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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柔肠科学魂

2000-06-14钱定平

书屋 2000年7期
关键词:科学文化

钱定平

你,你的哀愁,你的欢乐,

你的遐想,你的雄心,你感觉自我,

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下面一堆东西的活动而已:

一大群神经细胞和同它们联系着的分子!

──F.克里克(英国生物物理学家)

岳麓书院的“霜冷话语”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百年寂寞,先后请了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位先生登杏坛而发大响。笔者是漂泊异国他乡的湖南人,不过像一位法国诗人说的,世界太老而吾生又晚,失去机遇躬逢其胜,只剩得两个美妙题目在耳边余音袅袅:《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和《艺术经验的转化》。我都有兴趣,特别是余秋雨先生讲的第一个,更招人惹人也可以显出何谓“夸人”(《文中子·事君》:“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不过,正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首先得站在千禧的大门口,回首伫望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全景才是。我就望了深情一眼,却感到那里缺乏的是科学中的人文内涵,人文里的科学灵魂,许多人生好戏、文坛闹剧,都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一点,如果两篇演讲连小扣都没有扣一下,那岳麓书院庙堂再大,恐怕也会显得大而无当。

余秋雨先生本人也“认真地鸟瞰了一下”,不过舍中国而远趋新加坡。那次欢会还出了一本书:《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不知何时先生成了桥梁专家,大炒现饭,还是凌空架起那“四座桥”。但先生缺乏理工科的起码逻辑头脑,所说四样东西像岩洞里的蝙蝠配戈壁的芨芨草,划分依据混乱,不成体统,这早已有人指出。形象点儿说,前两座只能说是建筑桥梁的钢筋水泥,而第四座则不知所云,只有老三儿才算爬上了桥。 再说,先生以一派“文化商格”,来大谈“文化人的整体人格问题”,也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个没有科学底蕴,而又不进行反思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写的说的全是谎话,包括文章里的虚词和“人”、“口”、“手”、“刀”、“尺”等。在马来半岛最富有青蚨气的习习熏风下,余先生用最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大侃“应当把自己心底的生命的苦恼、生命的冲撞,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而“脑壳”后面,却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一点“小恶”都讳莫如深 !言行之妍媸反差未免太大。西谚云,“一个傻瓜总能找到一个更傻瓜相信他的话”。所幸的是,市场经济已经启迪民智,大大提高了全民对堕入“更傻”境地的警惕性了。

岳麓书院一场不知天圆地方的“学术”报告,新加坡一番“跨世纪”的“文化对话”,都根本没有抓住文化的底蕴。由于余先生以“桥”发难,其他人的话语、文本(姑用两个先生很喜欢的词儿)也都面有“桥”色:半空千尺跨汗漫,不知何处是桥墩?我在下文要论证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化(美术、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却是在科学的温室里受精的,都是在技术的产床上诞生的,就是在对于时空、关于物质、有关意识等等的精密研究和恢宏思考里边发育成长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文化可以叫做“加速器里的文

化”;“中国文人”要跨“二十一世纪”,当然就应该是“加速器里文化”的“说书人”。那么,要讨论“大文化”,要做批评,要谈美,还离得开科学吗?否则,上诌一篇“文化”,下讲几座“桥梁”,左来数声“解读”,右搞一场“破译”,无非全是隔靴搔痒,或向壁虚造。我这里说科学,是要挖掘文化的科学底蕴,就是科学技术对于文化内涵根本性的影响、浸润、“迂回和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姑借用弗·于连一本讨论中国文化的书名)。这里自然并不指载体,也非工具。一个会把文章写到软盘上,写进因特网的作家,依然可以没有科学精神。我当然也不是说外国文人全是科学家,只想指出这乃是一片共识氛围,一种服膺态度,一个努力目标。物理学家出身的英国文学怪杰斯诺(C.P.Snow)就曾愤怒地说,人文学者对于不亲近文学的科学家嗤之以鼻,但是,不懂科学的文学家自己不是常常伊于胡底?其实,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化的真实写照 :太缺乏科学思想和哲学反思,这两座相叠相成的莲花座。“五四”时代我们的先贤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论者常常感叹“德先生”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岂不知“赛先生”也还根本没有成为文化的“大众情人” ,于是就必然引发了一些人“失恋”中的种种精神缺损和行为失态。岳麓书院和新加坡恰恰提供了演示场地。

那么,就让这边厢的文化瘸着腿还满街乱跑么?

