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王成

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书中，对《茅山志》的编纂及各代版本进行了较详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谓："此书实即张天雨所修，刘大彬窃取其名而已。"《道教大辞典》中"张雨"条、《道藏提要》中"茅山志"条等也都纷纷引用了这一结论，认为《茅山志》的作者是张伯雨而不是刘大彬。而《正统道藏》收录的《茅山志》中却清清楚楚著有"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那么《茅山志》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书中是怎么说的，《道藏源流考》附录一云：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二另著录张天雨茅山志十五卷。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五云：张天雨，字伯雨，钱塘人。尝屏居修茅山志，因号句曲外史。刘大彬志元原刊本明永乐及成化重刊本皆为十五卷。吴全节序，刘大彬叙录，胡俨序亦皆云十五卷。正统道藏本则析为三十三卷。又胡俨云元原刊本张伯雨所书。盖此书实即天雨所修，刘大彬窍取其名而已。此志详审而有条理，非通常道士所能为也。"

从以上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陈国符先生之所以说《茅山志》作者是张伯雨而不是刘大彬，其主要的依据有以下四条：1钱大昕《元史·艺文志》中收录有"张天雨茅山志十五卷"；2背苫《杭州府志》有张伯雨曾修《茅山志》的记载；3焙俨序中有"元原刊本张伯雨所书"；4薄睹┥街尽废晟蠖有条理，不是一般道士能够编写的。下面我们来逐条分析考证一下。

一、钱大昕《元史·艺文志》中收录有"张天雨茅山志十五卷"

陈国符先生认为，《茅山志》元刊本以及后来明永乐和成化年间的重刊本皆为十五卷，而《茅山志》中吴全节序、刘大彬叙录和胡俨序中也都谈到原《志》是十五卷。因为《正统道藏》版式有定规，每卷字数不能超过一定的定额，因此《茅山志》在收录入《正统道藏》之时又进行了重新分卷，由原来的十五卷划分为三十三卷收录入《正统道藏》。既然《茅山志》原为十五卷，而《元史·艺文志》中又录有"张天雨茅山志十五卷"，那么《正统道藏·茅山志》三十三卷的作者自然就应该是张伯雨了。但是陈国符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中不但收录有"张天雨茅山志十五卷"而且同时收录有"刘大彬茅山志三十三卷"。前面已经说过十五卷《茅山志》和三十三卷《茅山志》实际上是同一个版本，只不过是收录《正统道藏》时根据《正统道藏》的版式需要才进行重新分卷的。既然是同一本《茅山志》，为什么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中要二次收录，而且一个作者是张伯雨另一个作者是刘大彬呢?张伯雨与刘大彬是同一时代人，而且又同为茅山道士，他们不可能二人同时同地撰写出二个版本《茅山志》，即使他们真的撰写了二个版本的《茅山志》，那么这里也不存在陈国符先生所说的剽窃行为。这里唯一的可能，就是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的编录过程中同时看到《茅山志》的十五卷版和三十三卷版，以为《茅山志》有二个版本，便一同收入《元史·艺文志》。因为收录《正统道藏》三十三卷版，著有"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便有了《元史·艺文志》中的"刘大彬茅山志三十三卷"。而十五卷版上又有"张伯雨书"字样，于是钱大昕便在《元史·艺文志》中又录下"张天羽(小误：应为雨)茅山志十五卷"，但这里的"张伯雨书"并不代表编撰的意思，而是书写的意思(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到)。

二、成化《杭州府志》有张伯雨曾修《茅山志》的记载

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五记载有"张天雨，字伯雨，钱塘人……尝屏居修《茅山志》，因号句曲外史"。事实上张伯雨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编修过《茅山志》而有句曲外史这一称号的，他的句曲外史这一称号是他的朋友兼老师赵孟瞓为他所起，这一点在刘基撰《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中可得到证实，"赵每以陶弘景方雨，谓雨曰：昔陶弘景得道华阳，是为华阳外史；今子得道于句曲，其必继陶，后乃号雨为句曲外史。雨遂自居曰句曲外史，四方人称之曰句曲外史。"但有一点就是张伯雨确实参与了《茅山志》的编撰，同时参加编撰的还有赵孟瞓、虞集等。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如果说凭这一点就说张伯雨是《茅山志》的作者，那么同样参与《茅山志》编写的赵孟瞓、虞集岂不是都可以说是《茅山志》的作者了吗?

