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恩

经过时间的琢磨，岁月变得平静如水，而那令人心酸的一幕却在脑海中总也抹不去……今年寒假没有回家，我在学校的保卫部找了份临时工作。工作不累，只是看大门。大门口有根人工控制的链条，控制着学校车辆的出入。汽车一到校门口便开始鸣笛，如果是本校的车辆便按一下按钮，放下链条，使其进入校内；若不是本校的车辆是不允许入内的，要入内也必须登记。因此与其说看大门，不如说看按钮。来车揿下按钮，放下链条，没车撇下按钮，升起链条。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着包袱、提着皮箱欢天喜地的回家过年，内心也难免有些酸楚。今年春节我不回家了，我将一个人面对值班室的四壁来度过合家团圆的日子。但又一想：不回家也可以，一是因为路途太远，坐火车太受罪；二是路费还挺贵。因此最后便自我解嘲道：“不回家过年也挺好的，这不，最起码我还找了份工作。”

一开始工作，觉得十分新鲜，车辆都必须经过我的“允许”才能入校，还真有一些“成就”感，看见来车了，准进的便按一下按钮，车便从落地的链条上驶入。若没车，便把链子升起来。第二天，我值班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人倒班)便遇到了麻烦。一辆出租车驶到学校大门口，按照保卫部的规定，出租车是不允许驶入校门的。因此我没有放链条，出租车一直驶到链条跟前，由于链条高高地升着，它是驶不过去的，便在链条跟前鸣笛，足足鸣了十几声。我还是没有给放下。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穿军装的人，他冲着我吼道：“你有病?我是这学校的，快放下来。”看那架势，像要吃人似的。我也不敢怠慢，便放了链条。谁知无巧不成书，我刚放入出租车，便被保卫部治安科的副科长给撞见了。等出租车走远之后，副科长便来到我的值班室。我想这回完了，他可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果不其然，他低着阴沉的脸，劈头盖脑地吼道：“你有病?我明明白白给你们讲了‘出租车不可入内!”那样子比刚才那位还凶。他本来就一张阴郁的脸，这一扭曲，更难看了。“我……”我刚想开口解释，他便又吼道：“你什么你?你这是玩忽职守，你这是擅自专权，我扣你工资。”听那口气，我像是犯了什么大罪。我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确有“病”，“病”就病在我是个临时的打工仔，我是他们的出气筒。他们谁心情不好，谁有气都可以向我吼。这时，低头、沉默是我唯一的选择，我的心一阵酸楚：若回家过年，这时，爸爸、妈妈一定在给我做美味佳肴。我强忍着，没有让那不争气的眼泪落下。过了一会儿，副科长见我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出够了气，一拂袖子走了。

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三个按钮。一切都那么静，静得可怕。钟表焦躁的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我陷入了迷茫。我至今也不知道，副科长为什么不亲自把那辆出租车叫住，拉着那个穿军装的人来理论。是为了不使穿军装的难堪?还是根本不敢惹他?我甚至怀疑：副科长在教训我的时候，内心也许是十分高兴，因为我没有太难为那个穿军装的人。

经历了这件事，我变得乖多了。我学会了别人进值班室时，赶忙起身，笑脸相迎，“请进，请进，”别人离去的时候，起身送行，并恭敬地说声：“您慢走。”我自己有时也诧异：我还是不是“我”?从前的那个“我”哪里去了?慢慢地，我学会了里外应酬，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太虚伪?我是变得成熟了，还是变得世故了?是适应环境了，还是学会了奉承?

人们都说，社会是一条河流，任何一个有棱有角的物体，都会被这条河流冲刷得圆头圆脑。我不知对不对，但我却深信：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学会了算计，喜欢八面玲珑，总是件很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大学时期，正需要确定道德基础的时候。

(新疆石河子大学：大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