科学向文化进军的那个千禧

文化,本是一份稍纵即逝的缘分,还是一腔永不饱足的饥渴,又是一种经久耐用的沉淀。这种缘分有一个特点:文化沉淀来源于人本能的饥渴如此迅猛,连稍纵即逝都能紧紧抓住,而这宝贵的积累沉淀又会在不经意间就荡漾泛起。人们都有体会,有时候,一片熟悉的歌声,一缕午后的斜阳,一阵薰风,几丝春雨,就会招来皇皇一篇遐想,拖来累累一串回忆,拽出整整一个时代。于是,文化这种缘就非要精密灵巧而又随机触发的机构不可。文化缘的科学秉性,就在于她原来是由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精妙意象,一组组现代技术的精巧零件所构成的。这么说,既包括了文化的制作过程,也涵盖了文化的传播通道和欣赏机制。文化原是“建构性”的土产!

所以,文化的良种基因=崇尚思想+师法科学。

其实,这个叫今天的文化人有点儿吃瘪的公式,却早是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传统。中国的孔夫子提倡学诗,振聋发聩地发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谠论隽语。在他老夫子讲坛上,科学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荆楚才子屈原,更是石破天惊向天地、向人生、向鬼神、向历史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大质疑,不问破宇宙死不休,这样下笔才“昂昂若千里之驹”!据李政道先生说,长诗《天问》是世上最早的宇宙学,也是用几何学来解析地球形状的一部科学 !不肖的后学者以为拔着头发就能离开地面,只死背“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从辽阔太空一下子自愿蜷缩到蜗居斗室去了。古希腊时期,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睡的是“统铺”,比肩抵足。中世纪给文化一律给绑上了经院的“贞操带”,眼不窥园,足不出户了。于是经过几番几劫的反叛和反思,这才迎来了文艺复兴之春。但丁唱道:“爱,她能够推动太阳和其他星星。”这多么像东方太老师《周易》里的名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之后,自然科学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有一番“自然主义”的奇遇,遭到过一群发烧友分子超负载的挪用透支。那便是福楼拜歌唱“诗歌像几何

一样精确”的天真时代。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千禧,迎来的是科学向文化进军的大好时代,艺术形式的滔滔洪流汇合着科学底蕴一泻万里。科学精神首先在画布上渗透皴染起来。光线,不再仅仅是视觉感受,而成了画家手里一门生动活泼的物理学;几何学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空间配置,而成了画布上一座非常艺术的坐标系统。世纪之交美术革新得力于三个人:塞尚致力于引进空间的新概念;高更专注在构图的新形式;凡·高则解放了色彩丰富华美的物理天性。三个人都分别是绘画上的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凡·高在他的书信里,发明了无数描写各种细微色彩差别的名词,研究这些色彩的物理视觉效果。塞尚则把自然表现为“透视而成的圆柱体,圆形和圆锥体”。人们都说西洋对于日本画的借鉴,其实真要溯本求源,西方现代美术倒都深受中国美术精神的影响。中国绘画的神韵说,可说是现代绘画各个流派都追求和崇尚的精神。中国美术史上奉为圭臬的“绘画六法”里,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中国的“气”,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概念、一篇宏伟博雅的人文意象,是人对于自然界基本推动力一种明确生动的概括。自然的“气”如何转化为画纸上的“神”,这就是中国美术自然观察的核心,也是技术操练的要领!我很尊敬中国有的学者,他们在皓首穷经般追索着流传海外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忘了,向宇宙时时发出率真而严肃的“天问”,也是西方从中国挪用过去的又一桩尚未归还的精神财富!

