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外宣传不现局限于发行外文报刊和广播外与节目的“超距离”接触，而是让一条条满载着中国人民心声和愿望的船驶向大洋彼岸，驶向全世界。“中国文化周”和“西藏文化周”等一系列展示中国人现代生活真实风貌的系列大型活动正以艺术，文化的力量超越着政治屏障。中国的对外传播也不再仅局限于狭义上的传统外宣领域。

“立足于基本国情，全方位地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进步、开放的中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新格局下的《对外大传播》，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探索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方法。这组文章旨在从对外传播的实例出发，与大家共同探讨推动中国的传播事业。

以艺术的、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

——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申宏磊

早在采访之前，就从一篇篇演讲中感受到了他的睿智与风采。他刚一走进会客厅，握手的刹那间，就将热情与诚挚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个人，而他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浓厚学考气质，使你又不得不惊叹，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人，当年是怎样让上海浦江东岸那片沉睡的土地沸腾起来的呢？！

浦东，理解和沟通是极有价值的

记者：赵部长您好！我在见到您之前两次到过浦东，曾对外发表了一组《世界跨一步，浦东跨六步》的文章，我认为这个数字之比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浦东高速发展的却实却是响铮铮的。那里的人们没有忘记您，我最近去了您办公过的那栋小楼，满院子里的树木依旧很漂亮。

赵：您说得太好了！您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就找到共同语言了。

记者：我不仅去过浦东，还在去年采访过深圳。我认为，当年深圳是以三天起一层高楼的建设速度引起了世人瞩目的，而浦东一起步就是面向太平洋面向世界的，它是以面向世界的高度赢得了世人惊羡目光的。如果没有浦东。上海至今还会是一座因负重而不能舒畅呼吸的城市。深圳和浦东如同“双子星座”，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交相辉映，也正固如此，才有了今天“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并驾齐驱之势，我这样描述上海和浦东的经济地位，您认为准确吗?

赵：您能这样描述浦东和深圳，证明您对中国经济背景的把握是好的，要我说，这该是深圳的速度、浦东的高度和您的深度，一见如故了！这也是一种沟通吧！(大家都被开场时的愉快氛围感染得笑了)

浦东一起步的确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和世界的资金，我们是站在地球仪前考虑浦东开发的。浦东开发不仅是经济的开发而且是社会功能的开发。争取的是社会共同的进步。在这里我要再夸深圳几句：深圳不仅仅体现在“速度”上，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正由于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克服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破了一些思想枷锁后，才有了浦东的开发。有日本朋友曾问我：“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十年是他的错，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说，当年深圳是个渔村，改革失败了对中国影响小大，而上海当时承担着中国1/7的税收，只有深圳试验成功了，浦东才能起步，而邓小平这样说则体现了他的责任感。

记者：您在浦东工作多年，外事紧忙时，听说有一天会见了11批外国客人，仅接待过的日本朋友就有3000多人次，这段与外国人频繁接触的经历，对您后来做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赵：在浦东我虽没有专职去做外宣，但奠定了一个基础，那就是更了解了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人沟通，即只有分清对象，由对方最感兴趣的部分开始交流才能争取到最大的收获(正如您和我一见面就谈浦东一样，不是吗!)。而事实证明，这种理解和沟通也是极有长远价值的。今天我们“走出国门”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出需要同际友好人士利用他们的威望为之“护航”。当我们为在美国举办“中国文化周”进行筹备的时候，我去美国，与曾在浦东投资的儿家美国大公司总裁见了面，他们分别表示，愿意给予各种帮助。例如：华纳集团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室，还无偿借给我们一名会计师；还有的公司为我们的活动做了大量的画册也没收费用，文化周的很多费用还是由一些知名公司主动赞助的，后来包括基辛格等社会知名人士也部参加进来，这使得我们在国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一路畅通。

不是有意作示范而是有意沟通

进入21世记，发展中的中国更需要一个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自己的国家。而目前国际社会中还有很多人是在长期不了解中国和甚至对中国有敌意的背景下宣传中国的。无论是在斯莫尔尼官，还是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他都能够从两国人民所熟悉的文化背景入手。一路娓娓道来，用智慧的力量填平因误解造成的种种沟壑，那确实是一种把复杂变为简单，把严正声明变为温和说服的过程。

记者：您的演讲总是激扬着文采，言谈中，又传递着一种力量。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智慧的力量。我想了解这是您个人文风使然，还是您有意识地在改变、在向大家示范着传播中国的方式和技巧呢?

赵：每个人的工作风格都各有特色，这不需要我去示范，再者，那篇文章还小是我最满意的，在美国的那次演讲据说被美国的一个机构拿去研究看是不是能代表中国官方的观点，研究了半天，结果证实了是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风趣地笑了)。说到这儿，我先说一下我对外宣的看法。

“宣传”这个词在中文没有贬义，但翻译成“propaganda”是有贬义的，是指那种不顾观点事实、强加于人的言论。因而我们是对外“新闻办公室”。

我自己感觉，在经济全球化，在政治多极化，生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人、任何国家部不能孤独地生活，任何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理解，都将对本民族的发展和振兴产生重大意义。

