寺大殿的保护修复工程中，从事修复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能够及时向莫先生请教，我们也已经毕业而去，没有机缘参与这一重要修复工程，因而，当我们知道这座千年的古老建筑为了给省委机关让路而被整体移动了数百米，并被简单地恢复到了五代时的样子，而将后世增修的历史信息完全抹去，同时，还将其油漆一新的時候，心存的遗憾也就难以言表了。

莫先生也是一位对学问孜孜以求的人。他考察古建筑时，总会亲手绘一些草图，并草测一些数据，回到家里就把测稿铺开，边画图边做分析。记得莫先生曾向我展示过一次他那高可盈尺的研究手稿，笑着说，将来退休了，可以将这些研究深入下去。我也曾接下这个话茬说，有条件我来帮您整理这些手稿吧。其实，我知道真正能够整理这些手稿的人，必须是他身边的人，我曾几次对先生的公子莫涛说，这是你的一笔财富，你应该花点气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可惜莫涛也是一个十分忙碌的人，在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了近20年，在祁英涛等老先生的指导下，一直在一些国保级的文物建筑修缮工地上辛勤劳作，实在没有机会坐下来做这样一些繁琐细致的研究整理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莫先生的书法功底很深，写得一手好字。对好的书法作品也十分喜爱和欣赏。记得我们在福州城内的三坊五巷中考察、调研中，在一家清代建造的老式大宅院中，看到了一位沈姓的老者每日习字，所写的字贴就晾在穿堂的桌案上，老先生习的是颜体，笔力浑厚道劲，莫先生看了就赞不绝口，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清代林则徐亲戚家中的后人，是当时福州最为人们称道的书法家。由此，也可以看出莫先生的眼力之强。后来，这位老先生还书赠了莫先生一贴对联，写的是林则徐的话：“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沈老先生为知者书，可谓君子之遇也。

退休以后，莫先生忽然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每天练习国画。记得有一次到先生府上，见屋里挂满了山水画稿。以我的眼力，每一幅加以装裱，都是很好的作品。那时的莫先生身体还好，绘画的兴味还很强，他说，吴昌硕60岁才开始学画，我现在习山水，还不算晚吧。看着莫先生那似乎带有某种天真感的笑，真为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那种毕生的不懈追求而感慨。莫先生还喜欢体育，常常由公子陪着去打网球。他那瘦削的身体，倒很像是一位身手不凡的网球运动员。如果不是因为年轻时吸烟留下的隐患，相信莫先生还能有时间为他所钟情的建筑与艺术事业做很多事情。

莫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毅力的人。他曾经烟瘾很大。有时一下午的讲课，他会一根接一根地抽完一盒烟。1979年因突犯肺炎而住进了医院，医生告诫说，不要吸烟了。从此，烟瘾如此大的老先生，竟然许多年不再沾烟了。记得1980年，我和莫先生出差，住在同一个房间，夜晚两人同在书桌旁查阅资料。看到入神的时候，莫先生左手翻着书页，右手却伸向书前方在摸索什么，在一旁的我急忙问，您在找什么？先生从入神的恍惚状态中摆脱出来，看着自己伸出的手，又天真地笑了。他说，我在摸火柴。我想，这一定是先生挑灯夜读时的一个习惯性动作。然而，与先生交往的多年中，包括我们连续数月的一路考察、调研，有时十分忙碌和疲劳，但莫先生从来没有再吸过一根烟。曾经烟瘾很大的他，要克服这一切，需要付出怎样的煎熬，是可以想见的。

后来，在年近80的时候，先生还是罹患了肺癌。先生住院期间，我去看望，他仍然是那种很开朗、很天真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手术还是成功的。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两年，先生的肺癌再次复发，这时已经到了有病乱求医的地步了，当时，先生曾住在北京南郊大红门外一家自称可以用中医草药治疗癌症的民办医院中。我几次去看他，已经感受到他身体的日益赢弱。后来，又转移到了北大医院。那是1999年，似乎已经可以听到新世纪的脚步声了。我仍时而去看他，久被疾病折磨的莫先生已经显得更是消瘦了，声音中也透出因病魔的纠缠而身心疲惫的感觉，但心中似乎还仍然蕴藏着一团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渴望的火，只要精神好，他还会谈些与建筑历史有关的话题，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谈历史，谈建筑，谈建筑史的未来，也谈新世纪，他似乎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完。那时的深切感觉就是，莫先生多么希望亲眼看一看新世纪的曙光，多么希望还能为他所投身一世的建筑历史研究与古建筑保护事业再尽一份力量。还有几次他喃喃地说，要是能够见到21世纪，他还想做些这个，做些那个。似乎，他仍然还有许多学术理想没有实现。我总是被先生这种孩童般的天真与执着所感染，在聊作安慰的寒暄中，向苍天默祷。然而，先生还是没有能够听到新世纪的钟声。最终带着一生的辛劳与一路的风尘离我们远去。

老子《道德经》有云：“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学问如道，恍兮忽兮，其中有象。治学问者如精，其要在真，其中有信。因而可以说，其象其物，块莫大焉，其真其信，理莫深焉。其言不讳，其意也长矣。在回忆的恍惚中，以这样的话来结束这篇短短的文字，或是对先生音容的追想，更是想在先生的墓茔上，再培上一抔土，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應不忘^[3]矣。

注释：

1．本文是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编辑《建筑史解码人》书向笔者所约稿件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因为是纪念性文字，仍然用了原有的标题，因为这题目似更能表达笔者对于先师的景仰之心。

2．引自老子《道德经》上篇“道经”。

3．引自韩愈《韩愈集》卷13，杂著三，“河中府连理木颂”。

作者：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