总之,到了二十世纪,艺术前沿和老百姓生活一样,同科学技术,同时空质疑,已经是形影不离了。

艺术向科学索取“崭新形式”

初次涉足现代美术的青年,一定会被印象派以后花色繁多的抽象艺术搞得眼花缭乱,由迷惑而景仰。其实,理解这些流派“功夫在诗外”!现代美术,几乎每一次创新的冲动,或者模仿的休克,都来自对于科学精神的必恭必敬的理解,或者热情过度的曲解。画家手里握着的是画笔(或者仅仅是能够代替画笔的某种物件),而心里想到的却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拓扑学,“机电一体化”等等。且举一堆小小例子。一个展开的“超立方体”叫萨尔瓦多·达利欣喜若狂,创作了著名的《基督受难》;而这以后,超立方体就一举成了艺术家跨上空间“第四维”的台阶。法国画家毕加比亚作“美国裸体女郎画像”,却只画了一只汽车上的火花塞头,诱使人们发动想象,那玩意儿一经触发就会点燃色情的火花。这也就是“裸体女郎”的艺术诠注辞,或者技术说明书,两者浑然天成。所以,法国诗人阿波利奈会说,毕加索的成功在于他一辈子总是“向宇宙质疑”,我看是有点儿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科学无微不至,科学壮美寥廓,这就不能不给文化发射强烈冲击,造成深刻影响,逼她俯首、仰视,让她熠耀景从,科学家的只言片语,艺术家是创作宝鉴。怀特海和罗素在巨著《数学原理》里说:“每个个体只在它与世间其他东西的交织中才能加以理解”。于是,立体主义者等等派别的画家便把数学实验室搬进了画室,在绘画里把不同个体都搅和在一起,认为这才是物体的“崭新存在形式”。观赏者在理解立体主义的同时也要理解世界,反之也然,相互发明。相比之下,荷兰画家艾舍的图解数学概念的绘画,像那幅《莫比乌斯带》之类,倒主要只有图案趣味了。

还没有什么文化产品,比建筑艺术更会吸吮科学和技术的健康乳汁。当玻璃幕墙大肆掳掠中国大都会上空时,很少有人想到当初玻璃曾经代表过空间概念的“空”,或人文思考上的“无为”。在数学上,空的集合是空集,而空集为元素的集合不是空集。这一个个暗合于中国老庄哲学思想的空灵意象,再拌上老子说的“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等峻论,在建筑美学上获得广泛推崇、实际运用。玻璃是空,正好拥抱阳光,欢呼玻璃就是欢呼光明。香港的汇丰银行建筑是另一个样板。一爿银行应该用什么来象征和表现?且看汇丰建筑师佛斯特的推理公式:银行=金钱,金钱=运动(“钱滚钱”之谓也),运动之最=火箭。汇丰银行建筑于是就成了一台在发射台上整装待发的火箭!

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现给音乐家也带来了巨大心灵震撼,于是他们乐器上的音符也就跟着或欢呼雀跃,或俯首沉思。二十世纪的头脑不再把自然看成和谐晶莹、诸如水晶般的有机体,精密科学和精细分析揭示了什么都有着内部结构。马勒,勋伯格等人和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心灵震撼和理性认知,也从科学索取了“崭新形式”。人们听他们的音乐,发的却是科学幽思,好像看到了从混沌一团的煤炭,经过了时间的锤锻,声音的腾挪,渐渐变成晶莹澄澈的透明晶体,晶体里面蕴涵着一丛丛玫瑰似的美妙晶格,妖娆动听而又溢出言表之外。这就是交响曲!

谈美?谈美学?美学家如果不懂一点儿起码的数学还谈什么美?“惟有欧几里德才懂得裸体的美”,至理名言。英国学界泰斗罗素说:“公正地看,数学不但包含真理,还蕴涵无尚的美,一种严峻冷峭的美,恰像雕刻一样。”美学里不给这种严峻冷峭的美分一杯羹,文化老饕们会饱足满意吗?

“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从上面的一些微观艺术形象不难看出背后支撑的宏观指导思想,也可以掂量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大不同:西方文化浸透着一种发源于古希腊人的脾胃。他们生活简单,有的是时间着思辨追求,缠着反思苦恋;艺术如此醉心,文学也同样痴迷。陈寅恪先生研究过欧几里德,他说:“夫欧几里德之书,条理系统,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我想再用法国诗人布热的话来讲文学,最是精当:“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西方科学哲学巨匠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世界由“原子事物”组成,人类给它们的图形贴上了语言标签。但是,因为原子事物如何“描图”的方法非常主观,所以言辞同“原子”就无法一一对应。语言同思想之间这种相发明又龃龉、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理论,影响深远,厥功至伟。形象思维的天外飞弹,一心渴望科学思想来制导。乔伊斯为伊消得人憔悴,写就《尤利西斯》 。他把英语散文的可能元素和表达方式全都“穷尽”了,旁人除非重复他的思路历程,否则很难卒读。在“天书”《芬尼根守灵夜》 里,乔伊斯不得不进行再创新,殚精竭虑“发明”一种同音乐相似、但和思想相背的语言,例如,All moanday, tearsday,