在中国“外宣”的意义相当于“communicalion”，相当于“沟通”。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外交部之外的“外交”，也就是“媒体外交”，通过媒体来说明中国，表达国家和政府的想法。我们就是要通过“沟通”告诉人家一些客观事实，当然，还要有观点。“外宣”的意义一是传播事实，二是传播“友谊”。圣彼得堡的芭蕾舞、百老汇的音乐剧《猫》中国民乐的出国表演等，都属于友谊支流。我们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的人精心准备最重要的我想说的和对方想知道的内容，并将其融会贯通。

中同对外开放比较晚，也是外国人了解口国不够的原因之一。凤凰卫视曾对纽约人做过一个调查，问“如果说到中国你想到了什么?”多数人只会说想到中国的长城，大熊描，甚至中国的春卷，还有人会说那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但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充满了陈旧感。

因此对这些国家应该讲A、B、C，而不应该讲X、Y、Z也就是说要从头对他们说起。但如何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还要有个过程。

世界上除中国之外有50多亿人口，

当然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大约，每年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有1000万人次，不到世界人口的六百分之一。因此，只靠外国人访问也不能解决如何让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加强对外“说明”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做与外国人的沟通工作，向他们说明今天中国的现状，以达到了解和理解。

记者：初次听到您在讲对外宣传用了“说明”这个词时，确实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而意识到这是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内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您为什么使用?“说明”这个词呢?

赵：我刚才说了，能来到中国的是很少数的外国人，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国的认知不多。对这些人要从头讲起，耐心说明，因为他们不是在中国生活和受中国教育长大的。

我在法国演讲时说，1900年，中国妇女是缠着足，挪着小脚进入20世纪的，到了2000年，中国女足，是以队长孙雯临门一脚的劲射带人新世纪的。我对他们说，巴尔扎克的译文在中国比在法国出版的原著还多，但比较起来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少得多，这是需要补足的。

接下去的答问中，他们问，“中国有二奶现象，您怎么看?”

当时“二奶”这个单词是用法语音译的，发音不太准，一开始我都没反应出是什么意思。明白过来后我说，“二奶”是个丑陋的现象，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的。中国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有些落后地区的妇女竟能容忍丈夫的这种陋习。在这里我们也传达出一个信息，我们希望这些中国妇女勇敢地站出来，利用法律的武器与这种现象作斗争。于是大家在下面鼓掌。然后，我又说中国离婚率原来只有l-2％，现在到7％了，法国的离婚率接近50％，那么法国离婚率高是由于天生的浪漫主义色彩呢，还是受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噢，于是大家又理解了，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弊病，下面又有很多人鼓掌。

记者：这种沟通太有必要了！

赵：人与人的沟通有时是为了达到谅解。

到德国时，正遇上“9·11”。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间：“美国9·ll事件之后，中国大学生在网上有很多言论庆幸美国被袭击。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对他们说：中国大学生有1000多万人，他们都很年轻，也都富有感情。他们中多数人都喜欢上网，那时他们会想到中国大使馆被美国导弹炸了和在中国近海撞毁中国飞机的事情，于是话语间就有些激动，那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哲学的思考。下面又理解了，哦，原来事出有因啊！本来有可能出现的对立情绪被化解了，结果又是一片掌声。

在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会上，一位美国人说，我们想起中国，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游行的红卫兵。我说，看来你们对中国的认识是落后二十几年了。但你们有这样的误会和看法，责任在我们，因为中美恢复邦交初期的若干年内，中美往来较少，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似乎并未充分地传达到美国民众。在这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中国人民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对“文革”的认识十分深刻，对“文革”中国政府是彻底否定的。

为了能沟通得更好，每次演讲前，我不但要看许多书，有时还把演讲稿请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弟弟看，他也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为了演讲成功，我还曾在美国大学先试讲。我还发现，我的演讲到了美国教授和美国记者那里，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鼓掌，都是美国人，职业不同、幽默感也有不同。在宣传上只说“内外有别”还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不是在给国内的什么人做示范，国内有名的演说家很多。“两会”上李肇星的“答记者问”反响也相当不错啊!

沟通不是讨好，是对事实的真诚说明

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宣工作中，使人佩服的不仅仅是他的才气，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各种场合，那种自觉而坚定地为国家承担责任的精神。在日本电视台“做客”时，日本一位著名主持人用极快的语速，在一小时内提了诸多问题，有靖国神社的问题，有朝鲜执政党接班人的预测问题……，还有些记者的提问也是相当尖锐的，他都如驾一叶扁舟穿越过惊涛，达到彼岸。这使人想起他说过的话：“沟通不是一味地讨好”当他微笑着伸出象征着友好的橄榄枝时，我们能掂得出他时刻承担着的对国家、对人民的那份坚定的责任。

记者：在2003年的“迎春招待会”上，您在对一位美国记者举杯敬酒时，讲了一番话，在那段不足300个字的话语中，您既提醒了对方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那段兵戎相见的历史，又回顾了“二战”时期，中美两国结下的友谊；既婉转地告诫美国人要在台湾问题上审时度势，又用编辑《中美关系30年》画册这一件“小事”表明了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顾全大局的立场。我感到您那无处不在的责任。请您多谈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赵：二战时，美国、俄国都帮助过我们中国，驼峰线上空气稀薄，用螺旋桨飞机升空有限。可那些年轻的美国青年怀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就在山峰之间飞行。600架飞机、前赴后继，有去无回，这是中美两国人民都很珍重的一段历史。今天美国如能恪守“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支持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也能成为一段新的友好的历史。