三、胡俨序中有"元原刊本张伯雨所书"

胡俨序中是这样说的："茅山旧有记而志则始於嗣宗师刘大彬，故元时所编集也，又外史张伯雨所书极精洁"。明江永年在序中说："旧志编自前元宗师刘大彬，传于翰林承旨赵孟〖FJF〗瞓，赞于大学士虞集，书于华阳(小误：应为句曲)外史张伯雨，世称四绝。"从以上两则序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元原刊《茅山志》是由刘大彬编撰，而其中"上清四十五代宗师传"和"上清四十五代宗师赞"二部分则分别是由赵孟瞓和虞集撰写的。而文字书写工作则是由张伯雨来完成的，这一点在《六砚斋笔记》中可以得到证实。《六砚斋笔记》卷三云："在书法方面，张雨是早得赵孟瞓之墨妙。他所写刻的《茅山志》就是典型的赵体字，并为世所称。"在这里陈国符和钱大昕犯了同样一种错误，就是错把"张伯雨书"中这个"书"误解成了编撰的意思。如果说这个"书"是代表编撰的意思，那么前面二则序录中"编自刘大彬，书于张伯雨"之说就根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说"元原刊本张伯雨所书"，只能说明元原《志》是由张伯雨书写的。

四、《茅山志》详审而有条理，不是一般道士能够编写的

由于张伯雨在元时的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素有"精诗、能文、善书、工画之名声"，是一名多才多艺的道士。因此陈国符先生便认为只有张伯雨才能编撰出这么有条理的《茅山志》。事实上作为一代宗师的刘大彬也不是泛泛之辈，虽然在文学界的声望没有张伯雨高，但作为一名道士来说，他在道教界的影响力却远在张伯雨之上。他不但被元室赐封为"洞观微妙玄应真人"，而且还是张伯雨书法教师赵孟瞓的传度之师，虞集在《跋赵承旨书高上大洞经》云："近世吴兴赵子昂……尝亲受诀于刘真人"。陈兵在《元代江南道教》一文中曰："刘大彬集撰《茅山志》33卷，搜集茅山历代文史资料甚富，犹表现出茅山派道士长于撰述的传统"；"茅山派道士杜道坚深于玄理，撰有《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释《老子》，《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释《文子》。"也就是说茅山道士中除了张伯雨之外，还有像刘大彬、杜道坚等一大批长于撰述的道士。换言之，就是刘大彬、张伯雨、杜道坚等都不是一般道士。因此单凭张伯雨在文学界的声望，便断言《茅山志》的作者是张伯雨，也是不切实际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茅山志》的编撰过程。吴全节在《茅山志》序中说：

"至大庚戌予以祀事至茅山，因阅其山之旧志遗阙甚多，尝次语之四十四代宗师牧斋王真人，未几真人传真，山志无所闻，後五年复祀其山，又以语之嗣宗师刘真人，十又三年为泰定丙寅，天子用故事醮其山予实代礼。始获观其成书，凡十有五卷，自汉晋而下及齐梁唐宋之书搜括无遗。"

刘大彬在《茅山志》叙录中称：

"句曲有记尚矣，宋绍兴二十年南丰曾恂孚仲，昭台道士傅霄子昂修山记四卷，所书山水祠宇，粗名号而已，考古述事则犹略焉，大彬登坛一纪，始克修证，传宗经录，又五载而成，是书凡十二篇十五卷题曰《茅山志》"。

从以上二则序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茅山志》编撰的发起人是集贤院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吴全节在至大庚戌年(1310年)来茅山为皇室做醮事之时，看到由傅霄撰录的《茅山记》四卷，觉得旧《记》遗缺很多，便提出让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修编新《志》，但王道孟在接受任务不久就传位与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因而没能着手修编新《志》，一直到吴全节在延佑二年(1315年)再一次来茅山之时，重新又把修编新《志》的任务交给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至此《茅山志》的编撰工作才真正启动。刘大彬同众弟子经过十年收集整理，在泰定甲子年(1324年)完成了《志》书初稿，并在同年征得集贤院大学士赵世延为之撰序，吴全节在泰定丙寅年(1326年)来茅山之时看到了《志》书初稿，并在次年即泰定丁卯年(1327年)春为新《志》撰写了序言，又经过五年时间的修改与完善，终于在天历元年(1328年)完成了《茅山志》的编撰，并由刘大彬亲自为新《志》撰写了序录。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考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元版《茅山志》的作者是刘大彬而不是张伯雨，但张伯雨在《茅山志》的编撰中也是功不可没的。确切地说《茅山志》是刘大彬同赵孟瞓、虞集、张伯雨等众弟子大家共同合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