wailsday, thumpsday, frightday, shatterday till the fear of the Law之类。这本书里莫名其妙却最为精彩的一句,Three quarks for MusterMarks(叫三声夸克,来检阅马克),马上就博得理论物理学家喝彩,并且借用其中‘夸克(quark)一词,来给物质最最小的构成零件定名,一时传为科坛文苑交相辉映的绝顶佳话。

医学、心理学更对文学艺术进行辅导、言传身教,弗洛伊德先生是急公好义到处免费出场。于是,美国作家维达尔在他的小说《迈拉·布里肯里奇》 里,就把人都看成“雌雄同体” ,颇得弗老神韵。从十九至二十世纪,对于时空神秘性的沉思追索,更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文人时尚。十九世纪的查尔斯·兰姆便说:“时间和空间最叫我困扰。”真深得屈子真传。美国现代小说家平钦就更付诸行动,迷上了对这样题材的推敲摆弄。他早期就写了《熵》,后来的成名作叫做《万有引力之虹》 。在这些书里,奇妙的想象,荒诞的情节和怪谲的数学语言进行有机合成,合成了一个魔方球。凡此种种,都叫人想到有一种恰当的物理效应,迟早就会发明一种与之相应的器件;有一种科学理论或者著作,迟早也会出现与之响应的文学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许就在等待着……

从施本格勒 的名著 《西方的没落》里,谁说闻不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说熵恒增加的“热寂”说)的影子? 在西方文学和美术声势巨大的“变形”热潮里,难道听不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用“弯曲空间”代替了牛顿力学的重力)的背光? “热力学第二定律”之重要,上面提到的斯诺先生又发话了:对于所有学者都应该像莎士比亚一样,因为这关乎世界乃至宇宙的前途!再说牛顿力学给相对论力学取代,原来有特定的应用语境,天真而痴心的文学家却采取了全盘“拿来主义 ”。在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

心》里,主人公罗冈丹眼里的世界是一团混沌不分、黏黏糊糊鼻涕似的胶体。主人公哀悼和怀念已经风光不再的牛顿力学,在那里一切都是中规中矩、轮廓清晰的刚体,一个简单美丽的公式就能风情万种地主宰一切。而现在这个“相对论”宇宙,居然存在着“扭曲变形”了的空间,在高速下“变慢”的时间,这只能让他感到一阵阵“恶心”。于是大势已去,自己这些人简直连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我们只是一大堆披枷带锁的存在物而已,自作自受,我们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存在”。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在萨特主观上的无意错位,一举让“存在主义”在文化的子宫里受了精、着了床!

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弥漫在世界文化界的一片空气,一串公式,一种氛围,一个不管分子多么纷繁复杂而稳稳坐定的公分母。如果不是这么看,又怎么能够把里尔克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解而读之?这位奥地利诗人同卡夫卡同时代,也同卡夫卡一样诡秘晦涩。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所谓“格物诗”(Dinggedicht)。他在精密“格物”的基础上,把每一桩物理个体都加以诗化,又给每一个物种一片优雅飘忽的弹性粘性,一切个体于是都存在于一个数学上的“连续统”当中。在这些“格物诗”里,一朵玫瑰,一面镜子,一只娃娃,一泓喷泉,一匹野兽,一间房间──里尔克把它称为“梦中芸窗” 的,都具生命,全有历史,皆能关联,就连呼吸也能成诗!里尔克如此热爱生命,喜欢格物,如果到过名闻世界的湖南桃花江“美人窝”,一定会写那里连虱子都是双眼皮、有酒窝的!“格物诗”是精妙绝伦的物理观察,也是美轮美奂的视觉意象。读读他的名诗《笼中豹》,就能感受到一片气韵生动,几声不同凡响 :