记者：我们还看到您在日本电视台“舌战群儒”时，您以“以柔克刚”的方式，去化解了外国记者提问中那些十分“尖锐”的触角，连许多日本朋友都被您那种处变不惊的儒雅风范所折服…

赵：在日本电视台接受访谈那次，是与一个主持人和三个经济学家对话，不是群儒。那个主持人非常厉害，据说和他交过锋的日本政客也有“失足落水”的。掌握事实，才能实事求是；心存善意，才能真诚对话，倒也没有什么太值得这样称道的。

记者：我看到您在斯莫尔尼宫演讲时，既讲到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又讲到中俄之间文化交流还有巨大的逆差，表明中国要在“走出去”方面仍需努力。其实，最感动我的是您始终贯穿在文采之中那种无处不在的责任感。

赵：在那些场合，沟通不是为了仅获取对方的好感，而是自己真实观点的表达，这是原则。当我在莫斯科访问时，有记者问：“俄罗斯有许多中国的非法移民，你们对这些非法移民怎么看?”我说，中国本身也有许多其它国家的非法移民，我能体会到非法移民给贵国政府带来的麻烦。只要你们能证实他们的身份，我们就会按国际公认的规则依法办理。但随后我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希望贵国政府，对中国公民在俄罗斯境内的利益和生命给予保护。

记者：谢谢您对他们的心。当那些中国公民离开祖国不辞而别时，您作为政府官员还能想到保护他们。我知道俄国媒体在报道时，说您这样说是全面的，是合理的。对这句话给予了很突出的位置，您也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尊重。

有这样一句话“外宣工作无小声”，这充分说明了外宣工作的责任重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使人谨小慎微或过多地喜欢用外交辞令，这样不仅会给人

留下刻板的印象，也容易让人感觉不真诚。正在中国各地紧锣密鼓地举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是否会让大家能尽快掌握像您这样自如“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技巧呢?

赵：“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最快捷地、最有效地表述立场的最好的方式，这能使我们的政府更贴近人民群众，使使人们了解政策制定的缘由，从而更积极支持政府的工作。中国的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还不够活跃，目前我们还没有规定从何时起，各地必须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我们正在各地办培训班，不仅是在北京还在西部城市办，现在我们正在云南办班呢。大概有200多人参加，有时也请外国专家讲课，这叫知己知彼。做事情要讲究“效果论”，最后结果如何要用“三个代表”的准则去衡量。

记者：在去年两会采访期间，当温家宝总理路过我身边时、目光相处的那一刹那，我亲自听他说了声“谢谢记者们，辛苦了！”而您也在谈到浦东时说：

“浦东是媒体帮助宣传出来的。”从这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国高层领导者对媒体的亲和态度。您认为记者是自己的朋友吗?

赵：记者是你通向公众的桥梁。媒体的作用一是传播事实，二是传播观点。在新闻发布会的场合他们是挑战者，记者提问是职业的需要，我们要通过他们表达我们正确的观点和内容是我们的职业需要。但记者作为个体的人是我们的朋友。

记者：您能这样说是对我们记者职业一种的尊重。最后请您谈谈“西藏文化周”的情况。在电视中看到，那些每一件来自家乡的物品都勾起了飘泊在外的藏胞们对故乡的思念。西藏历史长河中蕴藏着许多永不泯灭的东西，许多人想找到它，找到民族的根。

赵：西藏问题实际是“达赖问题”。是达赖在外国制造的问题。用所谓的与汉族文化的冲突掩盖他们分裂西藏之目的。我们在美国举办西藏文化周时，有位美国老人说，西藏的孩子总是微笑，据此我看出在西藏没有种族压迫。还有人问：这么漂亮的孩子是西藏来的吗?还有的藏胞试试用藏语与他们交谈。我们很欢迎海外藏胞观看演出，他们看了很想念家乡。

记者：是啊，当他们看到唐卡上的熟悉的图案，那每一块色彩都凝聚着青藏高原的风情啊!

赵：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整个中国的万里河山不断换着新颜。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四年，初见成效，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地区的大发展势不可挡。事实上，海外藏胞每年都有不少人回来带走唐卡，面对西藏的新景色和新生活的展示，也许能澄清他们心中的困惑吧!

记者：听您谈话受益匪浅，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注：以上照片均为国务院新闻办提供

责编：雪石

西藏外外长王丕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西藏周瑾

去年年底的“中国西藏文化周”已经是第三届了，此前，国务院新闻办曾于2001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2年在加拿大和比利时举办过两届，也取得了成功。但大家提起这次活动，扔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

独特的才是最好的

第三届文化周在泰国举行，图片的展示、影视播放和文艺演出场场爆满，进行藏学交流的活佛受到了信徒们的追随。这次活动得到中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温家宝总理和泰国的他信总理都专厂发来了贺信，泰国各级官员都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文化周活动。泰国的各大主流媒体也都进行了突出、全面的报道。

这次活动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呢?记者采访了国务院新闻办七局西藏处的王丕君处长。他说：“首先，这当然得益于良好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大环境。中泰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泰国政府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一贯的支持和理解，各级官员在发表讲话的时候都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西藏自治区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强调泰国‘与西藏同饮一江水泰国民众对西藏也存在着浓厚的兴趣”。

