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建筑系是一个小系，全系四个年级学生共计40余人，教师十余人。由于建筑专业教学的特殊性，绘画、制图、设计等课题都是个别辅导，加上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倡导和影响，教师、师生之间的关系都特别融和，教师都以“公”相称，将梁思成先生称为“梁公”，莫宗江先生称“莫公”等等。我们学生当面称老师为“先生”，背后也称“公”，久而久之，有时当面也称老师为“公”了，老师不但不责怪反而觉得很亲切，于是，莫宗江先生就成为我们的“莫公”。

莫公一年级教我们的主课“建筑初步”，二年级教“水彩”，是系里一位平易近人的良师。那时莫公还未结婚，一个人住在清华工字厅第一进倒座的一间宿舍里，高班同学常带我们去那里。一间不很大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排书架，近门处有一个失去了弹性的双人沙发，家具都是旧的，旧得发黄，连屋里的灯光和莫公身上穿的衣服都呈现出暗淡的色彩。但这暗淡的环境却很吸收人。莫公的书架上有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我们每次去都喜欢看这套当时还十分珍贵的丛书，正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古罗马的殿堂，知道米开朗基罗的名字，一面看，一面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莫公总是坐在书桌前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最喜欢和高班同学一起去，他们知识比我们多，能够与莫公一起讨议，我们静静地听，得到的学问有时比课堂还多，真是其乐融融。

莫公15岁就到中国营造学社跟随梁公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做梁公助手，抗日战争结束后随梁公到清华建筑系任教，由讲师而升任教授，是我国老一辈古建筑界著名学者。莫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回忆起当年梁公对他的要求，梁公把当时所能见到的世界各国最好的古建筑图纸放在莫公面前，对他说这就是世界水平，你画出的图也应该达到这个水平，我们中国人画中国古建筑的图就应该达到世界水平。莫公说他有幸年轻时遇见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样的良师和严师，使他一开始就知道要发奋努力追求高水平。莫公画了数不清的古建筑测绘画、渲染图、速写、水彩，练就了一手杰出的硬功夫，无论在高档的绘图纸上，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画在香烟的包装纸，用药水画在供石印的薄纸上都能创作出高水平的精品。莫公既能用小圆规极工整地画出一排排宫殿建筑屋顶的瓦陇、瓦当头，又能用小钢笔极概括地几笔一勾，画出柱头石雕龙或凤的神态，这种功底至今还少有人能达到。

1950年代初，梁公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案，指定由莫公绘制一张水彩效果图，为了表现在北京特有的蓝天衬托下纪念碑的庄严形象，莫公用浅浅的蓝色一共画了七遍相重叠，我们在旁边看了不理解，莫公说，只有这样，蓝天才能有透明感。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莫公集中精力调查研究了四川成都前蜀永陵即王建墓。墓室中棺座四周有一系列乐伎的雕像，这些乐伎演奏着不同的乐器，莫公敏锐地感到这些不同的乐器可能反映着中国古代的音乐历史，于是开始探求这些乐器的来源，是中国本土传统的，还是外来的，又是何时由何方传进来的？查资料、抄录文字与图像，由中原追查到边疆，由边疆追溯到印度、波斯，经常工作到深夜。文稿写出来了，整套插图绘出来了，可惜的是文稿遗失至今未找到，插图幸能保存在系资料室。

1960年代莫公致力于中国古建筑规划设计手法与规律的研究。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建筑除了采用木结构之外，建筑的群体性也是突出的特征之一。从四合院住宅、寺庙到故宫建筑群，殿堂，厅屋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能那么和谐，为什么能组成一幅幅美丽的景观，莫公每次讲蓟县独乐寺时都要讲站在山门里，透过山门的门框恰能看到两层高观音阁楼的全景，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古希腊、罗马古典建筑用柱式组成的立面，高低宽窄，立柱与门窗的位置，它们之间都有严格的几何关系，这既是人们在实践中寻求形式美的经验总结，又成为设计的依据。莫公在长期对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人在规划建筑群体或者设计建筑立面时也应该有规律和依据可循，只可惜没有可靠资料留存下来。于是他开始探求这种规律，他用尺、量规在一组一组建筑平面和立面上寻找着，分析着。我有一段时期当莫公助教，每次早上上课之前都先到莫公家里，帮他提着小暖瓶和玻璃茶杯一起到教室，因为莫公平时离不开香烟与浓茶，上课不能抽烟只有喝茶了。不少次都见到他的书桌上放着直尺和圆规，摊着各类古建筑图纸，上面画有大大小小的长方形、正方形和圆形，旁边是一满碟烟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的探索。我们有时寻问莫公：王建墓的乐器追到哪里了？几何构图有结果么？这时莫公总会带着沉思表情讲出研究的近况，不管有了令人欣喜的新发现，还是遇到疑惑，他都是这种探索思考的表情。莫公一辈子做学问就是这样有一种追求完美的思想，一种出精品的意识。