无穷尽走过铁栏,已把他的虎视磨损

疲倦了,对一切都已不再视听

他前面好似万千重铁栏

而万千重的背后世界早已不存

柔韧绵软的步武,轻捷强健的脚印

转着圈子愈收愈小,围绕着中心

像一场孔武有力的舞蹈

在中间,站着一个巨大的意志消沉

偶尔几次,那眼珠上的帘幕无声

会卷起,于是放进去一副图景

那图景穿透给静穆紧绷着的四肢

一直到达心中才黯然销魂……

(笔者译。见《诗可以译》,《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4月15日)

诗难懂,也难译,独有我们中国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坡仙说“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里尔克的诗亦然,小扣大响,冷艳如霜。诗人正是笔墨酣畅地执行着《文心雕龙·诠赋》里的名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其实,这里又有他深深受了“泛灵论”思想怀柔覆盖的影子!顺便谈谈诗人的创造。到目前为止,对于诗人创作秘诀的最好解释是没有解释,只有“灵感”,也就是所谓“突创”( Nisus );而对于灵感的最深刻、最华丽、最独到、最概括的阐述,却又是法国数学家庞加勒的一篇小文《数学创作》!

当然,我们感兴趣是科学对于文学深层次的浸润,而不是文学对于科学表层次的搬用;玩弄科学名词不见得就有科学精神。多年前中国有一部描写数学家的小说,隔几步路便来一段莫名其妙的数论演草式。我看就像挂在绿树上的片片枯叶,怎么也品味不出这篇小说有什么科学人文精神。不想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村,中国文化居民仍旧我行我素,以为仅仅把人生经验“映射”(mapping )到“文字空间”就是创作,不需要任何思想给输氧,或者反思来制导。

注重文化修养的科学家都一定阅读文学,但是只有深深浸透了科学精神的文学,才能引诱科学家毅然决然“失身”,去偏离自己原有的严谨轨道,为之不惜去做一趟闯荡江湖的浪子。一个文学界、翻译界令人感叹伤怀的例子,就是波伏娃的《第二性》的英文翻译,这故事听起来颇有点儿像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第二性》第一本英文的翻译者不是文人,而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帕石莱 。为了翻译这本书,动物学教授不但要在不是母语的法文世界里过关斩将,而且要深入法国和德国一大帮哲学家的恶猛林子中去斩荆披棘,而对于生活在这片树林里的一头头“凶猛野兽”,他却一无防备。最后他不折不扣为了翻译这本书呕心抽肠而死,留下了一册优异卓拔的译本。在他身后,《第二性》许多别的语言的译本都得力于他传世的英译。

共生和“文化培养基”

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里,文化和“培养基”是同一个词。这是一片华美、深刻而命中注定的语言意象。西方文化人历来有一腔鲜明脾气,我喜欢称之为“共生共栖现象”:往往是一篇佳作一经问世,大家就立刻像过节似地踊跃传颂;一个疑义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马上以解决世界难题的劲头热烈讨论;思想和情趣的沟通像是有千万条通道交流往来,艺术品位和欣赏的感染也穿过无数道经络四通八达,创作上的相互启发和借鉴更像小学生那样你我传抄……他们不是“涸辙之鱼”,但“相濡以沫”,用自己艺术的、思想的高级分泌物来相互滋润着,互相补充着,共同繁荣着。所以,如果凡·高引用莫泊桑的中篇《彼埃尔和让》,里尔克非常喜欢塞尚的绘画,而卡尔维诺曾经作过“控制论”的报告, 这就跟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人家有事没事常串门一样平常了。他们与其说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如说是一种完全共生共栖的文化生态!文化,也就是文化人的培养基!

