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

我是1965年夏末随“四清”工作队进的北京郊区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我那年23岁。有一天大约已到岁末，山区寒风四起，我一个人从村东到村西忙着发动群众，迈着快步甩着胳膊，居然走出一身汗，摘了帽子拿在手里过过风，就觉得右手食指有点胀，其实走道儿甩手，两只手都会胀鼓鼓的，不过这次有点异样，用右手大拇指抠抠右手食指关节，咦，不好，有个小小的疙瘩，外表看不出来，不用手使劲找，若有若无还真发现不了。当时没在意，坐在老乡家炕头上聊天，坐在队部开会，手不再甩，也就不再胀，也就觉不出有什么异常感觉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受大队指派，在一位老贫农陪同下，穿过燕山山脉的老峪沟，搞外调。一天走了80里山路，查证本村一漏划地主。

甩了一天手，这时候忽然发现，前些日子，那个忽隐忽现的小疙瘩，经这一整天甩手，大了起来。唉呀，不好，别是长了什么东西，心里挺别扭。忙完了工作，再开动双腿，又翻山越岭回到我住的村里，交待完工作，回到住所，仔细给自己诊断。这是一个小瘤子，已有半粒黄豆大小。急也没用，观察观察吧，医学知识我还有一点，不像是恶性的。

白天工作一忙倒没觉什么，晚上自己回屋，灯下仔细观察，越看越怕。唉，想不到年轻轻的还没满24岁，怪病缠身，要是……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往下想了。

“文革”开始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接着就雨骤风狂，动乱不已。我也身不由己卷将进去。食指的肿块倒淡漠了，一拖再拖。其实我是讳疾忌医，不敢去医院。周围都天翻地覆了，管他什么肿块呢。就这样一拖就是三年，也没见全身恶化，是癌症也不可能是最恶的一种。

到了1969年，下达了战备令，我觉得要打仗了。我想，趁打仗之前，上一趟医院吧，能治就治，不能治，国家都面临危机了，我手指头算个什么呢?

一天我鼓起勇气去了合同医院，挂了号，一位老医生叫我进屋。这位大夫颇有儒雅的学者风范，只是一脸的愁云，双目无神。他愁眉苦脸地拿起我的手一看，立刻做出判断：“血管瘤。”就不再说话了。我头一次听到这个名称，顾不得体面，急着问，是什么性质?一听问什么性质，老医生流露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惨相，半天没说话。在这空气仿佛凝结的时刻，我的心怦怦地跳：“您说吧!”他似乎醒了过来，“哦，良性的。”我放下了心，但还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问能不能请他做手术。他拿起我的手，在我手指上比划了一下，说要做一个90度的切口，也就是一横一竖交汇点不出头儿。但是，他抬头望了望我说：“现在医院要战备，也可能转移，没法手术，你自己留意不要让它破了!”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好吧!我只好走了。

仗没打起来，日子还那么过。虽然业务上基本没任何进展，倒是这血管瘤，还那么令我难堪地长在手上与日俱增。

后来我又带着它去了干校，也没耽误我喂猪，也没耽误我挑秧，只是插秧时，我的秧子总爱往水上浮，原因当然是我食指肿大，那秧穴一大就留不住秧苗了。

从干校回来，我又去了那家医院。一位戴眼镜、东北口音的小伙子，草草给我一看就说：“我给填个手术单，后天下午来手术。”我看他比我还年轻，也就二十多岁，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心想你看好了吗?但嘴上只说了一声：“不住院吗?”他头都没抬：“门诊!”意思是让我快离开。

隔天下午，我拿着单子找到他。还真行，敢做敢当，他很麻利很热情地把我领进一间手术室，让我躺下，用皮筋把手指箍住止血，他又去消毒，然后让我把手伸出，问要不要盖住脸。我说：“大风大浪见多了，这小手术，盖什么脸，招呼吧兄弟!”他笑了，不过他拿起刀子比划来比划去，不知怎么下手。我记起了老医生说开个90度口子的话，就用左手悬空在右手指上比划一下。他笑了，对，就拉个弧型口，还有创造。干净利落，10分钟连开带拉带缝，我们边聊天边干活。那时谁家都没电视，他不认识我，倒成全了我和他无拘无束地聊。聊完了天，手术也完了。他送我出门儿，又招呼下一位。我感慨万千地走出了医院。

常言说，姜是老的辣，可是别忘了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么一说呢。过了几天，一拆线齐活儿，至今不在阳光下仔细看，几乎看不出刀痕。右食指经过多年磨难差不多又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