他的这种追求自然也表现在对学生、对年轻教师的要求上。那时建筑系六年制，头两年基础课，要画中、西古典建筑的线条图和水墨渲梁图，我们在课前要绘制出给学生看的示范图，这种图要求自然十分严格，在梁公最后审查前，莫公都要多次抽查。莫公每次看图时间不长，但眼睛极尖，很快就能看出毛病，我们等待着他的批评，但他很少直接批评或者当面表扬，见到的常是他的微笑或者轻轻的叹息，微笑之后就是指出你的不足，这处阴影太深没有表现出反光，这里影子太浅表现层次感不够；整张调子可以微微地加重一些；下次再画图面微微亮一些……如果是叹息，那就说明这张图不可救药，需要重画了。那段时期，莫公负责系里重点科研项目“颐和园研究”，我为文字配照片，每次都由莫公审查，有一次真听到莫公的叹息声：“你为什么要在大太阳底下去拍，为什么不选个阴天？”这下自然得重拍，后来我懂了，要准确表现出古典园林的意境和园林植物的细腻，强烈的光照是应该避免的。即使不遇到叹息，每次也是这张要微微地提亮一些，那张应该在色调上微微加暗一些，为了这“微微地”，我都要进出暗室多次，反复地加工制作。我们作为莫公的老学生与老助教都深深懂得，无论是他的沉思、他的微笑和叹息都体现出他一辈子做学问追求的完美和创造精品的意识。我们尽管很少甚至没有得到过他的当面表扬，但是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终生受益。

莫公一生不求名利，淡泊人生。他为营造学社汇刊，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文章、著作绘制过无数精美的图纸，我们常将这些图画当作精典加以模仿，或作为教材，但他从不以此而显耀，甚至当面都不说是他的作品。他先后多次参加全国和建筑系组织的中国建筑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完成了相当分量的断代和分类的文字，但是他对这些图纸和文稿统统交公，从不留底和复印件，对自己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遗憾地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这些文稿都丢失而

不知下落，到现在我们想整理莫公的著作都很难实现。莫公花了那么多心血完成的王建墓研究手稿现在只有插图保存在系资料室，当成都王建墓管理所想借用这批精美的图，征求莫公意见时，他立即同意毫无代价地让他们使用。1950年代初期，林徽因先生领导从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研究与设计，莫公当时是主要成员之一，他对工艺美术有很高的造诣，除了协助林先生指导年轻教师外，还亲自设计生产了数件十分精美的景泰蓝新作品。在1990年代我们收集莫公作品时，他自己只保存了一张设计时的草图，而制成的景泰蓝一件也没有，后来还是在另一位教授家里寻得一件圆盆。在莫公80岁生日时，我们特地将这件圆盆拍了照片和他的设计草图一起放在镜框里当作生日礼品送给他，莫公很高兴地把镜框拿回家里保存。