中国的文化生态扎根于个体的“文人相轻”尖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冬天刺猬之间的关系:离远了就感到孤寒,凑近了又相互抵触!“门户之见”还只是一篇轻描淡写,“圈子”则是恰当的单刀直入。中国文人不愿自己的神笔在饱蘸墨汁的同时,也稍微蘸蘸那么点儿科学精神。同样,也很难要他们扮演共生的角色,用自己高贵的手臂去拥抱群体生态。

卡夫卡和同时代文化人的共生,是构成卡夫卡的一块部件。重要因子还有下面二者:当代科学发展作用于卡夫卡的巨大影响,卡夫卡所使用文学语言德语文学的熟悉程度。文学批评界如果没有准备这“三要素”而要“解读”卡夫卡,恐怕是太高难度动作。文学虽然天马行空,但公认的原则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小说容忍“虚构”(Fiction),小说评论却遵循“非虚构”(Non-fiction)。如果以为只要“换我心,为你心”,就能“解读”天下万事万物,而根本不用去“格物致知”,那就无异于“我思故我在”。这些作品真像是从几条狭隘“公理”出发,就推导出大块大块文章。笔者不得不说,这些“解读”的作者是用写小说的神笔来着色添彩,握着自己的“心”来挥洒自如,但这也就成了同评论主角风马牛不相关的“创作”了。且说,作者都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何妨写写卡夫卡为主角的小说?写小说无须学识,只问人生,还可以一逞其能。至于“作家解读”、“新锐批评”什么的,也都搞个人狭隘经验乃至一时意气在文字空间的映射……说得不客气点儿,如果世上真有那么多精妙的“学问”,小小环球早已“载不动许多愁”了!

卡夫卡同其他人相互激荡共振是他写作时显示屏的一座图标。卡夫卡同时代的捷克作家恰佩克,他就写过《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和《昆虫游戏》等书,很明确地表现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壮举之下的渺小和恐惧,一种精炼化、艺术化、甚至程式化了的“末世情怀”(Eschatology)。这种情怀在同时代人当中传递、激荡而弥漫,往往就成了一种正面和反面都可以应用的万能公式。所以,在恰佩克那里是万能机器人,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就成了超级甲虫,而在比利时梅特林克的书房里,还会摇身一变而成了蜜蜂(看一看他的 《蜜蜂的生活》),甚至花卉(读一读他的 《花卉的智慧》)……事实证明,文化人敢于逾越雷池哪怕一步,向其他人的领域靠近而不怕尖刺,就会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成就。深受绘画影响的乌克兰导演巴拉让诺夫,他把镜头当作独立的绘画来拍了电影《故人影难忘》(Тени забытыхпредков),作品一出就引起轰动。所以,文人们作为运行艺术的“主机”,他们之间的心灵通讯,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不同“艺术经验”之间的“转化”,两者恰好互补,正组成了阿波罗车驾下面的两个轮子,让文人可以驾雾腾云!

卡夫卡式的“变形热潮”更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清风,它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变形之怪,是深深植根在布拉格的科学传统和反传统的反思苦果,也是文人在相对论世界、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自然真相面前的一种人文杞忧。布拉格,“欧洲的魔术之都”,曾经是炼金术的中心和犹太密宗的渊薮,但是这里也生活过杰出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而且,科学和反科学有时候会披着同样华丽眩目的外衣,同样招摇过市。这样,才会在恰佩克心里顺理成章地激发机器人的幻想,也才促使卡夫卡把正常的“城堡”狂想为超自然力量的俯视狰狞。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实是现代文学里游园惊梦的常客,也是文化沙龙节目过后夜里经常性的梦魇。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在分析自然世界,分细了、微分了还要进一步肢解,于是现代文化也在分解、乃至肢解人类本身。在这里,文化受着科学莫大的精神冲击,还顺带接受精密的技术培训。如果连这些背景的基本知识都不具有,要“解读”、要“理解”卡夫卡那才是缘木求鱼! 如果真要像某些帮腔论文里说的“凿穿壁垒”,那不过是科学“凿穿”了文化人的千古陈年“壁垒”而已!

我回头来更有点儿疑疑惑惑了,现在有些大块批评文章的写家,是不是西方文化界常常警惕的“虚构写家”(fictioneer )?

世界是三维的,文艺也是三维的,有第三维的科学思想做支撑。写家们虽然虚构得天马行空,却又跳不出二维空间,奈何? 某某人“解读”就说成“某某人”的卡夫卡,也无不可;我承认理解就是逼近。但是,也要像 xy=a 那样逼近数轴,而不要像y=x2与君生别离。这逼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邦达的一本书,名字是《知识分子的出卖》。是有人在出卖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在通过自己的所谓“分析”、“解读”、“破译”等等,在“出卖”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和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

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人!