“其次，凡是去过西藏的人都诧异于它空灵的美，有洗涤人心灵之感。由于地处较为偏僻封闭的青藏高原上，它独特神秘的文化吸引着批又批的人”。

王丕君说“地理位置的独特性造就了自然风光的美丽，但这只是吸引外国人的一个原因。此外，西藏是一个人们了解并不很多的地方。达赖集团长期以来在国外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散布了许多不实之词，如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文化灭绝、‘宗教灭绝、‘破坏环境、‘侵犯人权等等。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坏心办了好事，但客观上使得人们对西藏更加关注，想对西藏看个究竟”。

良好的合作机制

交谈中记者好奇地发现中国西藏文化周开幕式12月5日是泰国国庆日，也是泰国国王76岁圣寿日。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是有意为主，还是机缘巧合呢?当我就这一问题说出自己的疑惑时，王丕君乐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半是赞赏记者的细心和敏锐，一半是被洞穿“心机”后的产生的共鸣。王丕君说“选择12月5日举办西藏文化周的开幕式是我们与泰国经理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颂提·林通坤先生反复筹商的结果。林先生的中文名字叫林明达，是泰国第三代华裔，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是西藏文化周的泰国承办方。

包括王丕君在内的许多中方人士对这位泰同华裔都深为钦佩，林先生在泰国被誉为“媒体大亨”，他创办的媒体集团公司旗下，有多种日报、周刊和月刊，有出版社和4家网络媒体，以及一家在泰国颇具影响的广播电台，并正在筹办泰国最大的网络信息库。王丕君说，林先生是以东方人的思维，报道亚洲新闻，与西方媒体先人为主的带有过多主观性的报道风格是不同的。在泰国，人们对西藏了解甚少，受西方媒体影响，有不少错误的观念。为此，林先生曾组织两次记者团赴藏采访，并由此产生了将西藏文化介绍到泰国来的想法。

的确，西藏文化周在泰国的成功，包含了林先生在内的许多泰国朋友的努力。正因为如此，文化周是在泰国国庆日上上下下放假的欢乐气氛中进行的。王储也在国王生日之际出现在文化周演出的观看席上。媒体对于此次文化周的报道更是全方位的。

“请进来”与“走出去”

“如何突破西方舆论封锁，让中国的信息能够传递到国际，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展示给外国人，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一项艰巨任务。”王丕君用“艰巨”来形容外宣的工作得到了记者的认同。

中国有句话说“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不怕别人来(西藏)看，就怕他们不来。从2000年开始，我们(新闻办)每年都邀请七八个外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团去西藏采访，美国、比利时、加拿大，尼泊尔、印度，泰国等都有”。

记者对此深有感触，西藏是从奴隶社会一步迈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半个世纪前，藏族人民在奴隶主的压迫下还

过着悲惨的生活。50年来，长达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从格尔木滩头直抵拉萨全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线，还有目前每天都正向前延伸的青藏铁路的建设，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藏。在风雪交加的时刻，那些运送粮食的战士，他们是冒死把一车车粮食送到牧民的手中。西藏牧民的感激的泪水、幸福的欢笑都是真实的。然而，外界对此知之不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媒体记者都有偏见，只是他们没有途径去了解真相，他们所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达赖份子提供的那一套。

对记者的表述，王丕君处长如遇知音，他说道：“所以啊，请外国记者去西藏，去看真实的西藏。他们都感觉反差比较大。这几年去过西藏的那些记者对西藏的报道就比较客观。除了媒体以外，政府每年还邀请了一些国外政要、专家学者访问西藏，比如欧洲议员团等”。

这一次文化周却是走出去，向泰国和其周边国家展现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当代西藏形象。向世界展示古韵久远、博大精深，并正在焕发着蓬勃生机的中华文化与文明。“白皮书”与“文化周”的不同

“对于现有的政府‘白皮书而言，‘文化周的举办是不是—种补漏?”这个问题可让记者想了很久，如今有机会听听“官方”的声音了。

王丕君处长抚掌大笑，“这个问题问得好。从2000年开始，我们(新闻办)每年针对一两个被达赖集团歪曲的主要问题发表白皮书，力求在这些问题上‘阐明基本事实，讲透基本道理。

“比如政府在2000年发表的《西藏的文化发展》，2001年发表的《西藏的现代化》和2003年发表的《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白皮书，就以大量事实阐述西藏的主权归属、文化进步、人权状况、经济现代化和环境保护的情况。每个白皮书的发表都引起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响，也引起达赖集团的极大关注，几乎每一个白皮书达赖集团都要组织一篇长文企图反击。应该说，通过发表白皮书，中国政府正面宣传了西藏的真实情况，澄清了达赖集团散布的谣言，有力地揭露和批驳了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

“利用白皮书作为涉藏舆论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多国家政府和国外学术机构均引用我们白皮书作为制定政策、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

“本次西藏文化周活动我们带去了200余幅图片、10幅唐卡。用这些图片和唐卡全面地层示了西藏美丽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以及西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电影《红河谷》、《益西卓玛》，50集大型电视专题记录片《西藏纪行》、20集系列报道《外国人眼中的西藏》则用影视方式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变迁、现代化发展以及藏民族的文化、民俗和百姓生活。藏学家、活佛用切身体验向国外各界人士介绍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宗教信仰情况，现实感很强。这几种形式的整合是表现西藏文化的主要载体”。