莫公一辈子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几乎每天都在看书、学习、研究，但他的兴趣却十分广泛，喜欢听古典音乐、打网球、自己制做衣服、自己做饭。而且对这些业余爱好做得很认真，一件皮里布面的大衣，自己一针针地仔细缝制，穿在身上十分挺直。莫公身体不很好，平时香烟不断、浓茶不断，曾经两次做过部分胃切除手术。1980年代在安徽开建筑史学会议时得了肺气肿，请了当地一位老医生治病，老医生对他警告继续抽烟还得犯病，要命就戒烟。回到清华，莫公真的把烟戒了，而且好像没经过什么难受。但是毕竟长期抽烟损坏了他的健康，1991年，当莫公75岁高龄时得了肺癌，在安贞医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家里没有把真情告诉他，出院后住在校医院疗养，系里老师们送了一盒大蛋糕到校医院为他祝寿，莫公十分高兴，不久就康复出院。这以后莫公较少参加系里活动，但每天在家里还是看书，画画，我们每次去都看见墙上挂着许多临摹或自画的水墨山水，他向我们讲解对中国山水画如何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新认识和体会。我们建议选择一些加以裱装，莫公连连摇头，说这些画都没有完成，他仍然坚持着追求完美。记得有一年冬天，莫公又病了一次，住进北医三院治疗，病得不轻，我们很怕他是肺癌复发。去三院看他时，他虚弱得只能坐在轮椅上在病房内活动。但是一周之后，不但排除了癌症，而且康复回到了家中，我去看望，莫公正在屋里搬动他的木床，形若一位未曾得病的健康人，他略带神秘地告诉我，三院给他服了一种进口的药，就这么很快恢复了。从此之后，我们不敢再请莫公出来参加活动了。但是每年新年研究所的师生聚会，莫公是一次不落。我们建筑历史研究所人员不足十人，但连同退休教师、研究生、外国进修生和本科毕业班建筑历史组的学生加起来也有二、三十人，大家一年一度聚在一起，相互汇报各人的教学、科研状况，展示学生的成绩，然后一起吃自助餐。莫公最喜欢这种家庭式的热闹场面，每次都是早早地穿着那件自己精心缝制的蓝色布面皮大衣站在楼门口等着年轻人去接他，有一次竞自己骑着自行车直接到了系里。研究所最年长的老教师就是汪坦先生和莫公，他们都生于1916年，平时年轻学生都从我们口中知道这两位前辈，都读过他们的著作，欣赏过他们的作品，但只有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才能见到这两位师爷的真颜。

1998年历史组的学生开始用电脑绘制古建筑测绘图，在年底聚会上，特别请莫公看了这一批图纸，我们介绍说，过去最难画的屋顶瓦陇和一个个小瓦当、滴水。如今用电脑很容易很简单了。莫公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看了这些图纸，先是露出我们当学生时就熟悉的微笑说电脑真了不起，但随后却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明白，莫公看到在这些图上表现的门楼的砖雕，门窗、梁枋上的木雕与彩画都失去了用徒手勾画出来的那种生动性，那种灵气没有了，莫公自然有些失望。那天，派了两位学生骑自行车护送莫公回家，学生回来说想不到莫先生骑车竟如此灵活，如此快捷，连他们都有点跟不上。那年莫公已82岁高龄，我们真为他的健康而高兴，忘记了莫公是得过癌症的老人。

但是不幸的是第二年莫公又一次得了癌症，经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后来回到北大校医院治疗(清华、北大两校癌症患者的集中疗区)。这次莫公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是他并不悲观，从容地接受治疗和经历了多次抢救。他的学生从四、五十岁的到六、七十岁的一次次去看望，他每次都关心地询问他们的科研和教学。住院期间由他的二儿子莫涛陪同，有时父子两人还讨论着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有一次竟看见他起床坐在桌边校阅他的老友陈明达先生的长篇文稿。在他病情稍稳定时，我们为撰写史稿曾求教莫公关于营造学社的旧事，从中山公园的老学社，河北、山西的调查、四川李庄的岁月，一件件老事，一幢幢古建筑的形制，莫公竟记得十分清楚，思路仍那么敏捷，我们真盼望着莫公能再一次战胜病魔。但是，事与愿违，1999年12月8日夜间莫涛打电话告诉我莫公走了。我赶到莫公家，极力安慰着莫师母与莫涛，莫公的房间还是老样子，陈旧的书桌和木椅，桌上摆放着他常用的文具，墙上还是挂着那些没有完成的水墨山水，我贮立在无数次请教莫公时的书桌旁，感到一阵茫然，房依旧，物仍在，但是莫公走了，我们的莫公这次真的走了，只是他的音貌，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中。

作者：楼庆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