我们于是看到了两类文化人,一没有科学思维,二从不进行反思,是为中国特色。而且往往两者集于一身。皇皇大作一篇篇、一本本抛出,但由于缺损了必要的指路牌,就必然跌进“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的黑洞!与此双峰对峙的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大人物”挤了几滴自我反省,小民们便山呼万岁、顶礼膜拜。这就证明了活得实在不正常。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盛赞这种“仁义”,恰恰说明“道”之不存。当年鲁迅先生谈到中国人的“特别”之处,就曾经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其实中国人的记性比起西洋人好得远,说到底无非是弗洛伊德的“动机性遗忘”而已!

害怕反思如同畏惧爱滋,其实大可不必,反思也决不像海阔天空吹法螺那么丢人显眼。 对于自然和宇宙的亘古质疑,同对于文人自身的不断质疑,实在应该看成是一把剑的两个刃,用来解剖,也用于创造,解剖也是为了创造。思想恰像光源,既照见了暗行夜路 ,又照见文化人本身;如果文化人不愿意恶相狰狞过闹市,也当然应该照一照以便修饰仪表才是。对于夸夸其谈“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的“自我”,反思是一阵痛苦万端的“悖论”:我只反思那些不反思自己的文人。请问,我反思自己吗?答案便是

没有答案!

其实,反思更应该是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关键部件。加缪就说过:“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人”。今天的许多文人让我不禁想起“小器”二字,小器实为文人大忌。人小器有个自然科学的孪生兄弟,叫做“热容”太小。酒精的热容就小,在室温的那点儿热度下都会挥发得忘乎所以;大海的热容就大,加温到九十九度也决不会腾云驾雾飘飘然。《抱朴子》里把“器小志近”者称为“庸猥之徒”,相信是文人决不愿意与之为伍的。不过,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负情商”文化

上面说的全是文化在“智商”上的症结,下边应该看看“情商”(EQ)。看来,文化也要好好向科学的情商学习。因为科学崇尚深刻宁静,抵制浅薄浮躁。用这一条我们可以牛刀小试,观察一下近来中国文坛的某些喧哗闹腾的有趣现象。为了比较,先从几句科学情商的溢美之辞开始。杜工部诗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少有欺世盗名之心,拒绝扭捏作态之态,否则成不了大器;科学逼得你忠诚老实:“头脑像降落伞,只有张开才能起作用”。科学家要神秘的自然向他们袒露情怀,自己岂有不袒露真情事实的道理?某北欧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家乡报纸马上登出头版头条消息曰:“当年物理学不及格的人居然得了诺贝尔奖。”此公衣锦荣归时报告做得坦然诚实:“本人当年物理学不及格是事实。但是报纸还有遗漏:我的数学也是刚刚及格!”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革除急功近利之意,远离浮躁躐等之举,否则跨不进堂奥;科学迫使你静心冥思。科学要同那些以上亿光年为空间尺度,以百亿年为时间尺度的现象为伍,科学家自己岂能鼠目寸光?科学埋头于天地纳入芥子之微,还会有什么人生琐屑能够分其心志?科学整天生活在n维空间、和抽象得比真空还要稀薄的空灵透剔运算之中,怎么还会希望什么远方的鸿鹄将至?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警惕哗众取宠之念,躲避曝光露丑之事,否则修不成正果;科学硬叫你修身养性。科学知道,水银灯的光亮其实不是真正的光源,做媒体“明星”不是文人学者本分。科学总是淡然怡然悠然坦然,文化也不应该都是一蓬喧闹的轻烟似的“格格”,“追星”永远追赶不上“追心”!美国黑人歌手戴维斯不是说吗:“做了明星,反而使我在有些地方更容易自取其辱”。文人中的白马王子司马相如早就说过:“苟能修身,何患不荣?”歌德更斩钉截铁地说:“平静出天才!”这些话真应该像曼倩先生说的那样,“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