举办文化周的感受

回顾三次西藏文化周的举办，其中的欢乐与忧愁必定是同时存企的。“西藏文化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效果非常之好，已经成为研究对外宣传的一个课题。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之下，王丕君仔细地评说了一下在举办过程中的感受。那些真实的感受和琐碎的细节没有亲身参与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这次西藏文化周，比较集中地向泰国人民展示了西藏50多年来在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通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泰国人民对我们这个活动的热情响应，不仅增进了泰国人民对西藏的了解，也使我们这个文化活动的影响扩大到周边国家。这说明，举办文化周活动对增进国外对西藏的了解、解疑释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本刊记者在工作过程中，听过很多同行讲起，在国外举办大型综合性文化活动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像以进行舆论斗争为目标的西藏文化周这样的活动。只有做到知已知彼和事先精心的策划才能保证活动的可行和成功。于是，记者再一次对举办此次文化周的工作人员表示了钦佩与感激。

而王丕君只是淡然地一笑，“西藏的文化是对外介绍西藏非常有效的手段，这是已被实践证明厂的。文化这种载体，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国家都能接受。比如，这次我们选择了泰国承办西藏文化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结果。泰国人民与藏族人民一样信奉佛教，所以我们把宗教交流作为这次文化用的重要内容。藏学家和活佛在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举办的西藏报告会上就藏传佛教的丰富内容及特点、藏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作了专题报告，并回答了关于西藏政教关系、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的有关仪式等方面的提问。由他们来讲更真实，效果甚至比我们讲述要好”。

其实，在对外宣传活动的策划上，针对性与民族性的结合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如何具体操作文化周，王丕君透露了几个小细节。

“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商业活动，首先在确定内容，内容不仅反映水平，关键是反映适应性，也就是能否适合外国人特别是对西藏感兴趣国家的受众实际情况。其次是确定表现形式，一般而言，表现文化艺术的形式是相当丰富的，那就要选择可以充分展示西藏文化并产生良好的宣传效果的形式?一旦任务、宗旨确定之后，推广就十分重要。‘西藏文化周作为国际性的活动，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推广起来肯定是有一定难度和局限性的，我们遵循一条原则：既保证稳妥安全又争取最大社会效应，运用多方面、多角度方式进行推广”。

如，为了如何使文化周活动产生良好的公众影响。为了增加每次展览的民族氛围，我们都会在展览场地悬挂了有典型藏民族特色的风马旗、草坪、牦牛等彩旗，使参观者犹如置身西藏；为了使演出在外国人和华侨中产生效果，在歌唱节目中增加当地民歌和华侨熟悉的歌曲。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为成功举办活动奠定了基础。

王处长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来结束我们的采访。

“要了解西藏，‘看图识字的效果是不错的。西藏是‘世界屋脊，有着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世界各地的客人们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西藏文化周在未来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办，我们希望那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优秀的民族文化，以及促进西藏的旅游，吸引更多国外的游客到西藏来观光、投资”。注：本文照片由国务院新闻办提供

责编：翟淑蓉

三个特色办活了西藏文化周

白玛赤林

作为此次出访泰国文化周的代表团团长，我感受到了泰国人民的热情。泰国是个佛教国家，对宗教非常感兴趣，又是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前两次文化周都是选择在西方国家举行，那里是分裂与反分裂很尖锐的地方。这次选择在泰国这么一个一直都是友好的国家，加上最近胡锦涛主席访问了泰国，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泰

国诗琳通公主第17次访问中国时去的就是西藏，她一直在学汉语，而且学得很好。这次‘2003·中国西藏文化周是以文化为切入点，让泰国人民了解中同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民族政策上的正确性，也了解了藏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拥护和爱戴，并让泰国人民走近了西藏，亲身目睹了西藏和平解放5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

这次中国西藏文化周的三个部分都很有特色。个特色是西藏文艺演出，因为西藏是歌舞的海洋。第二个特色是西藏图片影视展，反映把西藏和平解放50年来的变化。这引起了轰动。第三个特色是活佛藏学家交流团，这是的两次中国西藏文化周所没有的，这是考虑到泰国是佛教国家，西藏与泰国可以在佛学方面进行交流。这一定能促进中国西藏与泰国在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探讨，一定能让更多的友好国家与中国西藏进行交流与合作。

责编：翟淑蓉

拿什么面对你，我的朋友

黄燕

微笑能改变一切

世界上没有一种植物会让人笑，但绝对有一种能让人哭。猜到是什么了吗?

