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舟

当我赶到位于西直门的王宅，他正在收看有关9.11事件的早间新闻。他边看电视边对我讲，中国国际法学会拟于近日内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探讨美国的反恐怖行动会引发什么法律问题、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的采访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从教师到外交官

王厚立于1930年出生在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全家撤至上海。1948年，他考入著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民光社”，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后，他于1949年9月奉调北上，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继续学习。1950年3月，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他成为该校教师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

王大使回忆说：“我在法律专修班上课时才21岁，台下学员基本上都是县级法院庭长级以上干部，年龄都比我大。当时，由于新中国法律体系刚刚起步，没有现成的法学教科书，我们就向在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和中央政法部门的老前辈请教，并参考中外法学资料，以集体的智慧自编教材。”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全身心投入，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教学能力，而且使他掌握了大量的法学基础知识，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3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及法院组织法的起草准备工作。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在朝鲜战争中被击落的美国间谍飞机上的间谍人员，他被指定为首犯阿诺德上校司令官的辩护人。次年，北京司法局律师筹委会聘他为律师。1956年～1958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进修，并参与教研室和法院工作。1961年，被调入外交部条法司，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国际法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王大使介绍说，国际法是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各种国际关系准则的总和。世界各国都把国际法视为服务于对外政策及进行国际合作与斗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它是外交人员的必修课。

条法司是外交部的专业司，负责处理外交事务中的条约和法律问题。在“文革”中，法制在全国范围内遭受严重的摧残，条法司被撤销。我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外交部恢复了条法司的建制。

王厚立曾在条法司工作近30年，边实践边学习，不断积累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国际法专业的行家里手，1984年担任了该司司长。其间，他曾参与或具体负责处理多起重大外交法律事件及双边谈判。例如，他参加了1964年、1969年～1978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办理过涉及中美关系的“湖广铁路债券案”(1979年～1987年)、80年代中日之间“光华寮案”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的法律问题。在多边外交领域，他经常出席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举行的会议，参加多边谈判，参与国际立法活动，并处理大量与法律有关的案件。

王大使说：“随着我国对国际事务参与度的提高，国际法在外交事务中的运用会越来越广泛深入，条法司在外交部的地位也愈显重要。目前，各国都非常关注关于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斗争异常激烈，最后的落脚点将是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准则的调整和修改。我们既要认真维护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又要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努力。”

卡扎菲单独接见六次

1989年，王厚立出任驻利比亚大使。利比亚是个神秘而独特的国度，其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国际风云人物，加之上年底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洛克比空难”事件，因此，这一使命对于他来说并不轻松。

王大使介绍说：“利比亚是个较为封闭的社会，对新闻媒体控制很严，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很少对外国人谈论国家大事。卡扎菲一般不单独接见外国使节，而他却单独接见我六次，这在外交使团中传为佳话。他为什么要见我呢?主要是我国的国际地位决定的，当时利比亚正因‘洛克比空难事件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他希望得到我国的支持。此外，该事件含有许多法律问题，他知道我是个法学家，想听听我的意见。”

对于卡扎菲其人，国际上流行着种种说法，而王大使如是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沉稳，健谈，兴趣广泛，语调平和，有时还带有幽默感，这与他在大型集会上那种挥舞拳头、声嘶力竭讲话的形象判若两人。我曾向他坦言，与其说‘洛克比空难事件是个法律问题，倒不如说是个政治案件；美英的真实目的不只要利交出两名嫌疑人，还要利明确承诺终止恐怖主义活动；除采取法律手段外，还须从政治上考虑来解决问题。对此，他耐心倾听，并频频点头。我与其建立起来的这种特殊关系，有助于中利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接着，王大使饶有情趣地说：“我与利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尤其与主管外交事务的官员往来频繁。别国大使要见利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办事处秘书(外长)蒙塔赛尔很难，而我可请其全家来官邸吃火锅。有一次，我去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办公室，谈及我国拟竞选某国际机构理事会的成员，他即刻把国际司司长招来，当面下指示——马上与前方联系，请其与中国代表密切配合。”在王大使离任前夕，卡扎菲指派利全国人民大会总秘书(议长)苏萨阿从400公里以外的锡尔特赶来为王大使饯行。1995年蒙塔赛尔外长访华时，他当着已离任的王厚立的面对利驻华大使马迪说：“你在北京要与王大使经常保持联系，王先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可见，利方对王大使是多么看重和信任。正由于王大使的出色工作，国内把其任期一再延长。

日子过得很充实

王大使于1994年10月离任回国，当年年底办理了离休手续。之后，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设计为两大部分：第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微薄之力。现在，他是外交部的法律顾问、中国哈萨克斯坦勘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外交部机关党委委员和某些院校的兼职教授，工作任务和社会活动还不少，有时日程安排得蛮紧的。第二，用尽可能多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和休闲。只要不出席会议或没有出差任务，他经常偕老伴王玉书爬山、游泳和散步，以增强体质。他颇有感触地说：“我离开工作岗位后，没有丝毫失落感，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

在翻看王大使的影集时，我指着一个与他们夫妇合影的少女发问：“她是您的孙女吗?”——“不，她是接受‘学子阳光——宏志班基金的学生谭玲，家住石景山区，现在北京第二中医学院读书。”此时，王大使夫人把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寄来的“结对通知书”拿给我看。王大使说：“我祖父是前清举人，弃官执教，布衣蔬食终生。家父受过高等教育，在银行干了一辈子文书。前辈未留下什么有形资产，却留下一份无形资产——要自己奋斗和仁厚侍人。我对待小玲如同自己的后代，不仅要资助她上学成才，更重要的是指导她如何做人。”

三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收获甚丰：不仅丰富了国际法知识，且再次领略到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爱国、正直、纯朴和善良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