在美国工作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梅特纳,就是一个悲壮凄美的典型,她曾经给爱因斯坦称为“我们中的居里夫人”。可这个“居里夫人”可没有前者幸运。她眼睁睁看着同事哈恩领取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化学奖,领取太阳光焰般的荣誉和烫手的巨额金钱。而得奖的“核裂变”理论,恰恰就是他们两人几年前在德国的共同科学研究成果。梅特纳逃离了“第三帝国”,在哈恩这种人看来她也就逃离了荣誉。梅特纳以一个科学家的豁达冷静对待这件事,只有她的美国同事都为她忿忿不平。直到一九九六年,一个女性“好事者”赛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专著《梅特纳的物理学生涯》,才披露了其中的秘密隐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已经不能阻止哈恩掩耳盗铃地独吞诺贝尔……

文人典型的人生心态应该是崇尚自然,热爱艺术,与世无争。屈原就说过:“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骛争食乎?”英国诗人蓝朵也泱泱大度:“我不跟人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去争。自然,我爱;自然之后,就是文艺。” 各种媒体对报道对象的常备礼品是“著名”二字,热切需要此二字的人士也甘之如饴。且听大科学家怎么说,李政道先生曰:“如读者不知此人,这‘著名二字就是虚的,反之则是多余的”!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前不久有一部“十批判书”,其中有一篇肆意“颠覆”钱钟书先生之作 。揭开来看一看,原来其中仅有的可读部分却又是从别人那里抄袭而来,其文风一至如此。伯强何处?惠气安在?至于有两篇在家乡的文学杂志《芙蓉》上淌着泪的“悼词”,更是昧着良心的诛心之论。二十世纪我们尊敬的重要文学家,在他语词的炼狱里个个该杀;说是“悼词”,倒好像“赤吾族矣”的判决书。以我之鲁钝,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教授的心态,或者不如说是失态?!文章里还有一些初等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作者单单捧出语言学专门名词“语感”(Sprachgefühl),作为评判作家语言的惟一法宝,但是对这个词在语言学上的基本含义都根本没有弄懂。于是乎,文学创作和影视银幕上的胡编乱造,同这种文学批评文章的夸诞虚妄一起合奏和响,交相辉映,实在成了目前中国文坛一大景观!有时候真让人觉得,现代化三字好像也像其他星系一样,愈来愈离我们远去。因为现代化原应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提高素质的过程,而素质又由文化决定。文化如此,素质安藏?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说:“我们美国教授要他们的文学清朗、冷峻、纯洁,而且非常死气沉沉。”我们的教授们、文学批评家,则要他们的文学去晦涩、去炽热、去肮脏,再加上端在市场盘子里拼命去漫骂侮辱,否则,他们就要祭起“悼词”咒死你!于

是,世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叫平常人对文字本身产生憎恨厌恶,一是径直去憎恨文字,二就是逼人去读这种批评文章!

中国文化界、文化人俊彩星驰,不甘寂寞。文化特别想做目前还是新鲜事儿的司法诉讼的“弄潮儿”,不以正方为己任,就以反方来自诩。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已经成了文坛奇观、斯文义演。衮衮诸公其实应该读读枚乘的《七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文化似乎也该再补学一点儿气度和雅量,给自己营造一点儿清净宁静的境界。美国作家贝娄的话深中肯綮:“只有闹中取静,文艺才能有所成就”!

好了,到此我们止不住要盘根究底试问: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抽象地说,他们正应该是时代宏观形象的诠注者,他们注定是世界飞速变化的见证人。有英国勃郎宁夫人的诗为证:

如果世上还有诗人的空间

那惟一的工作就是将时代来表现

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

同“查理曼大帝”无关……

那么,他们又怎么可以漠视时空演进中的精髓和动力 : 科学技术,她的纯洁意象,从容性格,理性本色?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话说得更大器凛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说是经国而且不朽,岂有拒绝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的道理 ?

所以,每当我翻阅法国散文家蒙田的时候, 不禁都会深感他警世喻世醒世的一片拳拳睿智:“人生大忌,莫过于方寸失调”。说这话可有些儿“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是湘人,也没有在湘江边生活,对于“湘学”毫无传承,有的只是一背唐诗宋词就动辄出错的才具,居然能够吹出可以“谈四个小时湖湘文化”的超级法螺。方寸失调,莫此为甚!九天之际,隅隈多有,直觑得吾湖湘无人乎?呜呼,这也就是中国目前文化界的一大景观了,又一个不足为怪!就此关机。

(本文是一本同名书的大纲,文和书都是根据老友周启申高级工程师的启发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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