随便找几位出过国的亲友同事问问他们的感受吧，可以断言没有谁会忘掉外国人那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微笑，远的不说，我们的近邻泰国就享有“微笑之国”的美誉。当地人温良、友好的微笑，让我们忘记了彼此的语言还不尽相通，旅途的疲劳也因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我们裹着夜航归来的一身倦意，进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值班人员的厉声呵斥顿时惊退了所有人的困倦。

“我们这是到家了还是到看守所了?怎么都是亚洲国家，人家就能微笑。而我们就只能一脸怒气?”同行的一位记者愤愤然地反问道。

“嗨，别说泰国啦，你看我们周围国家的人谁不会微笑，只有中国人不会!”另一位记者如是回答。

谁说中国人不会微笑的?这说在气头儿上的话有失全面。我就曾发现有一个地方的人会微笑。这个发现还不是我的专利——西藏。

在那里，虽然山为缺氧带来的头痛反应让我不由自主皱起眉头，但与我迎面相视的藏族人，不论是穿夹克衫的还是穿传统藏袍的，都报以善意的微笑。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的我也开始微笑了，头也不痛了。

那段微笑的经历不时让我联想到从前在国外的感受。藏族人的纯真、善良和友好甚至让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有时，我忍不住要想：这个民族是带着微笑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吧。

幸好是这样。我们从事外宣工作的人都知道，目前国际上对中国谈论最多的就是台湾和西藏。涉藏外宣是我们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之一。也许是身处在这样‘个特殊的舆论斗争最前线、久经锻炼，也计是他们与生俱束的微笑令人难以拒绝，我所接触过的西藏官员几乎都是天生的外宣好手，他们那么自然、从容，那样诚恳、亲切，不由得你不亲近他们。信赖他们。

从自治区副主席白玛赤林到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局局长格桑朗杰，从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普布卓玛到日喀则地区文化局副局长甘瑞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或许“一笑泯恩仇”的境界，对我们大多数凡人来说遥不可及，但一个浅浅的微笑却是你我即刻就能实现的愿望。

微笑可以改变我们的形象，改变我们国家的形象。

他最关注排在末尾的人

他的外形算不上俊朗，他的中英文都还透着些许胶东味儿，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长，面对500多名中外记者侃侃而谈。但这并不妨碍他微笑着代表中国政府表达立场和观点。

李肇星，中同新一任外长，在今年“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给我留下的印象简单而明确：可亲、可敬、可爱。

虽然这是李肇星外长第一次出现在“两会”例行记者会上，长达130分钟的过程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展现泱泱大国气度的机会，而不是惴惴不安等待考试结果。第一次接触李肇星，还是十年前在北京怀柔的云岫山庄。刚刚卸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在一群妇女代表中格外显眼，虽然他不是个彪形大汉，

开会前，他笑呵呵地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自我介绍，他说，就从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个人开始。

当时在座的不少是各部门或行业的负责人，大概平日里习惯了被尊为第一个介绍给大家的人，所以对李肇星的这个安排感到很新奇，齐刷刷将目光转向他所说的位置。

作为一名记者，我已经很习惯么这种场合尽量靠后坐。这一回却“荣幸地”成为全场自我介绍的第一人。惶惶然不知怎么成为所有目光的焦点，还好，紧张归紧张，简单几句话就轮过去了。

自我介绍像击鼓传花一样在席间传递着。渐渐平复了心情的我注意到每个人介绍完毕后，这位资深外交官都要不厌其烦地表示感谢。在后来由他主持的大会发言中，每位发言者讲完话，他都会用类似“我们注意到您关于某某事情的发言”这样的话语表达对发言者的尊重。

当时就觉得这人不一般，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

十年后，从电视直播上见到他，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他的微笑更多了，而且感到他的微笑其实很可爱，让人感到他的诚恳与聪慧。

忽然想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不漂亮，但一定要可爱。

也许是因为长期接触欧美同行，或者学英文的教育背景，李肇星很自然地用他的对象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跟他们打交道，很难想象他不会不受到众人的欢迎。

新华社高级编辑、洛杉矶支社创建人吴月辉从自己最近在美国六年多的经历谈及中国的外宣时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不懂得如何用美国人(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跟他们沟通，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鸡同鸭讲啊！

简单也是一种美

记得采访“十六大”的时侯，曾奉命报道一个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记者招待会，有五、六个西部省区领导参加。上百名中外记者“长枪短炮”地拉开了干活儿的架式。我和同事找到靠前的位置坐下，暗喜幸亏到得早，否则只有站在两边通道的份儿了。

第一个提问的美国记者问了西藏的热地一个问题。然后，就是我们这些内地记者轮番提问。现在回忆起来，这场记者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有两个：台上一溜排开的领导，在回答问题上花费的时间超长，一个听起来毫无新意的问题可以回答40分钟，所涉及的地名、专词别说是外国记者，就是我们这些中国记者也不甚清楚；记者会还在进行中，我随意回头才发现，当初满满当当的大厅，只剩下我们几个坐在前儿排的记者，而且看样子都像是来自内地媒体。

拎着份量不轻的电脑步行回新闻中心的路上，我的这竹驻外回国的同事大发牢骚：人都走光了，还说给谁听啊?

据说，有的记者会上，为了让“不听指挥”的海外记者少问些“棘手”的问题，领导们尽可能延长回答的时间，减少提问的次数。但我相信那天参加记

者会的领导是希望提供更多信息，只是方式值得商榷。是不是一个很地方化的问题需要40分钟来回答?而这40分钟的回答中又有多少是记者感兴趣、可以发稿的信息?

这样缺少互动的单向“沟通”，可以说事倍功半，甚至起反作用。何苦为之呢?

看来，简明扼要是—个更好的策略。当然，简明扼要决不等于“无可奉告”。

经常被外国记者找上门来的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院长马晓野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说，每当外国记者就某个问题想要了解他的看法而他又不便表态时，就选择讲故事。马晓野所说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真实的故事就是这样，至于听的人如何理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没有“简单粗暴”地用“无可奉告”拒绝外国记者，还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故事，这种沟通方式恰巧就是外国记者所能接受也是外国读者愿意接受的，因此马晓野成为外国记者青睐的中国人。

其实，稍稍一想就很清楚：外国记者也是记者，同样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所写的中国报道通篇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表态，这篇稿件是很难在编辑部获得通过的。如果我们每每用“无可奉告”封自己的嘴、堵他们的路，那么他为了完成工作必定会勤力寻找可以开口讲话的人。他遇到马晓野，是我们的福分。可是，如果他遇到的不是讲究原则立场、巧于措辞的马晓野，而是胡说八道的牛晓野呢?那我们岂不是将送上门来的外宣机会白白丧失?这种后果有谁想过要站出来承担呢?

有理不在声高

“义正辞严”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在我们宣讲的刘象看来是不是一栏，就不能打包票了。我们在措词激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时。想到的是“人家听不听得进去”还是“听不听不关我事，反正我讲出来任务就完成了”?我们有多少次在开口之前或闭口之后，认认真真地想过自己宣讲的对象感受如何呢?

有句大家都熟悉的老话：有理不在声高。在平常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还有意无意地提醒自己做得更明智些。然而，当我们面对的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观点立场有差异的海外人士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忘掉了这句老话，说着说着就“义正辞严”地翻脸了。结果呢，不欢而散。还谈什么沟通、宣传呢?

英文的Compromise(妥协)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在外宣中，坚守原则、讲究策略的“妥协”在帮助我们赢得受众好感的同时，也赢得了一次次成功的机会。

受众，现在越来越少被提及。它是因为过去被我们视为受众的人，不再仅仅被动接受。在信息传递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时代，我们曾经的受众，越来越主动地为自己挑选中意的讯息。这好比手机短信，接收了并不等于接受了。我们可能将中意的短信转发多人，主动传递信息。我们也可能将无趣的短信一删了之。

其实，一个人说出程式化的套话并不准，准的是讲出标记着个人特点、洋溢着人情味儿、充满幽默感、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希望取得实实在在的外宣效果，而不是一删了之的结果。

责编：翟淑蓉

从城面旧巷到西欧花都

2004年春节的气息已渐渐褪去，“火红的埃菲尔铁塔”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曾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载歌载舞的北京“秧歌大妈”们也早已飞回了北京。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美丽的卢浮宫、静静流淌的塞纳河、还有那张张陌生且友好的笑脸并不会很快就退出她们的记忆，毕竟那一切发生在美丽的浪漫之都，毕竟她们的身影已随着卫星转播游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短暂而激动人心的时刻曾让她们如痴如醉……

回国已近两个月，秧歌大妈经历了这次中法文化年的北京文化周活动后，她们开了眼，长了见识，也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到底大妈们在想什么呢?

眼神中有关不住的自信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与白纸坊街道办事处韩主任通过电话后，记者一行匆匆赶到了新安中里4号院，见到此次在巴黎秧歌表演的大妈们。当记者随着文教科魏科长，一走进那间不大的屋子，等候多时的大妈们就向我们聚拢过来，6张喜气洋洋的笑脸完全看不出她们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大妈个个化着淡淡的妆，穿着鲜艳而得体的服装，挺着胸，昂着头，讲起话来也是干脆利索，显得那么爽朗。

见面后，她们第一句话就是“可来了”，细问之下，才知道还有一个秧歌表演等着她们，看来大妈们还都挺忙乎的。

不敢怠慢，访谈很快就切入了正题，大妈们也是一副老将风范，沉着应对。说起巴黎的“盛装游行”，年届63岁的祁淑兰大妈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了，这不仅仅因为她的年长，更因为有了她创作的“北京新秧歌”和她充满自信的预言才让这些大妈走上舞台，扭进“人民大会堂”，进而了跨出国门，让美丽的中国红染遍了全世界。

祁大妈几句话过后，就打开专为记者带来的像册，像讲故事一样讲起她们在国外的见闻和感受。她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就说我这张化妆的吧，当时觉得特不好意思，别人都是化完妆，才上镜，那还都是明星，我到好，还没等化好，就被她们给拍了，还是一张老脸——”刚说到这儿，祁大妈就被大家的七嘴八舌给打新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有的说：“那是我们在努力给他们一个最美的形象，让他们永远记住我们，我们精心化好了，才能扭得有劲呀!”有的说：“我也有这么一张，如果有报纸给登，我就上，老，怕什么，我倒想让更多的老太太看看，我们的脸老，心可不老，那才是最真实的我们，要不怎么会让咱们当代表表演呢

她们说话时，那脸上的神气劲儿就连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些自愧不如了。祁大妈没有吭声，但从她的眼中，找读到了那份声信，上是“盛装游行”文化年这种形式让耳顺之年的老大妈带着年轻人的自信，跨出了国门；即使在国外的土地上，她们也坚信自己已把中国最美的形象留在了法国，留在了那个浪漫之都。

学会了用微笑与世界交流

边聊边翻看着那些对她们来说犹如珍品的照片，忽然不知是谁指着一张照片说：“看！这多像一张英雄救美图呀”，原来是秧歌队的杨凤云大妈和一名法国警察的合照，她们的话题就义来了：“这儿我可得说说，这样的照片，在中国恐怕不会有，我觉着中国的警察应该向人家学学，不要太严肃，你看人家法国巴黎的警察特别和蔼，总是笑迷迷的，还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他们跟街头的任何人都会点头微笑，还让我们问他们的警车来拍照，也特愿意和我们拍照”。

又一位大妈接过了话茬，“中国现在强大了，与其它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除了政府间的交流，我们百姓也可发挥作用。国外的人们太热情了，我们就觉着，不对他们笑，我们心里不安，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了，可那些在中国的老外好像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这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以前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今后我们会注意，还会把它当成社区建设的一部分，不断推广下去。”

耳边听着秧歌大妈们的叽叽喳喳，我不禁想到人们常说的，住在天子脚下的百姓三句话就上了政治题，看来这真不假，他们已把评论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是把自己看成这方热土上真正的主人，她们认识到自己这一脚出去，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了，大妈想展示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想要让外国人真正了解我们的精气神儿。我们的政府在国际上展示着自己的形象，

我们的警察，甚至市民，都要建立这种意识，要容易亲近，要面带微笑，各媒体已有太多的报道，要向世界宣传真实的中国，那就让我们也多做一些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多与他们接触，用微笑来跟别人交流。

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次跨出国门的经历，已让大妈们有了外宣工作的意识，我们不仅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如果能让更多的人们都走出国门去，感受一下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思想撞击，我们的国家或许会与世界的距离更近。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可以少一些误解，多一些理解，就让人们用微笑，用脸与脸的相贴：心与心的相碰来沟通吧。

让美丽成为我们共同的权利

“出了国门，见了世面，回到家里后，对此行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当问到这儿时，大妈们对望了一下，似乎是达成一项共识。一位大妈说，“要说最深的还是那里的环境。你看看我们这些照片里的蓝天?就跟明信片上的一样，他们的天就是那么蓝，我们的白色羽绒服穿几天，都不觉得脏，到处都是那么干净，我们的北京还需在这方面努把力，以前认为北京的环境已有大的改变了，出去一看，知道了距离，我们一定要加把劲，用我们扭秧歌的力量来帮助改善北京吧”。

“还有在法国，随处都可看到100多年的房子，尤其是塞纳河的两边儿一栋一栋的，颜色都不一样，可就是那么漂亮，而且还挺现代的。不知为什么，他们的那些房子上就不会到外写着‘到此一游或其他乱写乱画的。在我们国内，即使在新盖的建筑上，也少不了人们的乱写乱画，这真是不好。2008年就要到了，举办奥运会时，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会不会也能提高些素质，让咱们的北京变得更美，还有学会保护我们的文物。国家卫生改变一下，不要只宣传却不管效果”。

秧歌队的漂亮领队王旗大妈当天还穿了一件红艳艳的中式小褴，样式很时髦，她说这次经历将成为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大亮点，随着眼界的打开，她已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在发生着变化：

“以前老看报纸，说人家国外的人们穿衣服特花哨，街上看上去都是五颜六色，老太太穿得更是鲜艳，这次出去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倒感觉他们的衣服怎么变得没色了，我们倒穿得特别艳。红色对襟的中式马甲，红色的裤子，袖口、裤口上都缀着白色的毛毛边，还有白色的羽绒服，在那里太显眼了，巴黎好像在过中国的节日啊。尽管看到有许多人穿着中国唐装，但他们对真正的中国服饰的了解已过时，我们也对他们缺乏了解。咱中国人不再只会穿红着绿，我们中国妇女更不是一到四五十岁就孩子一大帮，围着锅台转的老妈子。”

是啊，大妈们的生活变了，思想也变了，她们跳秧歌，参加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为强身健体、丰富生活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入学会了沟通，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外面的世界。她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小天地，她们希望感受到国家的前进，也有她们的付出。这一次在巴黎的表演，让她们找到与世界人民建立友谊的桥梁。

有了这样的信念，大妈们普通而平凡的生活一夜之间变得生动起来，我想这也是白纸坊街道办事处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充满生机的原因吧。当记者与白纸坊街道文体协会秘书长魏葆红谈起时，她情绪饱满地说，“法国之行回来后，白纸坊领导深受鼓舞，并将们《京新秧歌为代表的群众文化活动要有新发展》写入了2004年的上作计划之中，”这充分体现了白纸坊街道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大妈们刚回国，就接到了来自全同各地十多个省份、二十多家单位打来的电话和邀请函，在表达对大妈的敬意后，特别邀请她们去各地当教练。

这些秧歌大妈们并没有高深的外宣理论修养，她们凭的只是自己满腔的热忱和拥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但仅仅是一次走出国门的经历，仅仅是将她们作为强身健体的北京新秧歌扭出了国门，就让她们的思想有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不得不归功于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同时也让记者意识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所具有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她不仅可以超越时空，她甚至会化解误会，酿造和平。今后，尽管我们在对外宣传道路上，还会面临许多困难，还会继续苦苦追寻对外传播的真理和途径，但我们已看到了前方的灯塔，它会指引我们走得更远、航行得更稳……注：本文照片由北京宣武区白纸坊街道办事处提供

责编：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